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思想与中国古代文人精神

历史上有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的总结。指出了儒道释的基本特性和各自差异，也因而自然而然形成了对中国古代文人精神的不同影响。纵观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史卷，受到这三种思想交融涤荡的文人不在少数。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和士大夫提供一种普遍关怀及一切存在的宇宙心灵；与儒家强调人为的“中和”之美相反，道家提倡的是一种非人工的“自然”的理想之美，其基本特征是“虚静”和“空灵”；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它为中国艺术提供了“冲淡”和“禅味”这样的美学价值，它选择非常平淡、凡俗的日常生活景象来传达并表现与日常生活感受相对立的具有空幻深意的存在感受[1]。

儒家从群体共存的立场出发，将个体的人生价值和生命超越落实在对群体理想的追求和奉献之中，形成一种积极有为、奋斗不息的生命旨趣。道家则着眼于自然和超越，引导人们超越对生死、功名的执著，追求适性自牧的快乐人生。佛教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经过改造之后顽强地融入了中国文化，，它以解脱为坐标观照人生，怀着对世人遭受的痛苦、迷茫、烦恼以及死亡恐惧的真诚关切，为解决世人的大悲苦、大劫难，指出解脱法门，提供精神依托之路[2]。

陶渊明是东晋甚至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陶的思想丰富复杂，其中既有儒家道家，又有释家。陶渊明的思想中，儒、道、释兼而有之，又以儒、道为主。非此不足以成就其非凡深厚的底蕴。具体地说，陶渊明是先儒后道，前期受儒家的影响较多，后期则道家和释家的成分渐长。陶氏的精神世界，看似矛盾冲突难以调和，但实质上这些互相冲突的因素又奇妙地组合在一起。陶渊明本质上是受儒家影响的，因而他首先向儒家根基中寻找精神支柱。在执著的找寻中，他觅到自己所需的情感平衡点——

—一片仁爱之心。陶渊明眼中的现实无疑是不平的，但他在内心深处固执地存在着仁爱的幻想。这从《桃花源记》所设计的理想国可得到展现。现实毕竟是残酷的，不仅理想的社会无法实现，就连自身的温饱都不能满足。但陶渊明最大的力量即是克制自己，因为孔子曰：“君子固穷。”[3]“固穷”是不畏惧穷困，在贫穷中坚守自己的节操。陶渊明将贫且乐当作人生的一种很高的道德修养。为道德节操而安守贫困，一直被当作高尚的人格来赞美，这也是陶的重要精神支柱。儒家的甘于贫穷的思想帮助他从俗世的情结中摆脱出来，找回内心的平衡。在陶渊明的笔下，人和自然是没有距离的。中国众多的文人当中，他是一位心境和物境冥一的人。在陶渊明的精神世界中，他的生死观是不可忽略的部分。陶渊明诗文中提到的与之有交往的其他友人中，有许多崇信佛教或者佛教修养深厚者，如许询、顔延之、王弘、庾登之等。陶渊明在其作品中从来不回避“老”和“死”。他像魏晋以来的所有士人，也曾为岁月匆匆、人生稍纵即逝的心绪所苦。但是，诗人关心生死，又超然于外，自然且豁达高旷。因而，关注陶渊明的精神世界，除了关注儒家固守穷困的一面，道家委运任化的一面，还要看到佛家般若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其诗文中有多处表现，如“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由此我们可见完整的陶渊明的精神世界。他本质上是儒家思想的积极进取，与时冥会。但是愿望无法实现时，又用玄学来化解，委运任化、乐天知命、豁达开脱。

儒释道思想与中国古代文人精神

阮宾

荩

表现儒家进取思想，立身边关，血战沙场，以武力军功进阶的诗，是王维边塞诗的主流。《陇头吟》摄取边塞风景中的特殊场面，以明月、笛声点染思乡情绪，以长城少年追求功名的热情反衬蹭蹬不遇的关西老将的感怀，风格沉郁悲凉；《老将行》记叙一位沙场老将的生平事迹，具体描写将军退役后经历沉沦、衰朽的过程及凄苦心境，重点展现了边敌入侵、国家危难的状况下将军踔厉风发，以身许国的慷慨豪情、高尚节操和爱国热忱。情怀之致，不就是王维积极进取自我理想和心魂的写照?王维的归隐诗中，也分儒隐、道隐、释隐的不同内容[4]。不同时期、不同生活与政治背景下的不同心态，儒、释、道三家不同的隐逸思想，在王维的诗中有相应表现。儒家归隐的宗旨是:“有道则显，无道则隐。”舍用藏行，因世而变，其归隐与儒家中庸哲学理念相对应，比较中和。不像道家那样极端，也不似佛家那样绝情。王维的山水诗和隐逸诗，儒释道三家思想兼具，有的儒道互补，有的释道相融，反映了强盛时代山水的性情与精神，是诗情画意、理趣的融合。总体而言，有关释道的内容相对多于儒术。儒家讲积极人生，自强不息；道家追求安贫乐道，任其自然；佛家讲万事皆空，置身方外。王维年幼失怙，与其弟王缙靠母亲含辛茹苦哺育成长。史述王维至孝，不违母命。王维的母亲崔氏是一个虔诚的佛徒。王维从小除了奉儒家经典为人生三不朽的追求而用功甚勤外，也深受母亲言行影响，潜移默化，深通佛理。因此，他的诗多禅趣。同时代诗人中，李白被人誉为“诗仙”，杜甫被人奉为“诗圣”，王维则被称为“诗佛”。王维生前友人苑咸在《酬王维》中说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理。”王维字摩诘，就直接取自佛经“维摩诘”言意。王维家居山西，在中原佛教中属北禅宗一派，后来北禅中落，王维又转向南禅。所以王维入佛，以北禅为主，兼融南宗，熔南北禅理于一炉。而王维诗云:“中年颇好道。”这里的道，当然指的就是道家哲学。王维之诗，儒释道思想的取舍是随着其人生历程中亦官亦隐的不同变化而变化，影响王维一生，也贯穿王维的整个诗歌创作。

在苏轼生活的宋代，由于国内“保守”与“革新”思想的反复不定，周边外交和军事形势的动荡，使当时的社会主流知识分子怀抱济世之心，热衷于“入世”，试图凭借自己的能力，攀优登仕，摄职从政，以创造太平盛世，救国救民。而发展繁荣于唐代，融合了道家“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儒家“独

善其身”以及释家的道德善恶观、因果报应论的“禅宗”思想，由于其本身的精神慰藉作用，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为广大“不得志”文人所接受。苏轼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既有得到重用而意气风发之时，又有遭受迁谪的郁郁低落之日，因而他的思想世界中，融合了积极人世的儒学传统以及消极避世的禅宗态度。早年的老庄之学占据了苏轼思想的主流，“与世无争”成为了他脱离政治苦闷的寄托。“出世”倾向，也体现了佛教对苏轼的影响。在民间的传说当中，苏轼与僧人佛印交好的传闻轶事亦是数不胜数。佛教之于苏轼，除了代表一种超然的态度之外，更为他提供了一种希望，即无论今世的生活多么不顺利，通过“行善积德”、“转世轮回”的手段便可获得下世的幸福。这一点在宋代文人晚年时表现得十分明显[5]。他也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在社会人生遭遇巨大变故的时期，寻找着精神的慰藉与寄托。最终，他被儒、释、道三种思想支撑和充实，达到了宠辱不惊的境界。总的看来，苏轼儒释道杂糅，一尊儒学。惠州贬前，苏轼佛老兼修，治儒为主。惠州之贬是苏轼儒释道思想发展的转捩时期[6]，佛老膨胀，治身、治心为主，治儒次之，达观自处，但悯世之心仍存。

儒、道、释以其哲学和宗教的质性，为中国古代文人精神提供了哲学支持和实践智慧，使他们能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泰然处之，精神不倒，坚守个性追求，实现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永钊.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儒释道思想[J].闽江学院学报，2007，（8）.

[2]黄元英.儒释道与古代作家生命旨趣的调适[J].社科纵横，2007，（1）.

[3]宫为菊.试论陶渊明精神世界的三境界[J].宜宾学院学报，2007，（7）.

[4]郑德开.王维诗与儒释道[J].雄楚师范学院学报，2007，（8）.

[5]普武正.苏轼长清真相院塔铭中的儒释道思想[J].春秋，2007，（5）.

[6]杨子怡.怎一个“杂”字了得——

—苏轼尊儒好道杂禅论[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7，（2）.

（作者简介：阮宾，襄樊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