抗日战争—关于张学良西安事变的地位和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摘要：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不但毁了主战派军阀争权夺利的诡计;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正如郭冠英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
”[1]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毁了主战派军阀争权夺利诡计。
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既是国民党党魁，又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他在西安被扣，使得南京政府群龙无首、乱成一团。
在如何应对，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各派政治势力，都从自身的立场和利益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南京政府内部迅速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主战”和“主和”两派。
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主战”派中别有用心的关键人物何应钦和佯称治病屈居德国的汪精卫。
正如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2]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粉碎了国民党以何应钦为首的反蒋势力争夺权利的阴谋。
“事变”发生的当天早晨，南京就收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
下午，何应钦在他的寓所邀请党政军首脑会晤，商议如何对待西安事变？他“情绪激动，态度坚决：张学良、杨虎城劫持统帅，大胆妄为羞党国，纲纪何在！不讨伐不足以雪耻，不足以振军威，不足以平举国之愤。
西安事变的背景和影响
西安事变的背景和影响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日战争进程中，发生的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的事件。
这一事件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稳定，并对国内政治和抗日战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 背景西安事变的背景，源于抗日战争的推进。
1931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而且渐渐向其他地区侵扰。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中国卢沟桥附近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
之后，抗日战争在各个战场波澜壮阔地进行。
然而，国共两党在共同抵抗日本入侵上的矛盾和争夺依旧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加剧，互相之间的信任减少。
这也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2. 事件经过1936年12月9日，蒋介石率领军队从重庆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会晤。
蒋介石的目的是征求他们的支持，以推进南京政府的抗日运动。
但蒋介石在西安的行为却引起了张学良的不满。
三天后，张学良在会谈中指责蒋介石的独裁行为、污名化张家军队以及对民间的压迫。
蒋介石请求离开，但是被张学良扣留。
蒋介石的被扣押，使沙场上的抗日战争失去了指挥和主导者。
在张学良、杨虎城等国军重要将领的支持下，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了14天，事态十分严重。
3. 影响西安事变对于抗日战争和国家政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于抗日战争而言，这次事变造成了重要的指挥中断。
在整个事件发生期间，南京政府对抗日的行动被迫停顿，顿时陷入了无力的境地。
这在光明日报等报纸上都有着详尽的记述。
同时，事件也导致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矛盾的加剧，影响了党间的关系。
而对于蒋介石本人而言，在软禁期间被迫放弃了对于国家和国民党的完全的掌控权。
这也为中国后来的政治面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在西安事变过后，国共两党的合作渐渐改善。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携手对日反侵略，可谓是中国史上的一大奇迹。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合作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证明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矛盾和对于领袖地位的争夺，对于国共合作是危险的，并且是必须避免的。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摘要：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西安事变在历史上所起作用两个方面，论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矛盾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分析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一）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剿共”无出路，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消灭杂牌，使张学良逐渐觉醒。
在这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下促使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发展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
”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张学良和蒋介石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
张学良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介石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
西安事变简介
西安事变简介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
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３０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
之后，蒋又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
１２月１２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
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２２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
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然而我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蒋介石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
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 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
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
”张学良深知蒋介石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张学良还明确地向周恩来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蒋介石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
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西安事变
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之意义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果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毅然实行“兵谏”，扣押逼迫蒋介石的情况下爆发的。
其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背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奉命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榆关抗战后，山海关失守，同年热河抗战爆发，随后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1935年秋，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会师。
同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之后不久，东北军损失惨重，计划宣告失败。
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共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次年一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二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随后在九月中共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10月22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开始逼迫张学良剿共，在再三苦谏无果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与12月12日凌晨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西安事变后，在国际国内都有很大的分歧，在国际上，日本想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便趁机大规模侵华，美英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损害在华利益，主张在维护蒋介石地位的前提下同中共实行某种形式的合作。
在国内，广大中间阶层担心会引发更大规模内战，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介石自由，亲美英派也坚持营救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而广大西北人民痛恨蒋介石镇压抗日运动，强烈要求杀蒋。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与西安事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西安事变又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这场轰动全国甚至是整个世界的重大事件，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也不会很快形成。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与杨虎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而又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在整个事件中又是起着总策划、总执行的角色。
在这里我就在着重讲诉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一）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的思想变化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的发生，使得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子承父业成了庞大东北军的首领。
但是他走上这个职位首先面临的就是两个选择：一是不顾国仇家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在东北建立自己的军事王国；二是接受国民政府的和谈要求，服从国民政府安排统一抗日。
最终张学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毅然决然的选择当时的国民政府，宣布东北易帜，听从国民政府的安排。
张学良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选择，也是由于他在从军期间看到的或者说是感受的那种排日情绪，更是对他父亲最终结局的一种反思。
他身上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民族危亡意识。
“他的民族气节和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精神，正式他民族独立意识的深刻体现，而不搞东北独立王国，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则是他国家统一意识的体现”1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
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蛮横侵略，他一再退守，最终导致东北三省的迅速沦陷。
东北三省的快速沦陷也是张学良始终没有想到的情况。
其实张学良选择执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也有出于自己考虑。
首先他也考虑到日本对于东北的侵略不是一天两天，在南京国民政府没有正式确定反抗或者制定抗日政策的情况下，单凭东北军的力量是不足以抵抗日军的侵略。
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保存东北军的实力。
其次，自他宣布归顺中央政府以来，一直相信在统一的政府领导下，是可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
他认为国民政府颁布执行的不抵抗政策有着政府的考虑，他作为军队首领不便于拒绝。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篇文章将从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详细阐述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
一、政治影响1. 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直接导致了国共两党之间重启合作的开端。
当时国共党与蒋介石政府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张学良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擒获了蒋介石，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党都认为需要行动，避免内战的爆发。
事变后，蒋介石也开始重视国共合作，放弃了以军阀眼光看待政治活动的方式，与共产党加强合作，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两党共同抗日的团结。
2. 改革思想：西安事变的发生，促进了中国思想的改革。
在这个事件中，发生摆脱帝国主义的主张，同时也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执政中的军阀和官僚主义。
从此，“革命”这一概念开始引起大众的关注，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斗争意识，促进了国家的现代化和发展。
3. “国民政府和谈”战略：西安事变的直接影响是改变了国民政府的战争策略，即与日本列强谈判，以寻求和平解决。
事变后的皖南事变，南京大屠杀也加强了国民政府谈判的决定，这样在更好的情况下，抗战可以更好地继续。
此后，蒋介石发表了让“千万人民向敌人开枪”的著名声明，国共两党奔锋相对，共同面对日本的进攻。
二、军事影响1. 军队的调整：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军队的面貌。
首先，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和谈”，使张学良能够在其控制的范围内重新组建和部署他的军队。
而这个过程中，张学良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军火等物资支持，这使得他的军队重新取得了自信，变得更为强大。
西安事变还导致了李宗仁率领的“西府”军队与蒋介石的“中央”军队合并。
这导致了军队的合并与调整，并促使军队对于“国共合作”心态的变化。
2. 共产党对军队及政治的调整：西安事变之后，中共对武装力量的政治化更为突出，推进了“政治工作队制度”（即将独立的政治工作团队组织起来并建立与主力部队或工作机构紧密配合的制度），强化了军队和政治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影响了军队的政治思想。
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
试述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五十年前,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各派政治势力和各种人物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而张学良的历史作用不同凡响。
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爱国主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如奉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沦陷，但瑕不掩瑜，他为祖国和平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并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张学良和西安事变提到张学良，他已和西安事变让人一起想到，在我国已成为一面彪炳青史的旗帜，其伟大的爱国主义胸襟永远值得我们纪念与尊重。
1、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1936年秋冬,以西安为中心的大西北是各种矛盾的聚集地,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
8月,日本策动绥远事变。
傅作义发起绥远抗战,举国募捐与声援,张、杨请求出兵,一时,西北成了中日民族矛盾斗争的焦点。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北会师,中国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西北,这里又成了革命与反革命殊死搏斗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感召下,张、杨秘密联共抗日,形成了西北“三位一体”,构成了足以与蒋介石误国政策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蒋介石恰在这时亲临西安,部署大规模“围剿”,使联共与“剿共”的矛盾骤然白热化。
中日民族矛盾、国共两党的矛盾,联共与“剿共”的矛盾、抗日与妥协的矛盾、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矛盾等等,一时都集中在这里。
张杨二人认识到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后，虽然他们仍在表面上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并不积极围剿红军，而且前几次围剿都打了败仗，所以对蒋介石的命令总是阳奉阴违。
2、发动西安事变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邵元冲等人遇难。
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何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何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以和平解决的方式结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以下是其中几个方面的历史意义：
1.保障国家团结与统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保障了国家的
团结和统一。
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停战协议，使得内战的爆发得到避免，为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保障。
2.加强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释放了
被扣押的周恩来，开始了长时间的国共合作。
中共与国民党在事变之后逐渐加强了合作与对话，为共同抗日打下了基础。
3.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团结进程：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
合作和团结走向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
双方在事变解决后互相释放囚犯、举行谈判，共同制定对日作战方针和政策等，有效地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进程。
4.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正确领导：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
中共党内正确决策，坚持抗日战争合作大局，克服了内部分歧，展现了其作为革命党派的坚定领导和斗争精神。
5.提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西安事变的和
平解决对于提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强了交流与合作，进一步
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了全国人民投身抗日斗争。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它保障了国家团结和统一，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团结进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提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和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安事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西安事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不仅影响着国内政治格局的转变，也影响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
此次事件是由国民党内部大老蒋介石和全权代表张学良的矛盾引发的，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和历史性的变化。
本文将对西安事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并探究其中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一、事件经过1936年12月12日，北平举行抗日界联合纪念日大会，江苏省保安司令张育良代表张学良接见了南京政府派来的全国政治保卫总队前来检查驻守的部队。
蒋介石下令要求全国政治保卫总队与张学良张育良交换位置，并派了枪手前去强行实行。
不愿被拘禁的张学良及其部下于12月12日把蒋介石软禁在西安临潼附近的故宫中。
国际形势的变化、政治上的危机和蒋介石个人的野心，织成了这场举世瞩目的政治大戏。
蒋匪横行的时代，张学良无力再压制蒋介石，把他带到西安，提出许多条件要求协商。
蒋介石在软禁期间，状态异常，被迫签署了政治协商方案和经济协商方案两个协议，史称西安事变。
二、对国内政局的影响1.国共合作加强通过西安事变，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产生了共识，促成了国共合作，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明显缓解了国内政治上的紧张局面。
蒋介石发表了《为什么要抗日？》演说，提出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口号，强烈呼吁抗日救国，同时也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2.政治局势缓和西安事变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关键的事件之一，调动了国内外政治的力量。
在危局当中，中国的各方利益关系实现了平衡，最终走向了和平地解决。
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主动请辞，为共产党在北平组建联合政府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走向了良性发展，共同抗日的形成逐步朝着积极的军事联合方向发展。
3.权力结构的变化西安事变使得蒋介石重新站了起来，将他原来秉持的"政治整合"变成了"军事整合"。
把"开国元凶"军人杨虎城和代表民族中堂的张学良打趴下后，他收编了这些部队，强化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而张学良作为该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对于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张学良自身的影响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本文将从张学良个人的经历和西安事变的影响两个方面，探讨这一时刻的重要性。
首先，回顾张学良的经历可发现，他是一位具有深厚军事才能的军事家。
曾多次在国共内战中领导国民党军队取得重要战果，而他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抵御日军进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尽管张学良是国民党内的重要领导人物，但他与蒋介石在军事战略和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逐渐加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安事变的发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事变发生时，张学良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希望通过这次事变来改变国民党的政策。
他迫使蒋介石与他进行了会谈，并通过与共产党合作的方式，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
西安事变不仅是张学良个人政治抉择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事变的发生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了临时的合作。
事实上，这次临时的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临时的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对推动抗日战争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也促使了广大民众对军阀主义和专制独裁的不满，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开创了新的局面。
尽管西安事变带来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但也不能忽视其中的复杂性和问题。
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并生活在政治舆论的阴影下。
他所提出的改革建议也并未获得国民党的积极响应，反而加深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
因此，尽管此次事变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困境。
总的来说，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事变的发生不仅反映了张学良个人政治抉择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纷争。
尽管此事变带来了一些机遇，但也给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内政治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
通过深入研究和思考西安事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张学良的政治角色，同时也能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张学良被各方所逼出的西安事变
老蒋也真是脑子进水了，由于封建社会的思想余孽，还在这个时候要“攘外必须安内”，因为老蒋在对苏联进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和在与中共打交道的经历，深刻的认为“赤匪”是国民党之大敌，必与置之于死地。老蒋狡猾的利用红军的长途转移（长征），巧妙的将贵州，云南，四川纳入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为将来抗日战争进行不利的时候退守中国的大西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老蒋在这个事情上还是有战略眼光的：1932年11月，蒋介石提出：“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战时以努力经营长江流域，掌握陇海铁路为第一要旨。”1935年老蒋又采纳了蒋百里的“三阳”决战思想，赞成蒋百里的关于国防中心区建设的看法，决定未来的对日战略应将主要阵地放在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作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最后阵地。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的1936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作为中国政府抗日战争的中心战略。所以老蒋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成为疲惫之师并且仅有三万多人的状况下，力图消灭红军并且安定西北地区。而要消灭红军，就必须利用驻扎在陕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收编的西北军围攻红军，毕其功于一役。
张学良“考察”回来之后，东北军大部分被解体，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带领剩余的十万东北军驻扎在西安北面向着陕北方向的三原地区一带。
这下子，张学良有些猴急了。东北军是父亲和自己起家赖以生存的土壤，现在眼看着土壤被挖走了，剩下的部分还要和红军打仗，这不是马上就要完蛋了？
张学良不笨，所以秘密的进行活动，亲自驾机往山西联合土老帽阎老西，取得了土老帽的赞同；又飞往延安（当时还叫肤施城）见了中共的代表，秘密联合中共这个国际共党在中国的代理人，并且向中共提供了大洋和物质；双方商定于1936年9－10月间两军共同组成“西北抗日联军”，成立以“抗日反蒋”为号召的“西北国防政府”，推张学良任这个“政府”的“主席”兼“抗日联军总司令”，由中共任副职（15）。陕北中央随后向红四方面军通报了这计划的中心内容：“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然后张学良又和其他势力暗通款曲，为进行“西北联合政府”而造势；张学良的意思是组织“西北联合政府”，自己当个一把手，意欲在西北画疆为域了。就从张学良这个举动来说，根本就是打着“抗日”的大旗，行的是割据的实际，完全没有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呵呵，中共对张学良的这些做法是很高兴的：当时的中共偏于一隅，兵力小，资源少，还没有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无钱无粮，还要提防国家军队的“剿匪”，可谓危急。现在呢，有张学良来替中共分忧了。
西安事变的意义
西安事变的意义篇一：西安事变的分析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及其历史意义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西安事变是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
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
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
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
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日清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
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
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范丽红
【期刊名称】《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7(009)003
【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总页数】5页(P258-262)
【作者】范丽红
【作者单位】张氏帅府博物馆,辽宁,沈阳,11001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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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分析
浅谈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分析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自1927年，蒋介石“厉行清党”，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蒋介石“剿灭”。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蒋介石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
“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
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
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政局和军事局势的影响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政局和军事局势的影响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被国民革命军军阀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软禁在西安，要求他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剿灭，并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此事引起了中华民族的广泛关注，对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政治局势的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高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内部矛盾愈演愈烈，蒋介石面临政治危机。
由于国共两党的民族大义，在蒋介石释放后，国共两党进行了和平谈判，双方达成了《西安协议》，规定国民政府应该团结全国各民族和各革命阶级，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此事使得国民党内部对于应对日本侵华的态度逐渐趋向团结，也使得国共两党的政治关系有所缓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依然很大，而在日本侵华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并不理想，局势也渐渐恶化。
由于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和困境，共产党得以抓住机会，积极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
因此，西安事变不仅是政治局势发生变化的标志，更是中共在政治舞台上超过国共两党的契机。
二、军事局势的影响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军事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此之前，中日战争已经爆发，中国军队被迫与日本军队进行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被迫打行军转移战，这时，张学良和杨虎城等割据势力占据河南，控制陇海铁路和洛阳，制造了大量内乱。
此时，蒋介石也被迫与这些割据势力合作，维护国家的统一。
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更加加剧了国内的水深火热，影响了中国的军事局势。
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被迫将部分兵力调动至蒋介石军队的抗日前线，导致中原战场实力大大减弱，此时日军占领了一系列基地，形势十分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时显得十分脆弱，很难发挥出其应有的效果。
不过，西安事变的发生也同时促进了国民党统一战线的发展，加大了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力量，对于抗日战线的成立起了重要作用。
共产党也逐渐在国共两党中站直了脚，开始得到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西安事变历史背景经过以及影响
西安事变历史背景经过以及影响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党外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历史背景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1933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1933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1935年11月，张浩向陕北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和《八一宣言》的精神。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什么西安事变是一次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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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经过介绍西安事变是一场非常大胆的变革活动，当时张学良因为受到启发而觉得国民党的政策十分的不合理，于是屡次进言希望可以改变政策，并且暂时停止国内间的争斗，共同面对真正的敌人日军，但是蒋介石却十分的顽固，甚至还因此撤掉了张学良的职位，这样一来西安事变就发生了，那么西安事变经过是怎样的呢?西安事变经过说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张学良召集了手下所以的军队，然后说明了这次兵谏的意义和时间，这表面他已经下了非常大的决心，而他将这次事变定义为兵谏，这个说法在西安事变的经过中也埋下了伏笔。
第二天清晨张学良带领着士兵准备将蒋介石扣押，活捉后又再次扣留了许多国民党内部高官，这样一来也预示着西安事变的经过已经正式开始了。
在西安事变的经过中还曾经险些爆发武装冲突，国民党劝说无效开始向各界申请进行讨伐活动，张学良为了避免更加的冲突于是释放了蒋鼎文。
西安事变的经过同时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惊，世界各国纷纷表示十分的惊诧，之后在张学良的公馆内还进行了一场谈判，但是张学良在周恩来的协调之下，终于让蒋介石答应了停止国内争斗的条件，虽然在西安事变的经过中是他亲自扣押了蒋介石，但是在释放的时候他却要求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他被扣押在南京。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
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
”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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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02-14 10:36:00 ] 作者：范丽红编辑：studa0714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
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
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
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然而笔者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
以往史学界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问题的研究上多侧重于对中共方针、作用的研究，以及客观原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触动作用，而忽略了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论述。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蒋介石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
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1]51。
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
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
”张学良深知蒋介石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张学良还明确地向周恩来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1]57。
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蒋介石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
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蒋介石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蒋介石置于死地的想法。
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蒋介石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
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
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2]217当东北军报告蒋介石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
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
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
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
可见张学良保护蒋介石的态度和诚意。
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蒋介石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
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蒋介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
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蒋介石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
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蒋介石的态度。
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
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
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变和平解决过去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但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张学良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党和平解决的主张要晚于张学良。
早在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就授意应德田等人拟好了逼蒋联共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
这八项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其中也包含了和平解决的思想，成为日后西安事变三方谈判的基础。
另外，张学良在确信蒋介石于临潼被扣时，曾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决心此时就已定下，而非25日临时的头脑发热和某些学者认为的偶然性。
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发动事变的动机和解决事变的态度。
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
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5]445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张学良从决定发动事变之始已有和平解决的想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响，此后张学良为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努力都是围绕着这种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和展开的。
四、多方斡旋，促成谈判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局势极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张学良及时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阐明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及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且敞开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共商抗日大计。
事变当天，张学良立即电邀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善后大计，继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李烈钧等中间人士和地方实力派，披肝沥胆陈述自己的爱国、护蒋的诚意，张学良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事，力挽危舟”[6]1059。
事变当天，张学良还专门给孔祥熙、宋美龄发电:“如欲来陕，尤所欢迎”[6]1057。
为促成与以孔、宋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实现谈判，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欣然允许宋美龄的代表端纳到西安探视蒋介石。
16日，端纳再次入陕后，向张学良转达了宋美龄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孔祥熙来西安的请求。
张学良旋即应允，并致电宋子文和顾祝同:“此间同仁均极欢迎，在陕安全，弟可保证，请即早日命驾，无任企盼”[7]74。
同时张学良再次致电中共，请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氛围。
张学良深知蒋介石能否转变态度，接受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
为此，张学良在事变后曾多次谒蒋，虽屡遭蒋介石的呵斥，仍不厌其烦地劝谏，希望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为防止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主战派对西安的武力进攻和狂轰滥炸，为和谈创造有利条件，争取蒋介石改变态度，张学良又请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出面，充当蒋介石改变态度的台阶，蒋介石态度由此松动。
后来蒋从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不仅同意派人持停战令去南京令何应钦执行，继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谈判。
这说明蒋介石已原则上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使谈判成为可能。
在张学良的多方努力下，从12月22日下午开始，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与蒋介石的代表——宋氏兄妹开始谈判。
最终，在蒋介石口头答应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西安事变宣告结束。
五、力排众议，坚持无条件释蒋三方会谈，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其焦点就是如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表示只有蒋介石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中央军撤出潼关，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同意了，他们也誓死反对。
当时中共和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只有张学良坚持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张学良唯恐放蒋时间再延长，发生意外情况。
因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
在释放蒋介石的前一天，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表示:“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即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2]74。
向大家暗示了要释放蒋介石的心迹。
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即张学良、杨虎城的幕僚机构，隶属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人员谈话，透露出要释放蒋介石的意图，大家再次提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均遭到张学良的驳斥。
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可以说，张学良是力排众议的。
因为在张学良思想深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促蒋反省，接受西安“三位一体”的八项主张，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7]10。
“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7]6。
并且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
”[6]1057张学良的想法显然是，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积极实行抗日，目的既已实现，释蒋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到24日上午，蒋介石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八项主张，因此，张学良自感释蒋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另一方面，无条件释蒋，也使蒋介石保全了颜面，帮助他保持了“领袖”的尊严，这无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