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的范式变迁
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范式转换的研究
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范式转换的研究作者:徐莉丽来源:《当代旅游(下旬)》2018年第01期摘要: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大量新经济实体的出现,对各国的行政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针对政府行政管理的研究也从“行政学” “行政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这些传统行政学研究门类发展到今天的“公共管理学”,其间经过三次主要的范式变迁,但其本质仍然是在“行政学”的基本价值原则下随着时代的变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内容上做出的相应调整。
文中将针对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范式变迁进行研究,以为我国政府行政管理提供借鉴价值。
关键词:传统行政学;公共管理学;范式转换;范式变迁;基本价值观“范式”是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提出的一个理念,其可以应用于包括法学、政治学、行政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
文中通过从我国重点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图书馆选取的关于“行政学” “行政管理学” “公共行政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的教科书共220本,通过对这些教科书内容以及结构的研究,分析行政学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这个过程中的范式转换。
一、行政学教科书高频内容统计我们通过对重点高校检索出来的220本有关行政学分类的书籍进行统计,四类书籍中的高频内容与总样本书籍中的高频内容重合率如下表:通过对样本书籍的翻阅和分析,我们发现前三类书籍与总样本书籍内容的重合度较高,暂且可以归类为“传统行政学”的范围。
而公共管理学与总样本书籍内容的重合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公共管理学已经在传统行政学基础上发生了范式变迁。
在公共管理学教科书中,我们发现,其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增加对人力资源管理以及第三部门管理的研究,同时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增加了经济学以及绩效评估的内容,使得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更为符合时代的要求。
二、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范式变迁分析当前,我国从事行政学范式转换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陈振明教授,其指出,行政学一共经历了三次范式转换,分别为传统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转换。
工商法治化建设背景下的依法行政责任体系构建
历 了从 无 行政 责 任体 系 到行 政 责 任 与法 律 责任 并存 的“ 二元支 持 ” 结构 的行政 责任 体系再 到行 政责 任 、 法 律 责任 、 道德 责 任并 存耦 合 的 “ 元 支持 结 构 ” 政 三 行 责任体 系 的发 展 。在 “ 三元 支持 结 构 ” 政 责任 体 系 行 中 . 政责 任结 构 体 系将 行 政责 任 、 律 责任 和 道德 行 法 责 任j 者 统一 起来 , 三 形成 了总体性 的责 任体 系 , 国务 ④ 院在《 全面 推进依 法行 政实施 纲要 》 中提 出 , 法治 行政
十 商管理矸宽 4 团工 1
法 制 建 设
2 1 — O 1 1
人手 : 一个是伦理层面 . 一个是制度层 面。 伦理 建设好 比 政府责任体 系的软件 ,是构建责任政府 的思想基础 , 制 度建设好 比该体 系的硬件 , 构建责任政府 的载体 。 由 是 ⑧ 此可见 . 行政学中的行政责任概念较法学更为丰富 。
所 构成 的有机 整体 。在这 里 。 政主 体 的责 任 成为 理 行
系 的政府 责任 体系 。该学 者尤 其指 出 , 政责 任 的主 行 体不 包 括行 政 管理 相对 人 , 它仅 指 “ 当代 政府 及 其构 成主 体行政 官员 f 公务 员1 因其公 权地 位和 公职 身份而 对授 权者 和法律 以及 行政法 规所 承担 的责任 。 ② ” 与此 相类似的观点认 为 . 责任政府 的构建要着重从两个方面
力责任 义务 关 系 , 往往 并不 能保证 社会 治理 主体 之 间
持久 的稳定 性 , 因为它 是建 立在 强制 和层级 节制 的基 础之 上 的 ; 一 的 法律 责 任 义务 关 系 , 往会 使 管理 单 往 者丧 失行 动 的 自主性 , 变成 固守 成规 、 不求 有 功但 求
第二讲:市政管理模式变迁与范式转换
理——城市网络合作治理——中国国情下:政府主导的 合作治理。
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强调多中心和权威、强调多元之间的协 商参与过程等,但治理并不必然带来好的效果。当在中国语境 下应用治理的概念时,必须首先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体制特点和 文化传统。
我们所说的城市治理非西方竞争性多元民主下的城市治理, 而是城市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或协同治理 。强调政府主导而非多中心的分散化、强调多元主体参与而不 是单一主体、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强调共享而不是独占。
❖ 1、特点
❖ (1)管理主体单一:单一的官僚制组织,城市政府单独承担 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科层制特点
❖ (2)管理职能泛化:无所不包,垄断了城市事务的各种领域, 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
❖ (3)管理手段强制:以行政手段为主,行政审批制度,行政 命令等
❖ (4)价值取向倒置:目标在于城市公共利益,但往往通过秩 序和公共利益的关联性,将社会秩序作为首要价值目标。强 调控制,强调稳定,力求把一切纳入管理范围,使之固化。
政府主导下的合作治理或协同治理,首先与我国一党执政、 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治体制特点是适应的,其次合作治理 的理念也与我国文化传统中的和谐思想一脉相承。再者,这种 理论观点吸收了协同学理念,契合了城市高度集聚性对管理的 系统关联性的要求。
城市合作治理中强化政府主导的必要性
❖ 1、政府自身的特点和功能
从“统治”到“治理”:中国行政思维的历史性嬗变
作者许晓龙,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08)。
①参见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9页。
②[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钟震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③[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8页。
提要:传统的治理(统治)体系是政府的一元化主导,民众只是被动地服从,现代社会的治理应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通过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进行协调及持续互动。
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伴随着行政思维由统治向治理的转变,改革进程中产生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公民的合理诉求也需要用治理的方式来回应和保障。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完善需要制度的变革和保障。
关键词:统治治理市场经济回应制度从“统治”到“治理”:中国行政思维的历史性嬗变□许晓龙2014年第6期No.6,20142014年6月Jun.,2014观察与思考OBSERVATION AND PONDERATION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以统治为主,突出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
1989年,世界银行在讨论非洲发展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 )”的表述,自此,“治理”这一概念在学界流行开来,并成为政治学和管理学研究的热点,同时,治理也被当代各国广泛运用于政治和改革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学界开始探讨并运用治理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地方治理”、“乡村治理”、“市场治理”、“公司治理”、“公共治理”等词频现于学界论著和党政文献中。
可以说,中国正在经历着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
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从权力行政到办事行政一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迫于进展经济的压力,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趋势,开始变化其公共行政。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盖·彼得斯先生在《政府治理与公共办事的新思维》一文中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不适应性和未来公共行政模式的进展两个方面作了全面分析(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P1—38,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3月版。
)。
彼得斯认为,传统的公务员制度和在政府治理过程中起作用的一些基本原则,明显不像过去那样具有传统的权威性了。
面对形势的进展,传统公共行政赖以保存的基础正在受到挑战。
1.政治/行政二分法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公务员政治中立之主张落伍了。
因为公务员在当今多数政府中发挥着重要的政策制定功能,且其整体作用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
2.以等级结构和规章制度为金科玉律的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经典的韦伯治理模式——显得过时了。
因为公共部门权力和权威来源正在不断扩散,如市场成为检验政府绩效的标准之一。
3.公共组织的常设性和公务员职业的终身性受到挑战——公共官僚机构在当代环境中运转失灵。
因为非常设机构甚至临时机构正在进入政府治理过程,如特设工作组、跨部门委员会以及其它类似的组织结构和按照工作量增加或减少雇员的人事办法已被一些政府采纳。
4.职业文官完全服从政务官意志的原则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公务员的进取精神和自主性的发挥正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效能。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在当代环境中运行的有效性已经降低,人们开始关注未来的政府模式。
彼得斯分析了四种模式,并从组织结构、人事治理、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等诸方面阐述了每种模式对政府治理的影响。
1.市场模式(市场政府)。
中心论点是政府治理要以市场价值为取向,同时用工商治理的技术手段改造传统的公共行政。
其理论基础为:(1)公共选择理论,(2)通用治理理论及其同盟新公共治理学。
市场模式主张重组公共办事机构并在公共办事机构之间制造竞争、公务员实行功绩工资制、政策制定的基层化和低成本提供公共办事。
政府治理范式的演变轨迹与职能特征
、
极权型 政府治理范式及 其职 能结构
极权 型政府治 理范式 是在一定 的社会 、经济 、 自然 环境及其 与 内部环 境相互作 用 中生 成的 。其 中封
建时期 的政 治思想 和意识形 态 ,对 政府治 理范式产 生重要 的影 响。为极权 型政府提 供合法 性依据 的政治
作 者简介 :王 玉明 ( 1 9 6 4 一 ),男 ,湖南 邵 东人 ,广 东行政 学 院行政 学教 研部 教授 。主要研 究方 向 :区域 与
式产 生至关 重要 的影 响 。政府治理 范式 总体上呈 现 四个 发展 阶段 和演变趋 势 :即基于 “ 天命论 ”和 “ 君 权神授论 ”的 “ 极权 型政府 治理范 式 ” ;基于古典 自由主义 的 “ 放 任型政 府治理 范式 ” ;基于凯恩 斯 主 义的 “ 超能型政府 治理范式 ”;基 于多种理论和实践探索 的 “ 有 限型政府治理范式 ”。
政府 治理范式是指政府权 力和职能的结构形式 以及政府 与社会 、市场 、民众 之间的关 系模 式。政 府治 理范式 的基本要素是权力结构 和职能结构 ,具体表现 为政 府对社会公共事务 的管理模式 ,以及政府在 动员 社会 资源 中的角色 和功 能。所 谓 “ 范式” ( P a r a d i g m),托 马斯库 恩在 《 科学革命 的结构 》一书 中作 了这
地 方治理 。
李 海峰 ( 1 9 8 7 一 ),男,湖 南邵 阳市人 ,中共广 州 市荔湾 区委 党校讲 师 。主要研 究方向 :地方 政府 与政 治 。
社会 建 设
思想和 意识形 态主要来 自各种形式 的 “ 天命论 ”和 “ 君权神 授论 ”。 中国封建社 会是 典型 的极权 型政府 治理 范式 ,其实 质和 核心是 皇帝独 裁 ,维 系这个 庞大 上层建筑 的 支 柱为各 级官僚 。这种极 权型政 府治理 范式 的理论基础 主要来 自两个方 面 : 其一 ,作 为封建专 制主义思 想 总根源 的孔子 思想 ;其 二 ,作 为 中国封建 专制 主义 的统治 思想 的外儒 内法 。其 中 , “ 天命 论 ”既为封 建 王朝 的建立 提供 了合法 性基础 ,也 为推 翻一个 封建 王朝提 供 了合 法性 依据 。这是 因为君 主可 以 “ 授命 于 天 ” ,而 “ 乱 党 ”和 “ 暴 民”也可 以 以 “ 替天行 道 ”推翻 王朝 的统治 。在 中世纪 的西方 ,盛行 的是类 似 于 “ 天命 论 ”的 “ 君 权神 授论 ” ,它 曾经 为罗 马天 主教会 在欧洲 的统 治提供 了合法 性基础 。托 马斯 阿奎 那是 “ 君权神 授论 ” 的代 表人 物 。他 认为 ,统 治万物 的只 有一个 上帝 ,正如 蜂群 中的蜂 王 ;封 建 的等 级 秩 序是 上帝 的安排 ,服从 上帝 和教会 的君 主政体 是最好 的政 体 ,也最符 合上 帝 的本 意 。极 权 型政 府治 理 范式 分 为君 主专制政 府 和非君 主专制 政府 两种情 形 。前 者是 奴隶社 会 和封建社 会基 本 的政府 模式 ,后 者
“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的范式转化
“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的范式转化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顺应世界公共行政发展的潮流,我国政府的行政方式正在向公共行政靠近,但与合理的公共行政体系建立的差距还很大,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责任行政”的范式还未真正建立起来,“责任缺失”的现象还比较严重。
研究表明,造成“责任缺失”有两个层面的原因:第一,我国行政体制在设置上造成积极的行政责任规定不明确,比如:责任主体在几个部门的重叠、交叉;责任内容在几个部门之间的分割,甚至有的责任就没有明确的主体等。
第二,行政体制与法规对消极的行政责任的追究严重不力,这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常常以空洞的集体责任方式来代替对个人责任的追究;二是常常以党纪、政纪等较轻的责任方式取代较重的法律或政治责任;三是常常以主观上“良好” 愿望或“为公”动机为由代替对消极责任的追究;四是常常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模糊责任方式代替对具体责任的追究;五是常常以教育方式代替各种形式的惩戒和处罚。
不管是积极的行政责任规定不明确,还是消极行政责任追究的不到位,都反映出我国行政行为的责任缺失,而这种责任缺失是与我国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所建立起来的行政范式――“权力行政”密切相关的。
一、“权力行政”是我国传统行政的主导范式托克维尔对欧洲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政府职能有一代表性的描述,他说:“在旧制度下,像今天一样,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
当时,就像今天一样,政府把全体法国置于管理监督之下,如果说这个蛮横的字眼当时尚未造出,至少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了。
”[1](P43)对于古代东方社会的政府行政,学者施学华也说:“在社会事务国家化的情况下,东方社会的政府职能的总体规模也显得特别庞大。
原因在于,巨大的社会公共工程需要集中大量的社会资源(人力、物力、财力),而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东方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剩余劳动产品总量极为有限。
民主与效率关系视阈下公共行政学范式的变迁
民主与效率关系视阈下公共行政学范式的变迁作者:石绍成来源:《理论观察》2013年第09期[摘要]公共行政学经过了三次重要的范式变迁:由官僚行政到民主行政,再到民主治理。
官僚行政模式认为,民主是政治的事情,行政要的是效率。
民主行政范式始于官僚行政对国家民主的威胁,民主高于效率是其价值信条。
民主行政范式本质上是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理论,不太具有现实性。
民主治理范式认为,当代公共行政学需要整合民主与效率。
它通过网络结构的运用、合作与参与等运作方式的开发,促进了民主与效率的和谐共生、相互促进。
[关键词]行政范式;官僚行政;民主行政;民主治理[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9 — 0013 — 02如果说民主制与官僚制是公共行政回避不了的国家制度安排,那么民主与效率则是公共行政难以回避的价值困境与两难选择。
公共行政学百年的范式变迁,刻画了这种两难选择。
官僚行政范式与民主行政范式在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上,于民主与效率上各执一端。
进入21世纪,民主治理范式初见端倪,它力图实现公共行政中民主与效率的整合。
一、官僚行政范式:效率主义官僚制组织是工业社会中政府主导的组织形式。
“官僚行政”模式产生于官僚制与政府行政结合的结果。
从行政学诞生之初,行政学便拥抱这种模式,因此,这一阶段的公共行政学可以称为官僚行政范式。
从价值导向上看,官僚行政范式属于“效率主义”,即存在过度强调效率的倾向。
官僚行政范式根源于政治——行政二分建构的理论空间,“效率主义”是这一范式共享的价值标准。
行政学的奠基人,伍德罗·威尔逊在其《行政学研究》中写道:“公共行政的研究目标在于:一是研究政府应如何适当而成功地运作;其二是政府如何能在花费最少的金钱与资源的条件下,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从事各种活动”〔1〕。
这是公共行政学中“效率主义”的最早表述。
不过,最有名的论断应该是来自古利克。
他认为:“在行政科学中,最基本的…善‟就是效率”〔2〕。
行政学的“范式转变”争论、澄清与启示【论文】
行政学的“范式转变”:争论、澄清与启示摘要:围绕行政学的“范式转变”问题,国内外研究者展开了争论,并形成了迥异的观点。
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并采用历史分析法考察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史,可以发现,在行政学的学科发展中并未发生“范式转变”,公共管理也不是一种新的学科范式。
行政学“范式转变”的争论给予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启示是,应在学科发展中实现由行政管理学范式向公共行政学范式的转变。
要实现这种范式转变,需要明确中国行政学研究的科学共同体信仰,界定中国行政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加强对行政“公共性”的研究,构建中国行政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并从理念、体制和机制三个层面,通过学科范式转变带动政府治理实现由传统的“管理行政”范式向“服务行政”范式的转型。
关键词:行政学; 范式转变; 公共管理范式; 管理行政; 服务行政;自从“范式”(Paradigm)概念出现并逐渐成为一个流行的词语之后,许多研究者将之运用于行政学研究领域,认为行政学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或正在经历“范式转变”。
特别是随着公共管理的兴起,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公共管理范式” (PublicManagement Paradigm),作为行政学新的学科身份。
①也有一些研究者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范式转变”论特别是“公共管理范式”的提出,不但无助于促进行政学领域知识的增长,反而会造成混乱,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行政学的“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
比利时根特大学的行政学者隆美尔(J. Rommel)等人将上述争论产生的原因概括为:“支持者利用范式主张作为一个攻击性的工具以提出一个优于传统范式的改革,反对者则使用它作为一个防卫性的工具,把公共管理刻画成一个巨大的变动,破坏了传统范式所有的积极方面。
”[1]那么,行政学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范式转变”?“公共管理范式”是不是一个新的学科身份?中国行政学的发展可以从“范式转变”的争论中获得哪些有益启示?这些便是本文力图回答的问题。
行政管理学前沿热点问题研究
行政管理学前沿热点问题研究一、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管理实践中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有五大取向,即从全能政府向有效政府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政府单一管理向多元主体共同管理转变等。
另有学者指出,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责任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所形成的“职责同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条块分割矛盾突出等现实问题难以解决的体制性障碍。
要解决“职责同构”问题,我们需要按照以下思路重新划分和调整政府的纵向职能:首先,区分公共物品的地方性和全国性,明确提供公共物品者的主体资格;其次,区分地方政府职责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厘清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关系;最后,政府职能的纵向配置,应自上而下呈现出从宏观到微观的层级递减趋势。
与上述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相联系,是关于“服务型政府”性质的争论。
有学者认为,公共服务是宪政思想的必然追求,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体现出的政府管理理念,它的提出预示着我国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政府管理发展中一个重要转折的来临。
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始终是同时存在的。
从政府的社会属性来看,自国家诞生以来的所有政府都是服务型的,根本就不存在“非服务型”政府;从我国的政府管理实践来看,一直以来都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政府工作的根本宗旨,因此,将“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新模式提出是没有必要的。
二、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行政改革始终是行政管理研究的重点领域,近五年来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各个层级政府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以及从观念、体制和行为等各个层面对放松规制和强化管理的关系进行探讨和研究等方面。
该领域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是对行政改革目标模式的探讨。
有学者认为,行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应进一步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放松管制,努力构建“小政府、大社会”模式。
公共供求场域中的行政权力:配置方式、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
公共供求场域中的行政权力:配置方式、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作者:黄建洪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05期〔摘要〕公共行政是公共能量场中关于价值权威性分配和有序实现的交互活动,其绩效高低受制于行政权力对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关系的把握程度。
从公共供求关联性、政府职能重心位移以及治理工具选择组合等角度看,行政权力是公共场域中具有独特作用的核心资源,在根本属性、职能取向与利益发展等方面有着复杂的特征呈现。
为回应社会的公共需求,行政权力的配置与运行需要在有限与有效的双重维度上展开,即通过法律、授权和社会等方式来配置、规范行政权力,以及建立起价值、信息、协调、激励和约束等运行机制以确保权力高效运行。
行政权力配置过程本质上是公共的选择过程,运行过程则是将资源性势能转换成为服务性动能、实现治理绩效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衔接度对于行政的民主化、法治化、效能化与服务化发展态势影响深刻。
〔关键词〕行政权力;有限行政;有效行政;公共需求;服务行政〔中图分类号〕D035;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5-0059-08行政权力的配置与运行是公共行政中的关键环节。
超越于传统静态工具观的认知,将其放置于公共场域的复杂活动之中予以动态性地考量,行政权力本身的客观性与资源性,以及行政权力使用的合价值性与合目的性之统一的公共性要求与实践性愿景便呈现了出来。
在一个社会民众利益诉求多元分化且持续高涨的时代,寻求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就需要高度关注行政权力的行动身份、配置方式、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趋势,从而展拓和塑成行政的公共价值与实践力量。
一、公共供求的三重论域与行政权力实际上,与惯常的认识不同的是,行政权力并非始终处于一种一次性给定和受动性运行的权能状态之中。
这是因为,行政权力始终都处于与政治社会生态环境的持续能量互动与调试之中,深受公共能量场中公共供求波动变迁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其自身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发展出来的行政自主性也对权力的运行状态与绩效呈现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论政府类型从“统治”到“管理”的转变
论政府类型从“统治”到“管理”的转变作者:郑家昊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03期摘要:在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分别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典型化政府样态。
“统治型政府”本质上就是“王朝”,在“王朝治理模式”下,阶级统治职能是统治型政府藉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途径。
进入近代,欧洲国家在率先走向工业社会的历程中,通过一场“法的精神”的启蒙运动扫除了工业化道路上的障碍,又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向国家提出了自由与平等的要求,进而完成了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的转型。
管理型政府在行使社会治权的时候运用了“保护型职能”和“干预型职能”,并且在对“保护型”和“干预型”职能模式的使用和完善中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关键词:统治型政府;阶级统治职能;管理型政府;保护型职能;干预型职能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3-0011-09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逐渐确立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战略性目标。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研究顿时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重要论题。
然而,就理解服务型政府产生的历史逻辑而言,有必要首先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追溯服务型政府出现之前的典型化政府样态及其演进逻辑。
可以说,在探寻统治型政府的兴起及其职能、管理型政府的滥觞及其职能模式中,发现统治型政府走向管理型政府的历史逻辑,对于“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这一命题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因此,本文将在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来系统地展现统治型政府转向管理型政府的图景,同时,试图描绘出与政府类型转变共时演进的“政府职能”变迁。
一、统治型政府及其治理模式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历经(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
其中,农业社会特指近代之前的社会发展阶段。
“农业社会是一个以…家元共同体‟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家‟是家元共同体中的…点‟,…家‟放大后成为…族‟,就有了地域的特征,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了,…族‟的放大则是…天下‟。
公共行政学的范式演变
公共行政学的范式演变摘要:公共行政学在其百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出现了几次重大的范式转变,本文主要讨论了四次重大转变,依次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新公共管理学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具体阐述了各个理论出现的时代背景、内容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劣。
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公共行政学范式的不断更替,才使得行政学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愈加趋向于完善。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范式;公共服务一、范式的基本内涵范式概念最早出现在1959年托马斯·库恩的《必要的张力》一书中,到1962年《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时,“范式”概念已被广泛使用。
库恩在《再论范式》一文中,将范式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所享有的全部规定性。
狭义的范式仅指范例。
库恩的定义中,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二是足以毫无节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
从库恩的理论著作中,我们可以得知,范式实质上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根据科学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和心理特征所制定的一整套原则、理论、定律、准则和方法等,是一个包括科学、哲学、社会、心理等诸多要素在内的综合体,是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性;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学科或专业中所具有的一种共同信念,而这种信念则规定了他们在科学研究中所持有的共同的基本观点、理论和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了该学科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
成为范式的理论可能优于其它竞争者, 但却不能指望它能够解释所有事实。
范式不是永恒的,一旦新的理论优于旧的理论就成为新的范式,即发生范式转移。
范式转换的结构性标志是新的范式彻底取代旧的范式体系,并形成新的科学共同体。
同时这种取代不是累积性的,是旧范式被彻底地放弃和破坏,而不是简单的补充和包容,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范式转换本身具有了时间上的断裂性。
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管理
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管理编辑。
摘要:我国的行政体制任然保留着很多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全球公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我们应当转变传统的权力行政思维,以服务为导向,确立服务行政的模式。
为此,行政机关以及工作人员应当转变其思想观念,同时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的定位,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
关键词:权力行政服务行政政府职能转型1.权力行政权力行政模式是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府对社会的管理都是以权力的运作为核心,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强调社会以及个人对国家的服从,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漠视个人权利,压缩社会自治空间。
从范式的角度讲,权力行政由三个层次的范式构成:一是观念范式,即一套建立在政府与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政府的价值信念,即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政府是主导的与至上的,而社会却是服从的与不至上的,这就决定了官与民的关系必然是官主民从。
二是规则范式,在政府主导的观念范式的基础上,自然就形成了一整套固定化了的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规则和程序规则,比如:国家至上、全能政府、强制行政、权力万能等。
三是操作范式,即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解决政府与社会之间冲突,以及政府对于社会进行管制的手段与途径。
①(刘祖云,2006)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上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行政体制上也进行了多次的改革,如精兵简政,放权,以及转变政府职能。
然而行政体制改革上并没有根本的突破,很多方面依旧体现着权力行政模式的很多特点,具体表现在:第一,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依然是政府本位。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形式,即小政府,大社会,大政府,小社会中政府,中社会。
②我国目前的关系模式依旧是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政府权力过大且高度集中,政府依靠庞大的职能体系管理很多的社会事务与经济事务,这虽然符合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
但是政府权力过大对社会管制较多甚至是去管了很多本不该由政府去管理的领域,这将压缩社会发展的空间,不利于社会自治能力的培养,一旦政府变得无能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是不利的。
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变——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
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变——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专业:行政管理姓名:官小麟【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几十年的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受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呈现出一个连续的,相互衔接又不断深化的过程,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精简机构,权力下放”,“政企分开,职能转变”,“以人为本,服务型政府”。
【关键词】改革;管制;服务;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行政改革已成为西方各国乃至全球的一场改革创新运动。
这场倡导“政府再造”,“重塑政府”的改革,虽然形式不一,但重点在于寻求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以适应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要求。
其重要价值导向之一就是实现过去“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向“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转变。
而中国恰逢也在这个时间段,经历了这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审视改革开放到现在的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中国政府管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逐渐实现从管制到服务的现代转型。
本文试图站在学术的立场,从观察的视角,对过去近40年中国行政管理改革进程做一简要分析,从中略窥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深刻调整。
第一节:中国政府管理革命的必要性政府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落后的管理模式,建立起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现代政府管理模式。
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变化,我国急需转变政府管理模式。
一: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着中国经济,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指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全面、大量流动,使得参与世界经济的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相互依存。
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此之前,中国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这个体制的好处是在于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都掌控在国家手里,减少了危机,但是这个体制对于市场机制没有多大好处,而开放国内市场,如何应对机遇与危险,很大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府。
论行政发展的历史脉络
论行政发展的历史脉络[摘要]行政是人类的一项社会治理活动,有悠久的历史。
在整个农业社会,人类的行政管理属于统治行政的范畴,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社会秩序的获得上。
近代以来,管理行政逐渐成长起来。
在政治学的视角上,近代以来的政府被设定为有限政府;在管理学的视角上,政府的行政则属于管理行政。
管理行政的政府职能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变革。
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合作治理出现,政府职能也表现为引导型职能。
[关键词]行政发展;统治行政;管理行政;行政改革;合作治理“进化”与“发展”是两个词义相近的词语,当我们使用“进化”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是指自然演进的过程;当我们使用“发展”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是指人类社会以及它的某一个方面的演进过程。
行政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类文明史的这一整个时期的社会发展都是在行政发展的推动下展开的。
其实,打开任何一本历史书籍,我们都可以看到两个方面的叙述:一方面是社会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行政的发展。
而且更多的文字被用来描述行政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行政是怎样推动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对行政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一、统治行政与管理行政人类的行政有悠久的历史,当人类有了社会治理活动的时候,就出现了行政。
实际上,行政是根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要求,虽然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过着一种地域性的社会生活,无论地域界限所划定的范围多小,都属于社会生活的范畴。
只要是社会生活秩序的要求就会被提出来,因而也就会有管理的问题,就会有作为社会治理的行政这一管理形式。
行政是与社会的发展同步的,在整个农业社会,社会发展的节奏较为缓慢,行政也表现了同样的特征,在工业社会中,社会发展的节奏不断地加快,行政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快节奏的时期,而且自觉的行政改革运动也越来越多。
就行政发展的总的历程来看,经历了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的发展过程,整个农业社会的行政属于统治行政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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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的范式变迁统治行政以权力作为行政活动的基本手段,管理行政让权力在法律的约束下行使,而服务行政却要实现公共权力的道德化,下面是小编搜集的一篇关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变迁探究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性质与职能构成考察行政管理发展变化的两个重要维度。
性质是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根本性标志,是事物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事物的本质。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它的性质,这里的事物可以是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是抽象的事物。
行政作为人类一项特殊的活动,是一种时刻都存在着的、可感知的抽象物。
对于行政这一抽象物来说,自然有着它独一无二的性质。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治理方式,行政来源于人类生活秩序的要求,它是按照制度化的方式和程序对社会公共事务展开的管理活动及其过程。
[1](P11)因此,行政在本质上关涉到生产关系的调整。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是不同的,生产关系自然也就不一样,这决定了行政性质在不同社会中亦不相同。
另一方面,职能是行政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职能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应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事物的性质决定事物的职能,性质的变化要求职能的变化。
同理,行政的职能也要随着行政性质的变化而变化。
不同社会中,行政性质和职能是不一样的。
根据性质与职能的不同组合,行政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依次呈现出统治本位、管理本位和服务本位三种不同的主题,行政模式相应地发生了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的范式变迁。
章节一经历了原始初民社会进入农业社会后,人类首先经历的行政模式是统治行政。
在统治行政中,行政的主题定位于统治本位。
行政的性质在于,它是一种附属于阶级统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治理活动。
行政的职能是千方百计地去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保持统治秩序的稳定。
统治行政以统治者的统治意志为中心,它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压制广大民众、确保民众对统治者无条件的服从,从而维护少数人的特殊利益。
如张康之所言,“统治行政以统治意志为中心,一切行政行为及其制度安排都是从属于贯彻统治意志的要求。
因而,统治行政是一种强制性的行政,统治者总是把强制性的压迫施加于被统治者。
至于被统治者的愿望和利益要求得以实现,也是从属于维护统治的目的的。
”[2]农业社会中没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政治和行政完全是一体的。
在这种同质性极强的社会中,社会治理活动以统治为主导,行政沦为统治的奴仆,毫无自主性可言。
统治行政中的民众与统治者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民众的一切活动都受到统治者的钳制、听从统治者的安排。
当然,在这种行政模式中,统治者也会适当满足一下民众的利益需求,但这也是出于维护统治稳定和自身利益的需求。
一旦民众利益和统治者个人利益发生冲突,那么民众的利益就会受到行政活动不加掩饰的压制。
韦伯认为,统治行政下,子民的存在乃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求,由此更进一步认为子民的经济活动之配合赋役制的义务,乃其存在的理由。
[3](P120)总之,统治行政中行政活动的展开,仅仅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保持统治秩序的稳定,从而维护少数人不正当的利益。
统治行政几乎不会优先考虑广大民众的利益,正如亨廷顿所说,“在普力夺的一切阶段里,各种社会势力直接相互作用,很少或压根就不将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联系起来。
”[4](P164)统治行政在农业社会的出现和延续有一定的必然性。
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无能为力,而且还经常面临着外敌入侵的威胁,所以,秩序成为了农业社会中人们求得自保的最大渴望。
为维持一个安定的生活秩序,客观上就需要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把人们集结起来,以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统治行政就是适应这样一种需求而出现的行政模式,正如基佐所说,“众雄逐鹿,风云莫测的时代,或者出于无知、残忍、腐败,一些人私欲横流,社会沦为个人意志角逐的战场而不能自拔,因为社会缺乏一个自由结合而成的广泛的共同意志,这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王。
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诚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需求避难一样。
”[5](P152-P153)统治者通过统治行政的方式把人们牢牢控制和组织起来,一方面应对未知的生存威胁;另一方面压制民众的反抗,以此维护自身的利益。
从秩序维护的角度看,统治行政在农业社会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和延续下去,原因在于“统治行政为农业社会确定了一种社会秩序。
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统治为农业社会带来了持久的稳定”[6]。
统治行政进行社会治理活动所运用的主要手段是权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种生产关系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
”[7](P6)农业社会中的社会结构是一种等级结构,人们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决定了统治行政要以权力控制和治理社会。
因为在等级秩序中,不存在对所有人都平等视之的法律,也没有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普遍接受和遵守的规则,社会等级差别的现实决定了统治者必须运用权力这种强制性力量维持社会生活的秩序。
“与统治行政所规定的身份和等级相对应,来源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成为社会关系中的支配性力量,是最高的命令者,权力本位一直统治着农业社会的漫长历史阶段。
”[6]权力是统治行政的强制性工具,在行政活动中,它把民众的行为纳入到可控的范围,极力维护着统治者的个人利益。
从这个角度看,农业社会中的统治行政实际上属于“权治”的范畴。
统治行政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非理性的行政精神,具体表现为行政的随意性、经验性和盲目性。
首先,统治行政呈现出随意性的特征。
在统治行政中,行政活动以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轴心,一切听从统治者的号召和安排,导致了行政的随意性。
比如官吏的任用是基于统治者个人的喜好,是基于统治者与官吏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不是以某种技术、技能方面的特殊素质与素养为任职资格,官吏也没有受过理性的专业训练。
如此一来,官吏的职务忠诚并非是对即事化任务的一种切实性的职务忠诚,而是一种奠基于对统治者严格人身隶属关系和原则上的无限恭顺基础上的奴仆式的忠诚[3](P128)。
不仅在官吏的任用上,统治行政表现出随意性,而且在行政活动的每一个方面,统治行政的随意性都有所体现。
如果行政活动在开展的过程中表现出随意性,那么带来的只能是无序和混乱,甚至是沉重的灾难。
其次,统治行政呈现出经验性的特征。
统治行政中的行政活动通常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对社会进行治理,缺乏相应的科学依据。
一种社会治理经验在应对与以往相类似的情形时,可能会起到良好的效果,但在面对未知的威胁和挑战时,就会表现出无能为力的一面。
最后,统治行政呈现出盲目性的特征。
统治行政的一切活动建立在统治者的需求上,以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中心,这样,在面对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时,就看不到行政活动的规律性,造成了行政活动无章可循、事倍功半的后果。
统治行政的非理性行政精神,在本质上说明了统治行政只是满足统治者私欲的有效工具。
“统治者通过操纵它来维持其自身的地位和富贵,他们的政治就不可能是慈善的。
当一个海盗驾船去贩卖奴隶时,他的行为不会有仁慈因素,他可以对被他控制的人偶尔略施小惠,但不是主要目的。
一旦做出选择,他将扩充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
”[8](P131)在统治行政这种工具性的作用下,人们的生活被全面监控,个人的自由权利和意志受到统治者任意的践踏。
“如果根据运用于公共行政实践的知识所做出的行为之结果损害了人类的福利,我们就不得不断定这样的知识引起了社会的病症”[9](P13),统治行政处处以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为出发点,致使广大民众的福利受到任意的侵害。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统治行政是一种不道德的行政模式。
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统治行政与人们普遍认同和坚持的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理念相冲突,这决定了统治行政要由一种新的行政模式所取代。
章节二进入工业社会后,大量原子化利益主体开始出现,利益的诉求逐渐多元化,“在具体差异万千的社会存在背后,出现了一种可抽象的因素,那就是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的生成无疑会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中有专门的部门和确定的行为模式去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结果,指向了政府及其行政管理”[1](P9)。
由于农业社会中的统治行政无视人们的利益和福利,行政活动从属于统治的需求,因此在面对工业社会中出现的公共利益时,统治导向的行政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需求。
在纷繁复杂的利益背景下,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方式越来越强调和突出管理的色彩,于是就催生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行政模式,即管理行政。
管理行政是工业社会行政模式的典型形态。
管理行政以管理为本位,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对涉及各种利益群体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其职能在于通过对公共事务事无巨细的管理,平衡各种不同群体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管理行政专注于维持当下的确定性和程序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工业社会“效率至上”的原则。
工业社会背景下的管理行政,把价值排除在行政管理之外,行政管理基本的‘善’就是效率。
正如古德诺指出的那样,“在行政管理科学中,不论是私人行政还是公共行政,其基本的“善”是效率。
行政科学的基本目标是用最可能少的人力和物力完成身边的工作。
这样,效率就成为行政管理价值序列当中的第一公理。
”[10](P201)又如,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以及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和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去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
”[11](P1)管理行政这种效率意识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时,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保持了工业社会的确定性和程序性。
为了高效、经济地进行行政活动,管理行政还找到了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就是韦伯所推崇的现代理性官僚制。
官僚制的出现,一方面提升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却加深了工业社会行政模式的管理特征,使得行政越来越远离价值和道德。
正因如此,管理行政主导下的行政成为了一种冷冰冰的活动,缺少人文的价值关怀,行政活动只注重形式公共性,而缺乏实质公共性。
管理行政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一个基本手段是法律。
为了保证对社会的全面管理,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法律贯彻政治意志。
工业社会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平面结构,政府处于平面结构的中心,社会处于平面结构的边缘。
政府在结构的中心位置安排着行政活动,对社会事务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而管理的有效手段是法律。
政府依靠数量庞大的法律为各种群体利益划清界限,以此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追求整个社会形式上的公共性。
“管理行政是在法制框架下展开的,其典型特征就是依法治理,所实现的是法治,这也可以说是管理行政与统治行政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