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金融史及其政策发展

近现代金融史及其政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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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金融史及其政策发展
摘要：“金融”一词产生于近代，但明朝中叶之后我国就已出现比较广泛的金融活动，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金融更是经历了动荡与混乱、统一与发展的历程。

回顾与总结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上的发展、金融政策及经验教训，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实施正确的金融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字：近现代；金融；发展史；政策；
一、我国近现代史上金融发展进程的历史
从明末到1949年这段时期，我国经历了封建社会的落日辉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混乱与动荡以及前赴后继的民族抗争，中国金融也经历了重大波折与艰难发展。

旧式金融机构由盛而衰。

钱铺和票号是旧式金融机构的典型代表。

钱铺产生于明代，在清代成为当时的主要金融机构，但因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未能发展成真正的银行。

票号产生于明末，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在鸦片战争后发展到极盛，但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衰败并最终消亡。

外商银行在华特权由小渐大，但最终被取缔。

由于清政府的软弱与退让，外商银行于1845年进入中国，逐渐控制了进出口贸易，垄断外汇，控制中国金融与财政。

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商在华银行的势力出现新变化，美国在华银行发展迅速。

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的特权被彻底取缔。

中国现代银行业在曲折中前进。

中国现代银行业诞生于1897年，辛亥革命后得到了很大发展，南京政府建立后逐步实现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而民族资本金融业却趋于衰落。

在外部挤压、内部争夺以及阶级斗争以至战争的影响下，中国现代银行业始终在曲折中发展。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业由无到有，并最终掌握了全国金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金融机构始创于1924年，其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壮大。

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成立，在边解放、边接管、边建行和边办业务的过程中使中国金融从混乱走向统一，从动荡走向稳定。

二、我国近现代史上的国家金融政策及其成效
自明末到1949年，我国经历了明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以及同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政府等几个阶段。

不同阶段、不同政权在金融问题上持有的立场不同、采取的政策不同，政策的成效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明、清政府的重本轻末政策、“觅商汇兑”政策、封建压榨政策
明清政府长期实行重本轻末政策，提倡和奖励农业劳动者，抑制和贱视工商业者，直到甲午战争后才实现向“农工商皆本”的转变。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战争原因清政府开始实施“觅商汇兑”政策，请票号汇兑京饷、协饷，要求票号为各省借垫京饷、协饷，为清政府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

此外，还长期实行封建压榨政策，动辄就要票号捐输报效，不时地禁止官款汇兑，一遇倒账首先考虑外国银行及大清银行的利益，对票号“落井下石”。

总的来讲，重本轻末政策及封建压榨政策，严重制约了钱铺、票号的健康发展；“觅商汇兑”政策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票号的资本实力、放贷规模、经营地域及业务范围，同时又使票号过分倚重与政府有关的金融业务、轻视商业金融业务，逐渐丧失了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在清政府倒台后很快衰败下来。

（二）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
自1845年外商银行进入中国后，清政府对外商银行的入侵一直采取退让政策。

19世纪70年代后，出于军事、政治以及兴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对外商银行转而实行退让加依附政策，向外商银行乞求贷款。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外商银行都把对华贷款作为抢夺势力范围的手段。

北洋政府时期，不同军阀依附不同的外商银行，将外商银行贷款作为筹集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

南京政府成立后，尽管对外商银行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但退让加依附政策总体上没有变动。

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首先，使外商银行轻而易举地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通过对钱庄的渗入控制中国金融，使国内传统金融业成为外商银行的附庸；其次，外商银行对新生的民族银行业进行抵制与打压，延缓了中国民族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通过不断制造金融恐慌，最终掌握了中国金融的领导权；再次，外商银行通过向地方政治势力贷款，收买与扶植军阀势力，使中国社会日益动荡与混乱。

（三）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实行有利于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
清政府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使其自身陷入被外商银行压榨与要挟的困境之中，同时也使其逐渐意识到应该创立自己的银行，终于在1897年，清政府成立了中国首家商业银行。

此后，在继续实行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
的同时，晚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支持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

比如，在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及其业务经营等问题上，给予民族商业银行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

北洋政府时期，在继续实行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的同时，也实施了有利于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较少干预民族银行业，民族银行业自主性增强，形成华资银行同外商银行、传统钱庄“三足鼎立”之势。

此外，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在发展商办银行的同时，都很重视发展官办银行及官商合办银行，但都主要出于财政需要的考虑，使其成为主要为政府财政服务的金融工具，这取得一些成效，但也积累了巨大的危机。

从政策成效上看，支持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有力推动了我国民族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一股同外商银行竞争的新生力量；官办银行的产生，客观上减少了政府对外商银行的依附程度；民族银行业的兴起直接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培养了一批懂专业、熟悉国际业务、掌握英语的银行管理人才。

（四）南京政府的金融垄断政策、对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压制政策以及法币政策
南京政府成立后，实行金融垄断政策，建立和发展了“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体系（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

同时，还对商办银行采取压制政策，把许多全国性及地区性商办银行、地方性官办银行逐步演变为南京政府控制下的金融机构。

抗战开始后，南京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商办银行的监督和检查，限制新商办银行的设立。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颁布新的《银行法》，但仅适用于商办银行，且管制过于严格。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所发之钞票为法币，实行通货贬值政策，扩大纸币发行量，继而又使其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最终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法币的崩溃；后又发行金圆券，但很快也崩溃了。

从政策成效上看，金融垄断政策极大地强化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势力；对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压制，则严重削弱了民族资本金融业，导致其走向衰落；法币
政策虽然使中国摆脱了1934～1935年金融危机，但由于把发行纸币作为筹集财政资金的主要手段，使法币丧失了货币的基本功能，大量资金纷纷逃往香港地区或国外，加速了南京政府的灭亡。

(五）革命根据地政府的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以及严格的金融管理政策
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政府严格执行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制止和打击高利贷行为，鼓励节约，发展生产与社会经济，改进人民生活，冲破敌人封锁。

实行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主要通过发展经济解决财政困难，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始终坚持按照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需要合理确定货币发行量。

在金融管理方面，一直执行严格的管理政策，主要体现在严格对私营银钱业、外汇、金银的管理以及打击投机等方面。

从政策成效上看，实行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使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避免了走退让与依附政策所带来的民族悲剧；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树立了良好、负责的人民政府形象；严格的金融管理政策，充分发挥了私营银钱业的积极性，避免了其消极作用。

而将外商银行控制在人民政府管理监督之下，并最终彻底取缔其在华特权，则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

三、近现代金融史发展的经验与其借鉴意义
从我国近现代史上看，国家金融政策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既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金融是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工具。

健全、强大的金融是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保障，而扭曲、弱小的金融无力为国家政权提供保障。

明清政府无力对抗外国金融资本的入侵，南京国民政府严重扭曲金融业的发展，最终都加速了政权的垮台。

革命根据地政府实行正确的金融政策，为最终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先进的经济思想是推进金融发展的重要前提。

中国现代金融业的每一点进步都以解放思想与树立先进理念为前提。

好的金融政策更是源于好的经济思想，并对经济发展与金融运行具有重要作用。

由“重本轻末”转变为“农工商皆本”促生了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实业兴国”口号的提出推动了中国现代
金融业的发展与壮大；独立自主、审慎严格的经济管理思想，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随着全国革命取得胜利，最终统一、掌握了全国金融。

独立自主是发展本国金融与制定金融政策的根本原则。

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对民族银行的压榨与剥削政策，严重阻碍了旧中国金融的健康发展。

而革命根据地政府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金融政策，使革命根据地政府的金融与经济得到较好的发展，为解放全中国提供了经济支持。

协调好金融与财政的关系。

财政与金融问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晚清及北洋政府都把银行视为解决财政问题的工具，南京政府则把发行纸币当作筹集财政资金的主要工具，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而革命根据地政府实行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放在首位，将财政需要放在次要的地位，充分发挥了财政、金融两种政策的合力。

正确处理官办与民办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1897年后，中国现代金融业可划分为官方资本与民商资本两大类，官办金融机构与民办金融机构、官商与民商的关系处理得当，可促进金融业、经济乃至政治的健康发展。

否则，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实际上，民商在金融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及作用，在没有民商的情况下，官商也不可能健康发展。

不论是在业务经营方面，还是在职能范围方面，都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国家既要推动与扶持官商的发展，也要给民商一定的发展机会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