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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

对公众来说，天津大学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天津大学的化工、建筑、管理、精密仪器、机械、土木等学科在全国都有着重要影响，天大毕业生以基本功扎实、为人朴实，作风踏实获得赞誉。随着岁月的流逝，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这个名字与普通百姓之间则渐行渐远。然而对教育界来说，说起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必然要提到北洋大学，因为它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摘自《天津大学章程》）。它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兴学强国的宗旨、崇“严”尚“实”的风格，更直接成为了中国大学精神的缘起。

尚“实”

“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每到广播的时间，天津大学的校园里总会飘荡起这首歌，从诞生以来，北洋人已经传唱了80年。校歌雄浑高雅，词曲作者都是当代音乐大师，一位是廖辅叔、一位是萧友梅。与同时代一些高校的校歌采用欧美曲子、请人填词不同，这首歌绝对是原创的。歌词如下：

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悠长称历史，建设为同胞。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望前驱之英华卓荦，应后起之努力追踪！念过去之艰难缔造，愿一心一德，共扬校誉于无穷！

这首校歌诞生于1935年建校40周年之际，传唱至今已经80年了。它把学校的办学理念、特色等都写了进去，特别是把北洋大学兴学强国的宗旨写了进去，言简意赅，曲调雄浑，至今已经成为学校的文化符号、融入师生校友血脉。

北洋大学的诞生是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的。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水师惨败。《马关条约》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痛彻心扉。清光绪皇帝发出《强国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图自强而弭隐患”，面向朝野征求“自强”、“求治”之策。津海关道盛宣怀也考虑，为何在甲午一役中败得如此之惨烈？盛宣怀认为：“日本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外部出使诸员及制造开矿等工亦皆取材于学堂”，“仅十余年，灿然大备”，“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才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絷长较短，断乎不能”。因此，盛宣怀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即“兴学强国”的办学主张。

盛宣怀不仅这么思考了，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做了。他积极筹划，准备筹办一所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学堂。1895年9月19日，盛宣怀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上奏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表达了“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的迫切心情。其所拟章程中规定了学堂中头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规定了学堂的办学层次是预科和本科，本科毕业后派出国留学深造；根据国家发展急需，设立了法律、土木、机械、矿业等学门，这些学科的设置，可以说完全属于“实科”；规定了管理模式为行政管理与教学、学术管理分权制；规定了教师和课程、教材均参照西方大学办理。这一份文稿实际上勾画了一副中国现代大学的蓝图。

直隶总督王文韶对于盛宣怀的禀奏非常重视，并做了认真修改。他首先将学堂名称由“中西学堂”改为“西学学堂”，摒弃了当时流行的“中西学堂”称谓，而突出这一新式学堂的特点――西学，直接起名为“西学学堂”。虽一字之差，却突出了本质区别，即按照西方模式办学的特点，强调“可以西法为宗，则造就人才，尤当以学堂为急。”这一学堂的成立一改中国数千年封建教育之传统，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

北洋大学的设置不仅名义是西学，而且在1895年创建时就规定了“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确实是开新风之举措。从课程设置上，也可以看出来这所大学已经是一所现代大学了。比如头等学堂所设课程可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基础课，如几何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例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除修满课程外，要求写作策论，也就是毕业论文。随着社会需求的扩大，1897年增设铁路专科；1898年附设铁路班；1903年附设法文班、俄文班，培养专门翻译人才；1907年开办师范科培养师资。在其早期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评”）上，可以看到法学本科毕业生要学的主要基础课：英文、几何、八线学（大约相当于立体几何）、化学、格致学（物理）、地理、天文学、富国策……北洋大学在初创时期，实已包括文、法、工、师范教育诸科，是初具综合性的新式大学。

北洋大学的创建是学校务实之举，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处处务实，不论大小，件件抓实。北洋大学创立之初，美国人丁家立被聘为学堂总教习，负责学堂的事务管理。他主管学堂长达11年，在学堂的建设发展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掌校期间，对遇到的各种事物都谋求实际解决之道。当时学生们常常有“夜聊”，结果影响了第二天的听课效果。任课教师多次批评无效。丁家立知晓后，在一个冬夜，突然进入学生宿舍查夜。夜谈的学生们听到声音后，连忙熄灯上床装睡。孰料，

丁家立挨个床去摸学生的脚丫，发现凉热不均。热的自然是上床早睡者，凉的则是夜谈迟睡者。丁家立依此查出夜谈学生，并加以严厉训诫。从此之后，宿舍内鲜有夜谈之人。

北洋大学的创建带有“实”的基因，那么其所培养的学生，则明显传承了这个基因，并且带入了各项工作中。他们在各个岗位上重实际、谋实招、出实效，踏踏实实地为国家民族作着自己的努力。

筹款有了着落，曾养甫即着手物色人才。经多方了解和慎重考虑，决定聘请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系、曾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的茅以升博士来担任桥梁设计和建设主持人。

钱塘江大桥作为我国东南的交通枢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而造桥开始时，遇到种种困难，步履维艰，曾养甫请茅以升去南京，对茅以升说：“我一切相信你，但是，如果桥造不成，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在你后头跳！”茅以升听了，一言不发，匆匆赶回杭州落实造桥计划。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创造了沉箱法等施工措施，终于，使建桥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崇“严”

对于北洋大学的学生，除了实之外，还有对母校更加难以忘怀的印象，就是“严”。这个“严”是由于成立之初兴学强国责任的担当，也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

在北洋大学堂筹备时，盛宣怀就拟订了严格的治校章程――《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并严格执行。首任总教习丁家立在校11年，“期内办事认真，治学严格，有实干精神”。接替丁家立的教务提调王邵廉，更是主张“无论治何事，作何业，均须首重实际，事之利于众者为之，否则断不屑为，不贪名，不鹜远”。王氏掌校期间，“治校严明，校章所定，贯彻始终，不惟学生敬畏如神明，外籍教授莫不心悦诚服，不稍迟误，北洋功课愈以森严闻世，望门墙者愈多，良风所播，直迄今兹”。

北洋大学的严首先是对教师要求很严，从选聘上严格把关，都是中外硕学鸿儒，在日常教学管理上亦是如此。历任掌校人首先如此，比如王邵廉担任教务提调时经常随堂听课，下课后及时指出教师讲课的不足之处；赵天麟、李书田亲自上讲台为学生授课；刘仙洲、张国藩不仅亲自授课，还亲手为学生编写教材。据回忆，当时在课堂上教师在讲课之前先要点名，点名单放在学监处（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教务处），在上课之前要每位教师亲自去取。学监王龙光（王紫虹）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几分钟之前站在学监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的教师们问声“早安”。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当时王龙光毫不客气拿着怀表对着这位迟到的教授说：“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