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青年》到《妇女杂志》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妇女问题

从《新青年》到
《妇女杂志》
———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妇女问题
刘慧英
提　要　创刊于同一年的《新青年》和《妇女杂志》在倡导妇女解放方面都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和地位,但是《新青年》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这方面的“先锋”———在创刊后的二、三年间它基本是在梁启超所开创的女权启蒙话语框架内提出和讨论妇女问题,1918年才正式提出女性的主体性问题———“我是我自己的”;《妇女杂志》虽然一直从事着对女性的启蒙,但在五四期间却不能与时俱进而“落伍”,1921年章锡琛担任主编后发扬“五四”精神,沿续《新青年》的妇女解放话题———尤其是自由恋爱,从而使《妇女杂志》成为五四后又一个反传统的重要阵地。

关键词　《新青年》　《妇女杂志》　妇女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创刊于1915年1月,而《新青年》则诞生于1915年9月,这两份创刊于同年的期刊后来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新青年》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它的创刊时间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始;①而
《妇女杂志》则在五四运动高潮时期被批评为“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

②1921年初,象征着五四一代“新青年”的章锡琛和周建人取代了王蕴章的主编位置,从而使这份杂志在立场和观念上得到全面改观。

九十多年之后当我们再度回首五四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刻,《新青年》和《妇女杂志》都成为需要重新清理和叙述的文化遗产。

一　五四时期《妇女杂志》新老交替的背景
创刊于1915年的《妇女杂志》首任主任为王蕴章(1884—1942),1916年间商务印书馆
曾短期聘任胡彬夏(1888—1931)为主编。

③五四运动以后,《妇女杂志》主编的人事发生了
变动,起因是1919年4月商务印书馆的大部分期刊(包括《妇女杂志》
)被当时北京大学的①②③有关《妇女杂志》前期(1915—1920)的情形,参见拙文《被遮蔽的妇女浮出历史叙述———简述初期的<妇女杂志>》,《上海文学》,2006(3)。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载《新潮》第1卷第4期。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这样评价《新青年》:“世界上谈到中国近年新文化的,必归功于‘五四’;谈到‘五四’的,又必归功于《新青年》杂志:这是显然的事实,也不必———尤其是不能否认的。

”(《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1月,第365页。

)
学生领袖罗家伦点名攻击。

商务当局开始恐慌,对各个杂志的编辑进行撤换。

①受到攻击
的《妇女杂志》不得不立即转向,由“宣扬贤妻良母”向鼓吹妇女解放过渡,过渡的关键人物是沈雁冰(即茅盾)。

从1919年下半年起,沈雁冰以佩韦、四珍等笔名接连发表了《解放的
妇女与妇女的解放》(第五卷十一号)、《妇女解放问题的建设方面》(第六卷第一号)、《读少
年中国妇女号》(第六卷第一号)、《男女社交问题管见》(第六卷第二号)、《将来的育儿问
题》(第六卷第二号)、《说<新妇女>》(第六卷第二号)、《我们该怎样预备了去谈妇女问题》
(第六卷第三号)。

《妇女杂志》在商务当局眼中一直不受重视,仅从王蕴章长年兼任《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两份刊物的主编就可窥见一斑,1919年下半年商务当局首先选中的《妇女杂志》主编人选是沈雁冰,沈当时是《学生杂志》的编辑,而当时“受《新潮》攻击最烈的是《教育杂
志》和《学生杂志》”。

②1919年下半年杜亚泉辞去《东方杂志》主编之职,第二年由钱智修
接办。

1920年,担任《小说月报》兼《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蕴章提出辞职,沈雁冰接任《小说月报》主编,《妇女杂志》却无人接任,作为《东方杂志》的新任主编及章氏上司的钱智修推荐章锡琛出任《妇女杂志》的主编,章自1912年初入商务,一直是《东方杂志》的编辑。

章虽然是商务的资深编辑,却“因为这方面毫无研究,不敢轻易担任,经钱经宇再三督促,才勉强应允”,他接任《妇女杂志》后“一面整理积稿,把勉强可用的略加修改充数,一面四处
拉稿,又在杂志上出题征文,再不够自己也写一些,……”
③“但一向对于这问题没有研究,只得临时抱佛脚,到东方图书馆里找出几本日文书籍来,生吞活剥地来介绍一点。

”
④章锡琛几乎是在边学边干中成为《东方杂志》的日文翻译兼编辑的,接任《妇女杂志》以后依然是一边摸索一边实践。

然而,章在接任《妇女杂志》之前并非如他自己所描述的与妇女问题完全无缘。

《东方杂志》自民国初年起发表了不少介绍西方或日本妇女界的文章,尤其是1913—1916年间,英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妇女参政运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东方杂志》又零星介绍西方妇女在战争中的状况。

虽然整体来说篇幅并不多,且多从欧美或日本报章上摘译而来,叙述语言平和中性,这方面文章的作者署名有钱智修、许家庆、劳高等。

1913—1914年间,章锡琛也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介绍西方妇女状况的
文章:《英国妇女之参政运动》(第十卷第二号,1913年8月)、《英国女权党之狂暴》
(第十一卷第三号,1914年9月)、《美国之妇女》(第十卷第六号,1913年12月)、《德国妇女问题
之特征》
(第十一卷第六号,1914年12月),后二文为日文报刊上的摘译,前二文似乎是章氏所作。

值得一提的是,章氏在《英国女权党之狂暴》一文中一反《东方杂志》一贯的平和中立,而对“英国女权党”用了诸多贬义词,例如:“狂暴”、“暴行”、“叫嚣”、“骚扰”、“奔窜驰突”等等,对“英国女权党”的反感跃然纸上。

《英国妇女之参政运动》一文曾配有12幅照片,除了“英国女权党毁商店玻窗之状”展示其“武力”外,其它的图片都是介绍性的。

而在《英国女权党之狂暴》一文中共附图六幅,多幅照片展示了女权党们在警察的捉捕下蜷缩
①②③④《从办学校到进入商务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01-102页。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16—117页。

据章锡琛所述,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15页。

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或佝偻着身子,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照片则展示了女权党毁坏一幅名为“镜与女神”的世界名画,据说此画价值为4.5万英磅,被一女权党员用刀所划坏,全国上下为之哗然,莫不痛恨女权党的暴戾。

从这些蛛丝马迹不难看出为什么章锡琛在成为一个妇女主义者之后依然对“女子参政”颇有微词。

在章锡琛接任《妇女杂志》一年之后,周建人正式成为《妇女杂志》的另一位编辑,八卷二号(1922年2月)的“编辑馀录”里特别提到:“素来承读者欢迎的周建人先生,已经聘请来社,担任社务。

”①也许就像当年《妇女杂志》聘请胡彬夏为主编一样,商务聘请周建人同样着眼于他的社会关系,众所周知,周的二位兄长鲁迅和周作人都是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而且在北京的文化界及高校享有很高的威望。

事实上,在周建人“加盟”《妇女杂志》后,鲁迅和周作人的名字时常出现在《妇女杂志》上。

章锡琛时期的《妇女杂志》也可以说是“章周联盟”的时期。

此时,章锡琛、周建人等一方面延续了茅盾把妇女问题推向思想革命的倾向,主张用新思想、新理论来严肃深入地讨论妇女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在五四时期接办《妇女杂志》不仅缺乏一种心理上的准备———多有临阵磨枪之感,而且也没有知识上的积累。

二　1918年之前《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讨论
笔者认为,1920年前的《妇女杂志》并不像五四运动以来所批评的那么“落后”,而《新青年》在一开始也并未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先进”,至少在关于妇女问题方面的论述,无论是在起步的时间上,还是文章的篇幅上都难以与《妇女杂志》相提并论,当然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它不是一本专门论述妇女问题的期刊,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新青年》杂志中那些专门论述妇女问题的篇幅———它们所表述的立场、视角,并未超越那个时代的特定语境。

我将《新青年》初期登载的关于妇女的文章篇目做成下列列表,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它讨论妇女问题的频率及大概的内容。

表1　《青年杂志》初期发表的关于妇女的文章篇目
篇名作者译者卷、号
妇人观[法]M ax O’Rell陈独秀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出版
欧洲七女杰陈独秀第一卷第三号,1915年11月15日出版
女性与科学[日]小酒井光次孟明第一卷第四号,1915年12月15日出版挪威之女子选举权“记者”同上。

罗兰夫人李亦民第一卷第五号,1916年1月出版
应该说,作为《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从一开始就关注妇女问题,但是他在当时的视域并未完全超出晚清倡导女权的先驱梁启超,也就是说陈独秀依旧囿于女权启蒙最初的思
《罗兰夫人》等文来看,《青年杂志》因循着风靡于20世纪初渲维模式。

从《欧洲七女杰》、
染西方女杰所表露的特定时代痕迹,而丝毫闻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自由的气息。

从《女性与科学》和《挪威之女子选举权》这样的篇目里我们则能找到同时期《东方杂志》的类似风格。

另外,陈独秀在最初的《新青年》上所发表的一些反传统檄文中也都提到了妇女
《一九一六年》(一卷五号)等文,都被后人视为最先吹问题,例如:《敬告青年》(一卷一号)、
①《妇女杂志》第8卷第2号,第120页。

响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但是有关妇女问题的提出实际上都是一些处于较次要位置的短句,《敬告青年》直接涉及妇女的就一句:“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而《一九一六年》也同样:“女子,被征服者也。

”号召包括妇女在内的被压迫者:“自居征服(T o C 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Be C onquered)地位”。

这种简洁的提及颇似当年革命先驱邹容、陈天华等人倡言“男女平权”———是一种标语口号式的宣言,而缺乏内里的深入和独到。

陈独秀的《孔教与现代生活》(二卷四号)一文,是其公然打出反孔旗号的檄文,并以较多的篇幅谈到了传统儒教对妇女的压抑和迫害,这是“新青年”以妇女的历史和现状来清算和批判传统的首例。

在此不能不提到李平的《新青年之家庭》①一文,从此文可以看出,早期《新青年》在讨论有关家庭这样与妇女问题直接相关的话题时不仅没有走在时代“前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妇女杂志》的影响。

在叙述李平的文章之前应该先介绍一下胡彬夏:她是《妇女杂志》的第二任主编,任职时间仅为一年(1916年),不少人猜测她仅仅是当时《妇女杂志》聘请的名义上的主编。

胡彬夏在担任主编之前曾留学日本和美国,是当时为数极少的女留学生之一。

与长年担任《妇女杂志》主编的男性王蕴章不同,胡彬夏在“主编”任期内所发表的文章多为“社说”,这些社说又多旗帜鲜明地呼吁中国妇女按照科学新知来主持家政,或以西方妇女为楷模———以建设好自己的小家而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贡献出一份力量。

李平在《新青年之家庭》一文的开头自称是胡彬夏的学生,并援引了胡发表于《妇女杂志》二卷八号(1916年8月)上的“社说”《基础之基础》一文作为阐释自己观点的基本论点。

据《妇女杂志》的介绍,胡彬夏从美国回来后曾在吴江丽则女校和浦东中学担任教务,②根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尚无法判断李平究竟是哪所学校的学生,也无法判断他/她的性别,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李平对胡彬夏、尤其是胡的观点推崇备至,他/她以胡彬夏《基础之基础》中的观点为依据,论述了家庭对于青年、国家的重要性,从而阐释了“新青年”建立家庭的标准,开列了与中国传统旧家庭截然不同的多达26条的守则。

这些标准和守则大概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家庭中要实行男女平等和民主:男子不纳妾,女子不蓄婢;父母对儿子和女儿一视同仁,使其接受同等教育;取消包办婚姻;成年子女必须具备独立意识和能力,等等。

二,强调男女分工:丈夫“务为直接生利之职业”,妻子则应享主妇之权利、尽主妇之职责,不仅勤俭持家,还必须具备现代科学卫生知识,用以管理家务和培养子女。

三,实行西式家庭生活方式:“家中须备运动场,藏书室,屋内游戏具,四壁悬英雄名人像、科学挂图,以谋智力之发展”,“常率子女旅行他乡或异国,以广见闻而增阅历”;同时作者还主张革除现实生活中的不良作风:“力戒吸烟、饮酒、狎邪、赌博及其他嗜好,以造成健康和乐之家庭。

”“交友不事世俗浮文,以免应酬之劳,节消耗之费。

”“丧葬务求简便,实行火葬制”等等。

虽然针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提出如此“西化”和“新式”的生活准则几近于教条,但是它提出的某些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深入讨论,例如关于丧葬的改革若干年后则成为胡适等人讨论改革传统习俗的话题之一。

李文虽然只是提出了一些提纲式的主张,没有进行较为详细的阐发,但此文在观念上远远超出了《新青年》不久之后所开辟
①
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读者论坛”栏目,1916年10月1日。

②《美国惠尔斯来大学校学士无锡朱胡彬夏女士编辑妇女杂志大改良广告(广告)》,《妇女杂志》第1卷第12号,1915年12月。

的“女子问题”栏目中的大多数篇目,而且也走在了五四时期一些著名的男性启蒙家的前面———陈独秀、吴虞等人在《新青年》上最早对传统的男权秩序发起抨击,但是他们都没有具体地构画出新的秩序和新的前景,而这篇在《妇女杂志》和胡彬夏的直接影响下的文字则填补了《新青年》在这方面的欠缺。

显然,陈独秀本人也似乎对这样的现状不满,在进入1916年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之际,陈独秀似乎有意要将妇女问题的讨论引向深
入,以新青年杂志社的名义向女界征集关于妇女问题的文字。

①从1917年2月1日的二卷
六号起,《新青年》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女子问题”,作者多为编辑邀约的女性作者,它似乎是新文化运动启蒙家有意要培养女性自身来谈论和解决自己的问题,然而仅仅持续了
四期,就被陶履恭的一篇题为《女子问题》②的“宏论”所覆盖。

表2　“女子问题”栏目所发表的全部文章篇目
篇名
作者卷、号哀青年
李张绍南第二卷第六号,1917年2月1日出版贤母氏与中国前途之关系
陈钱爱琛同上女子教育
梁华兰第三卷第一号,1917年3月1日出版女子问题之大解决
高素素第三卷第三号,1917年5月1日出版论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问题
陈华珍同上女权平议
吴曾兰第三卷第四号,1917年6月1日出版改良家庭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孙鸣琪同上
在“女子问题”栏目最先登台亮相的是李张绍南的《哀青年》,她似乎是《新青年》最早的一位女性作者。

在“女子问题”的总标题下,李张绍南不“哀”女子却“哀青年”,不能不令人觉得意味深长;作者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哀青年”、“哀”生养自己的祖国,而在最后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到了女子缠足、一夫多妻、女学不发达等女子问题。

根据李张绍南在此文及她在《新青年》发表的其它文字中可以了解到,她大约在1914年—1918年间随其夫在英国留学,所学专业为医学护理,是一位民族国家意识很强的女性———游学在外期间既仰慕西方的先进和发达,又时时记挂着自己国家的落后和衰败。

从这些专门由女性自己撰写的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轫期———1915年至1917年间,作为主流性话语阵地的《新青年》在关于妇女问题方面并不走在《妇女杂志》的前面,甚至也没有走在时代的前列,由于历史条件的不成熟———包括男女青年的思想意识都未能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也未能有所突破。

不论是在大框架的构想方面,还是对细节的考虑和安排上都缺乏一种创新,他们向往和崇拜的是西方的“先进”,他们甚至缺乏二十世纪初的人们对一切都置疑的精神。

从《新青年》和《妇女杂志》所论述的一些倾向性较为一致的问题来看,例如关于贤妻良母的论述,无论是《新青年》还是《妇女杂志》或是当时其它刊物上发表的相关文章,都离不开动员妇女为民族国家做奉献而尽母亲和妻子之天职这样一种“套路”。

吴曾兰《女权平议》一文刊载在第三卷第四号的最后一期“女子问题”栏目中,陈独秀在曾兰的文末特意注明:“此文作者吴女士即又陵吴先生之夫人也”,可见《新青年》对推出
①②《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据陶履恭《女子问题》一文所言:“《新青年》征集关于女子问题之文章,既有日矣。

”《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吴夫人之“隆重”。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据吴虞称,此文是他在1916年12月代曾兰所写,后曾收入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吴虞文录》“附录”中,因此后来的《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收入此文时索性直接将作者的署名改为吴虞。

①此文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和史书中旁征博引,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子尽管偶有权重者或“奴蓄其夫”者,但总的来说,女子无权者众。

女子无权是由于儒教的毒害,重男轻女的社会风俗,将封建道德观念与法律混为一谈的旧刑律等因素造成的。

文章认为,在立宪时代女子应当争取“有意识之平权”,即“法律所许国民平等自由之权”,号召女子琢磨其道德,勉强其学问,增进其能力,以冀终得享有平等权利之一日,同男子共同奋斗,追踪欧美之妇女。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女子问题”栏目中的那些女性声音时而是她们自身所发出,时而又传递着民族国家的影响和压抑,与主流话语融为一体,或者则如曾兰的《女权平议》索性由吴虞这样的男性代笔,因此,即使是在“女子问题”这样一个表面看来似乎完全代表着女性自己声音的“论坛”上,依然很难说哪些是女性的声音、哪些不是、哪些又是被取而代之的。

我要指出的是,“女子问题”使女性在男性启蒙家的鼓励和注视下在主流文化阵地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尽管是如此微弱、如此不纯的女性之声,由于男性启蒙家的不满而消失或隐匿,并很快被男性的主流话语所覆盖———1918年初,陶履恭所撰的《女子问题》一文不仅是对“女子问题”栏目的一份总结,同时也宣告了这一栏目的不成功及不得已的结束:
《新青年》征集关于女子问题之文章,既有日矣,而女子之投稿者,寥少已若珠玉之不多觏,更通观本志所刊布诸文,舍一二投稿家外,非背诵吾族传来之旧观念,即抄袭西方平凡著者之浅说:欲求其能无所忌惮研究女子问题,解决女子问题,释女子之真性,明女子之真位置,定女子与国家社会相密切之关系者,殆若凤毛,若麟角。

……②
陶履恭还郑重声明,他如此说并非是对这些女性作者的苛求,而是真心认为在当下的中国
“美姬娇妾”,哪里还能指望社会稍有文化知识的男子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追逐“高官厚禄”、
受数千年束缚的女子“解脱重轭,振拔流俗,不尚物质,不慕虚荣,推倒群盲所崇拜之偶像,排斥时髦所趋逐之倾向”。

实际上,他写此文的目的非常明确:既然无法指望这些只会背诵旧观念或抄袭西方肤浅之说的女子,那他只能越俎代庖———以他的“宏论”来覆盖这些不甚理想的女子声音。

陶文并未针对女性作者没有达到的目标———“无所忌惮研究女子问题,解决女子问题,释女子之真性,明女子之真位置,定女子与国家社会相密切之关系”———给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而是大谈西方社会妇女问题已发展到何等的高度,西方的女性又获得了何等的自由和解放,却唯独不提如何解决中国当时的女子问题,这从某个方面可以说反映了一种“五四”精神———拿来主义,向当时封闭落后的中国及中国妇女吹起一股清新振奋的西洋之风,而从另一个侧面看,类似陶履恭这样的论述又使仍处于缠足和纳妾等等困境中的中国妇女重新陷入迷茫———她们依然不知道自己双足之下的路在何方。

因为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妇女来说,既无法想象陶履恭所描述的“大工业勃兴,物品不复产于家庭,而产于工场”,更无法理解“女子不复操作于家庭,而受佣于外人”的现
①
《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②陶履恭《女子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象。

对于个人不拥有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中国女性来说,陶文的描述几近于天方夜谭。

陶履恭的这篇“宏论”既未为当时的中国女性提供一种切实解决女子问题的方案,更未能将“女子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而是替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发出的女性之声划上了句号。

三　继《新青年》之后的又一个反传统的重要阵地
《新青年》真正拉开以讨论妇女问题来抨击传统的序幕,并提出“五四式”妇女解放口号的则是在1918年———周作人翻译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及胡适、罗家伦翻译易卜生的
剧作《娜拉》、胡适的名篇《贞操问题》和鲁迅的檄文《我之节烈观》①,所谓“五四式”的妇女
解放口号就是那句“我是我自己的”的“五四”新女性的“名言”。

这是继梁启超等人之后中国掀起第二次讨论妇女问题的高潮,从19世纪90年代至五四之前,女权启蒙所讨论的妇女问题几乎含括了国家、社会、家族、家庭的各个方面,而唯独很少涉及到女性个人,尤其是作为主体的女性自身的解放。

然而,《新青年》毕竟是一份思想文化的综合性刊物,讨论妇女问题则是它的一小部分,而且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这部分的讨论很快就停滞和消失了。

有关贞操、男女社交以及妇女与家庭、妇女与国家,尤其是恋爱与婚姻这样一些在《新青年》中被提出并被初步讨论的妇女问题在1920年以后的《妇女杂志》中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妇女杂志》许许多多的篇幅中我们可以看到1918年以后的《新青年》里的视点、立场或观点。

几乎是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新青年》又试图再次发起邀请“女同胞诸君”讨论“女子问题”,这则标题为“女子问题”的“新青年记者启事”宣布道:“本志于此问题,久欲有所论列。

只以社友多属男子,越俎代言,虑不切当。

敢求女同胞诸君于‘女子教育’、‘女子职业’、‘结婚’、‘离婚’、‘再醮’、‘姑媳同居’、‘独身生活’、‘避妊’、‘女子参政’、‘法律上女子权利’等关于女子诸重大问题,任择其一,各就所见,发表于本志。

一以征女界之思想,一以示青年之指针。

无计于文之长短优劣,主张之新旧是非,本志一律汇登,以容众见。

记
者倘有一得之愚,将亦附骥尾以披露焉。

”②虽然由于五四高潮的快速到来以及《新青年》
的分裂,此编辑意图并未获得实行,然而它所开列的题目却在1920年以后的《妇女杂志》上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这段文字里透露出“新青年”的强烈意识:男子“越俎代言”女子问题,“虑不切当”,而希望女性自己来讨论自己的问题。

这却是1921年以后《妇女杂志》的男性编辑完全缺乏的意识。

这则情真意切的“启事”并未能在《新青年》杂志上兑现,此事的不了了之可能更具有这样一种象征意义:在“排山倒海”的社会革命来临之际,妇女问题随时有可能被“覆盖”或被放弃,因为它不是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

当陈独秀、胡适等等走入一个更为宽广的社会领域之际,章锡琛、周建人等却依然执著于“妇女问题”。

《新青年》编者开列的众多妇女问题的论题,其中有一些成为日后《妇女杂志》详加讨论的话题———离婚问题、生育节制、家庭革新、女子职业等等都曾经作为《妇
①②《新青年》第6卷第4号封一广告,1919年4月15日。

《贞操论》,《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娜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贞操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我之节烈观》,《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