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的知青岁月

我曾经的知青岁月

（二十五）、知青群体中的二三事

知青生活是一个大熔炉。千百万知青面临时代激流奉献青春和生命，在高温强压的政治熔炼中，在磨难生活的忍受和历练中，诚然磨练了一代知青的意志和情操；知青生活是大学校。当年知青大多知识层次不高。在那个科学人才受歧视的年代，上山下乡虽然学得了许多社会知识，却怎能学得了可贵的科学知识和应用知识呢；知青是弱势群体，是被人利用受人歧视的群体。根据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所揭发的材料看，当时林彪曾计划利用这群人为自己另立中央进行抗拒毛主席；知青是一个年代的象征，这个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的年代在知青中都留有它的缩影和它的故事。

在再教育的年月里，我们能和东北著名的黑道人物知青刘某某和平共处数年。刘某某大哥在沈阳，他的外号叫“三角眼”，在长春他的外号叫“一溜烟”（类似于“草上飞”的意思），在哈尔滨他的外号叫“二指禅”（他的两个手指的功夫在哈尔滨当地有名），在佳木斯人们都喊他“刘大哥”。他非常仗义，人也很讲义气。平时能跟我们客里客气的，也很能跟其他知青客里客气的。在分场里从不犯傻作案，大家觉得他没什么不好，我也感觉他挺有面子的。可是分场领导屡屡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批斗（往往批斗拿不出真材实料）。

在再教育的年月里，我们能和京城（包括其他省市）来的高干子弟、准高干子弟的知青们和谐生活共度岁月。一位名叫马某的京城干部子弟，是纯正的红五类后代，是公认的全分场最最烦皮最会胡闹的男生。他的父亲原是铁道部副司级革命干部，文革期间被下调到佳木斯铁路分局任职。他很牛，能在全分场开会时，敢于在严肃紧张的训话会场，歪戴着鸭舌帽步履蹒跚地趟过会场中央，趟过会议主讲人（革委会主任）面前，然后吐三口烟圈，镇定的走出去；他能够隔三差五地回佳木斯玩上几天然后再回到分场，纪律对他不起作用，扣工资也奈何不了他。连长指导员找他谈话，他说家里有事或者自己身体欠佳；他是知青叛逆者中非常出格人物，敢于出工不出力，在劳动工地上，拄着铁锹与人闲聊。假如那是分配包干的劳动任务，他能敢于不理不睬，丝毫无损（有趣的是假如不是包干的劳动任务或许能干几下）。但他作风正派、鄙视低俗、对人友善，不偷不抢、不赌不嫖在南北知青生活圈里威望仍旧很HOLDS，搞得领导的确没辙。

在再教育的年月里，有一类知青，是那些净是溜须拍马的马屁精（只是极少数人）。平时爱在连长指导员面前打小报告，背后爱整人爱挑拨离间纯粹是一黑肠子小人。这种人在知青中是最被人讨厌的也是最不得志的。必打无疑而且是全体知青共诛之。有一次我在食堂吃饭，就平常地说一句今天的菜汤味道太苦（实际是盐搁多了），叫人怎么个吃呢？真是没

办法让人活了（我的意思是干活又累，吃的又差，真是没法让人过）！往了那马屁精断章取义说我影射社会主义生活苦，说我仇视社会主义，仇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仇视共产党、毛主席等等。我被吓得差一点尿了裤，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好一会，才缓过来反驳说：“干活又累，吃的又差，叫人怎么干好活的意思！你怎么乱说乱扣帽子的？你才仇视共产党仇视毛主席呢！”这下才将那马屁精圆过去。后来，不知道马屁精得罪了哪位知青大爷，有一天我看见他被好多人围在那里打，有的人还用脚踩，我着实看不下去了，再打可能要出人命的，我赶忙拉开架子，劝走了那些人。到了七一年初，我被提升当班长了，他还在我们班当我的下属呢。

在再教育的年月里，我们的伟大统帅提出的“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警句，真真地成为一句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有多少知青身在农村[边疆],心却早已回到了城市。知青们为了达到回城的目的苦思冥想千思万虑设计种种手法手段，真的令人目瞪口呆。大家知道，知青的回城途径不外乎，参军、推荐工农兵上学、病退回城等等。然而参军、工农兵上大学的几率往往少之又少，自我操作的水分几乎为零。唯有病退回城或许存有那么一缕暗淡的希望之光。我们农场自一九六九年冬季开始对身体不健康并且符合回城条件的病

号知青给予了照顾，回迁返城。七零年开始就陆续发现农场知青们自发性的磨工泡病号，农场里一时多起了许多病号，

直接影响了党中央号召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运动。一些家庭生活条件过得去的青年干脆回家“养病治病”。有一些脑子精的青年，想户口迁回城的希望实现，伪装成老老实实的样子，在连长指导员眼皮底下进行忽悠。比如郑国杰的表兄弟其老婆从七一年开始装疯卖傻，一直装到一九七五年成功回到温州。这个期间连他们的同乡挚友都不知道其老婆的精神病是装出来。当然这表兄弟的忽悠成功与他的四口之家经济的生活的环境低劣相衬完全吻合，所以装的相信度、怜悯度就高。果然也有许多人忽悠术不高，以失败而告终。比如杨小震以膝关节患有关节炎为由泡病，自然这种病在寒冷的东北相当的普遍，由于没有显出或达到病入膏肓的重症程度，知青管理部门和农场领导自然没有给予批准。%%%%%%

说起批斗批判，政治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我们看不懂道不清，有时不知不觉被害的好苦。就拿佳木斯知青杨小震来说，他的讲义气够朋友没话可说前面都提到过。他常说的口头禅“多一个朋友多一天路”就有一天真的被上纲上线了，整得全分场来批判。分场领导以此为反面教材，用来提高全体知青的思想认识和革命觉悟。这起事情后来搞得我和杨小震挺不好意思的。事情是这样的，分场领导知道他和我们南方知青关系比较亲近，就叫我们南方知青写发言稿上台发言批判。因为连部知道我的批判文章写得不错，让我带头上台发

言。你说这样搞有意思吗？可是偏偏让我碰上了！幸亏我把这件事通过了国杰去和他事先打了招呼。我为了和杨小震之间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我特地再让兰香去跟他通融通融。因为我确实很无奈，在那个年代，我的家庭成分，我的父亲处境谁都能让我立刻震慑、让我迅即臣服和屈从。我没办法选择不革命，也没办法选择拒绝革命，我只能硬着头皮冲上去——“革一下命”。就这样，我以当时批判稿中最精辟的质问句轰动了全场：“杨小震你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你说的是什么路？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说明我们要嘛走社会主义道路前程光明似锦、人民幸福；要嘛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坠入痛苦的深渊、自取灭亡。中国革命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杨小震，你说的多一条路，多得是什么路？到底是什么路？！”……

从那时起我真正成了分场的批判文章写手。也因为此，害的杨小震从此与我日渐疏远。而尽管有过他（她）们事先的通融，但他的认识观已经定格为我不是那种刚正不阿、品德高尚的人。

（二十六）、我竟成了风月场中的能手

经历过第一个假期。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爱情的自由王国里展翅翱翔。可以这么说，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前，我们“恋爱小团体”都会出现在分场外的大马路上。注视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