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的四个十年 亲热

中苏关系的“四个十年”：亲热-冷战-热战-回暖
发布时间:2011-08-28 09:14 作者:李景贤/口述，黄薇/整理
回想中苏关系那噩梦般的一二十年，我常问自己：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两大民族，怎么会干出此等荒唐之事，而且还不是一件两件，时间跨度又大，并非一年两年!痛定思痛，深感中俄两个伟大民族，只有以邻为善，以邻为伴，以邻相依，才能扫此荒唐，不让那段不幸历史再次重演。

从新中国1949年成立到苏联1991年解体，中苏关系历经42年零86天。

钱其琛外长曾把这段历史概括为“四个十年”：十年友好、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十年对话。

在中国驻苏联（俄罗斯）大使馆工作长达12年之久的李景贤，更愿意改用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说法：十年“亲热”、十年“冷战”、十年“热战”、十年“回暖”。

十年“亲热”：领袖互访
从1949年到1959年这第一个十年，用“亲热”二字形容中苏关系并不夸张。

1949年10月2日，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天，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函周恩来外长，宣布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0月6日，毛泽东主席任命王稼祥同志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12月16日，他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并为斯大林70岁生日祝寿。

我高考填志愿时，第一个是北京俄语学院，那是1956年，苏联很吃香，“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等口号满天飞，当时我好想去苏联留学；第二个是北大中文系。

结果让俄语学院录取了。

1960年秋，我以“全优”（全都是“5”分）毕业。

当年，外交部派人去学校选人入俄语翻译班第三期，我被选上，在校培训，为期四年。

1957年4-5月份，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对我国进行了长达25天的国事访问，这是间隔7年后，对毛主席访苏的回访。

4月15日，伏罗希洛夫在毛主席陪同下，乘敞篷车缓缓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了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我们外语学院（此时俄语学院已与北京外语学院合并）的学生们也去欢迎伏老，队伍排在北京饭店前面。

毛主席陪伏老坐敞篷车经过北京饭店时，我们这帮学生看得真真切切，车队开过后，仍兴奋不已，久久留在原地不肯离去。

十年“冷战”：毛泽东发表“九评”
然而好景不长。

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与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将赫此举视作要控制中国之图谋，坚决加以抵制。

此后，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

苏联专家在撤退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资料，使中国大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了很大损失。

从1960年到1968年，在将近10年时间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渐渐变得冰冷起来。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党反目成仇，相互“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

我在北京外语学院赶上了中苏“大论战”。

毛主席指示要发表十篇文章，名为“批修”，
实则要“整垮”赫鲁晓夫。

但发表了九篇文章后，赫鲁晓夫就于1964年10月14日被人赶下台了。

有人诙谐地说，此公是让毛主席给“批”下去的。

“批修”文章于是便有了一个“历史定位”，叫“九评”。

当文章发表时，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晨六点半开始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播出，由著名播音员夏青或齐越朗读，一读就是三四十分钟，有时甚至一个多小时。

他们读得铿锵有力，“反修”味道特浓。

同学们坐在大教室里一起收听，感到特别带劲，特“扬眉吐气”。

在1962、1963年，我们这些学生还感觉不到中苏关系有大的异样，到了1964年就可嗅得出来，同“老大哥”闹翻了，但当时怎么也没有料到，后来两国军队竟在边界上打大仗，而且还真正地、狠狠地往死里打。

1963年秋，我到外交部工作。

从那时起，中苏之间的来往就少了。

高层来往几乎中断，省部和司局两级交往也很少。

1964年9月底，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访，我被对外文委借去当翻译。

周总理会见苏方客人时，我有幸当翻译。

记得周总理问我在哪里学的俄语，为何给对外文委当翻译？我告诉总理，现在中苏间人员往来少了，每年才几次，各部门也就不再储备俄语干部了，一旦需要，就向我们外交部翻译处借翻译。

周总理说这个办法好。

这是当年来访的苏联七八个团组之一。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双边来往便彻底中断了。

那时中苏双方相互抗议不断，而且都用“最”、“最”、“最”强烈抗议的字眼，少一个“最”都觉得不够“解恨”。

使馆人员去苏联外交部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递交“抗议照会”，有“不抗议不上门”一说。

有时候夜里，国内让使馆去苏联外交部递交抗议照会，领导总是让我去执行。

因为是非上班时间，只能把抗议照会送到人家收发室。

第一回还不错，人家签收了。

第二回就不行，因为苏外交部主管官员事先给收发室打了招呼：“中国人来者不善，拒收！”我怎么说人家就是不收，无奈中只好把照会送到苏联外交部大门内的值班警察处，他们也已被打过招呼：“拒收”。

我必须完成任务，便把照会扔到警察脚下，立马就跑，人家警察眼疾手快，把照会扔了出来，我捡到后又扔回去，立即上车就要开走。

警察气急败坏地拉着车门的把手，想打开车门把照会塞还给我，我猛踩一脚油门就跑了。

过了不到一刻钟，苏联警察开车来到使馆收发室，要把照会还给我们。

我当时还留在收发室以观后续动静，见此状告便告诉收发员：不开门，别理他。

警察拍门拍了十几分钟，无奈中把照会扔在收发室门下，就开车走了。

如今回想起来，这类做法简直是“天方夜谭”！
十年“热战”：冲突和示威不断升级
1969年到1978年这将近10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用“热战”二字来形容也未尝不可。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淡化了与苏方的“真假马列”之争，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预防、消除“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威胁上来。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

1969年春夏，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两国军队打了三大仗，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

我是从1967年“红场事件”后，第一次作为随员被派到苏联常驻，先后三次赴苏，一共待了大约十二年。

从1966年“文革”开始，直到1982年，在长达十五六年时间内，中苏人员“老死不相往来”。

在两国之间，只保留着二馆（双方在对方的大使馆，而且在两三年时间内，双方实际上把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三线（北京—莫斯科之间每周各开一班飞机、一趟国际列车，保留两国政府间的高频电话专线，即“热线”）和一丁点儿贸易，每年只有两百多万瑞士法郎。

一位苏联朋友对我说，这一小点儿贸易额，如果转化为人民币，分到中苏两国老百姓手里，每人大概只能得到两毛钱。

1969年3月2日、15日，中苏军队在珍宝岛两次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

我“造反派”两次包围了苏联大使馆，每次长达两三天，苏馆人员不敢迈出使馆大门一步。

“示威者”在几辆广播车带领下，不断高喊“砸烂苏修狗头！”“油炸勃列日涅夫！”等口号，有人还当众烧毁“稻草人勃列日涅夫”。

相应的游行也两次发生在莫斯科。

每次有两三百苏联人从使馆门前走过，稀稀拉拉地举着反华标语牌。

许多人只是当作个任务来完成，“示威”时边走边聊，有的人甚至三三两两有说有笑，远远没有北京那帮“造反派”那么狂热。

我和同事们在使馆主楼七层向下看“热闹”。

发现有个情况特别有意思：在使馆临街房子前面，苏联警方用一大排大巴士严密地挡着，以免“示威者”向使馆房子扔石头、墨水瓶，损坏、弄脏使馆的窗户玻璃和墙面。

从此可以看出，人家是“被动还招的”，而且“动作”远比当时在北京那些“反修”行为“文明”。

按国际法准则，一国驻外使、领馆的土地，是其国土的间接延伸，俗称“界外领土”，哪怕只占国土面积几万亿分之一。

但是，这片特殊国土处于驻在国领土包围之中。

驻外使、领馆被监视、监听，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而且，随着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窃听、窃看的办法也不断翻新，安放窃听器，已是半世纪前的“笨招”了。

对此，我们使馆采取了极为严密的防范措施。

美国人的“防窃”办法也极为给力。

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新馆舍的施工人员全部从美国派来，全部建筑材料，包括一钉一线都从国内运来，只有用的水是例外，那是莫斯科市的自来水。

试想，从美国把水运来，那得装多少艘大船！横跨大西洋万里迢迢运水，成本太昂贵，况且，至今还没有发现，可以用水来搞窃听、窃照的。

”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日夜被苏联军、警、特包围，馆员一出门就会被特工人员紧紧盯梢。

我们严格遵守“两人同行”的规定，夫妻算作是一人，而且必须乘坐使馆的车出行。

在驻苏使馆旁边的“大学街”上，苏方跟踪的车排成一行，我们的车出一辆，他们就跟一辆，盯得死死的。

有一次，我开车猛跑，过了一两个红绿灯，往后视镜一看，很得意，甩掉啦！可是，过不了一会儿，又发现后面有便衣坐的车跟上。

原来，当时他们已用上“大哥大”了，人家分段跟，你根本就跳不出他“如来佛”的手心儿。

一开始，被便衣车跟，我很气恼，被跟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啦。

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最大的书店买书，一便衣（“熟人”啦）在两三米开外的地方，拿着小本子在装模作样地记。

不过，他们这样做，只是在传达一个信号：我在跟着你。

还有一次，我开车跑在莫斯科郊外，发现发动机声音有点异常，便停车打开车的前盖儿看个究竟，突然从后视镜发现，离我十一二米处，有个穿便服的人，也打开车的前盖儿在装模作样地看。

我细看了一下，此公认识，过了三四分钟后，我把车盖儿放下，向这名便衣招了招手，用俄语说了一声：“咱开路吧！”不过，苏方派人跟随我们使馆人员，不排除另有用意，防止中方人员受袭击提抗议，反而被动。

那时候，使馆与苏联官方真是不吵不见面，正常交往无法进行，这种反常状况一直持续了好些年。

我们几乎天天“关”在馆内读报刊、听广播、看电视，没有机会能见到个苏联高官。

我们在使馆院内，几次捡到“斯大林小组”从三米多高的院墙上空扔过来的材料。

“斯大林小组”由一些对苏联现状不满的异见人士组成。

他们提供的材料，主要是揭露苏联的现实问题，我们使馆对这类材料并不感兴趣。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位于“麻雀山”友谊街6号，在莫斯科大学对面，在我国两百多个驻外使、领馆中，论环境和“硬件”，都名列榜首。

我们使馆占地11公顷，被公认是莫斯科市区最大最好的氧吧。

此地原是个炮兵阵地，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好的时候，赫鲁晓夫为了取悦毛主席，划出20公顷作为新馆舍用地。

当时，我们外交部嫌地方太大，只要了11公顷。

后来，我们挺后悔的，要求苏方再给使馆9公顷土地。

我们与苏方谈了十几年，他们根本就不予理睬。

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我方旧事重提，与苏方继续谈。

莫斯科市政府最终同意再划出9公顷土地给我们，作为“补偿”。

此地就在使馆的西北角，处于大片林木之中。

可惜苏联不久后就解体了，“还地”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在“文革”期间，使馆日常生活单调，但几乎每晚都放电影，不是歌舞大片《东方红》，就是几个样板戏电影，久而久之，不少歌词和戏词，几乎人人都能哼上几句。

每周六则放映苏产原版电影，由全馆懂俄语的人员轮流现场口译解说。

个别高人翻译得添油加醋的，特别精彩，常被大家点名来译。

也有不少人俄语基础差，“赶鸭子上架”，翻得结结巴巴的，有时银幕上的角色对话半天，译者从嘴里还挤不出一两句汉语来，观众觉得扫兴，纷纷退场，边走边嘟囔：亏他敢上，臭不可闻，该回北京去休息！这些观众不懂俄语，不知道现场解说原版电影有多难。

记得还有件“苦差事”。

我经常为馆长“早读”，有《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等十多份，清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浏览当天报刊，就像香港凤凰卫视“新闻早班车”的播报人员一样。

三次中苏边界谈判，我都参加了
新中国成立后，举行过三次中苏边界谈判，我有幸都参加了。

前两次谈判，名为“边界”谈判，实则是“务虚”性质的政治谈判，而且各讲各的，往往是你批我驳的，逆向而行。

虽如此，双方参与者都不恼，因为习惯了，政治任务嘛，得想办法应付才好。

1987年春，第三次边界谈判开始举行。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边界谈判。

双方成立一个划界联合专家组，中方由我出任组长，你别看这个组长官不大，要是搁在清朝，那可是个“划界大臣”！我带领十多位中苏边界问题专家，来往穿梭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

我与苏方组长各手拿一张张大比例尺地图，一公里一公里地艰苦在谈。

谈判的主要依据是中俄合法政府从前签署的界约。

界约有好几种文本，拉丁文本的，满文本的，俄文本的，彼此之间有些差异，需要双方互谅互让，协商加以解决。

我同苏方组长谈了两年多，才把7000多公里的中苏边界线大体上划定下来，只留下两个问题：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的归属。

2008年7月21日，中俄外长共同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图，这标志着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全线划定，其余3000多公里边界，则成了我国与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的边界。

1987年9月21日，珍宝岛事件发生18年半之后，我冒雨来到了珍宝岛。

这个闻名于世的珍宝岛只有0.74平方公里，略呈椭圆形。

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我默默走了好几遍，在脑际渐渐显出当年的硝烟。

我当时心里在想，这与其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还不如是一场政治大博弈。

为了“大政治”，往往得付出“大代价”，这是一条“铁律”。

守岛排长带我参观了“珍宝岛荣誉室”。

在荣誉室前，只见室门两侧用鲜红大字刻着一副对联，上联为“身守珍宝岛”，下联为“胸怀五大洲”，横批是“解放全球”。

对“解放全球”这四个字，排长怕
我见笑，便怯怯地说，这是守岛战士在10多年前留下的对子，现在看来，话说得大了一点。

珍宝岛并非争议地区，而是我们中国的神圣领土。

1969年3月的武装冲突，发生在我们中国领土上，是苏联边防军越界上岛酿成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还去过中苏边界西段的铁列克提一次，那是1988年8月19日傍晚。

19年前，30多人组成的我边防小分队在此处巡逻时，遭到苏联边防军伏击，结果是几位战士当场牺牲，大部分人被俘。

我望着这近乎于华北大平原的一马平川，默默沉思良久，我边防战士怎么会遭此厄运？！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们，还是1969年8月。

那时，我在驻苏联使馆工作，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个画面，面对苏方人员质问“你们为什么越界，是谁派来的”，一名被俘的边防战士昂首答道：“是毛主席派来守卫边疆的！”但苏联电视台播出的俄语，此话却被改为“是毛泽东派来的”，苏方以此作为我方人员“越界”的所谓“罪证”。

这些年来，我一直悲伤地在想，被俘的战士们现在在“那边”不知怎么样了？掐指算来，他们如果还活着的话，如今也有60岁左右了。

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战士们在异国遭受了多大的非人折磨啊！他们在国内的亲人们，一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则天天望眼欲穿地在盼……新疆军区的一位参谋在实地告诉我，在离我们七八公里处，有个小山包，对方的一个摩托化排就埋伏在它的后面。

巡逻的我边防战士一出现，就被飞驶过来的苏军摩托兵打个措手不及。

我清楚，这是苏方对在珍宝岛事件中失利所作的一次报复。

十年“回暖”：“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第四个十年，是中苏关系逐渐“回暖”期。

从1979年到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长达十年。

“文革”结束，邓小平同志复出。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我国调整对外战略提供了扎实的依据。

1982年春，苏共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被称为“勃氏绝唱”的重要讲话，明确表示准备就改善苏中关系问题与中方进行谈判。

同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小平同志抓住这一时机，发动了一场“对苏葬礼外交”，派黄华外长飞往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

小平同志请胡乔木同志拟稿，写出黄华外长离京前的书面谈话。

昔日被中方批判为“苏修头目”、“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在这篇谈话里被称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

“谈话”中还特别提到，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苏中关系”。

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大手笔，借悼念死者之际，做苏共新领导人的工作。

从1982年春天起，我们谈判班子跟着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与苏方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政治磋商。

谈了整整三年时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钱其琛副外长给我们分析原因时说了好几条，其中有一条我觉得特别实在，他说：“磋商开始以来，苏联国运不昌，由三位‘病夫’（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治国，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三位最高领导人接连去世，克里姆林宫于是三易其主。

试想，在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人家同我们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的重大问题？”
突破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还在这年春节过后，钱其琛外长就提出，让我日后为邓小平同志与戈尔
巴乔夫谈话做记录。

1989年5月16日上午9时40分，小平同志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准备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见。

他告诉我方人员：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

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他兴致勃勃地谈了两个多小时。

会见后，我马上去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向李鹏总理汇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情况，因为下午两点，他也要与其会谈。

向李鹏总理一汇报完，差10分钟就到下午两点了。

李鹏总理对我说，他去换一下衣服，然后一起去18号楼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我知道，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只有三四分钟，便在12号楼小餐厅里胡乱吃了点东西，有西兰花、白斩鸡和酱牛肉。

钓鱼台这顿只有两分钟的美餐，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我跟随李鹏总理一到会谈厅，已等在那里的钱其琛外长就问：“见到了总书记没有？”（指汇报邓戈会见情况，因为他下午五时就要会见并宴请戈尔巴乔夫）我用两三句话介绍了事情的经过，钱外长没说什么。

宾主入座时，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邪劲儿，挨着钱外长坐了下来，“抢占”了卫生部长陈敏章同志的坐位。

我立即拿出纸笔，给赵紫阳总书记写“邓戈会见汇报提纲”，每写出一页，就交给身旁的钱外长审改。

一共写了十一二张，钱外长一改出两三页，就请人往中央办公厅送。

写、改、送的“动静”很小，但还是引起会谈厅里的人注目。

会谈一结束，陈敏章部长站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动情地说：“早就听人说，钱外长手下的兵，个个雷厉风行，今天得以相见，乃三生有幸！”大约半个月过后，我再次见到了陈部长，便把那天“雷厉风行”的原委告诉他。

陈部长听后又动情地说：“对我们国家的外交官，我本人既敬佩，又心疼！外国元首来访，我常被你们外交部‘借’去当陪同团团长。

在与外交部同志们接触中，我得到一种强烈印象，他们在工作中，个个都是‘拼命三郎’。

”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

它结束了中苏间长达20多年不堪回首的过去，开始了两国间一种新型的关系。

在中苏联合公报中，正式确认了两国领导人商定的国家关系准则，形成了一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1991年12月26日，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虽然“停止存在”了，但中苏双方当年确定的两国关系准则，顺利地被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承了下来。

苏联解体之后，我还当过半年的驻俄罗斯使馆公使。

那时候，俄罗斯的局势很不稳定，议会天天辩论，我总是小收音机不离手，上卫生间也不例外，随时跟踪议会辩论的动向。

议会辩论一般在深夜十一二点钟才结束。

之后，我就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分析形势，向国内报回情况与看法。

回到住处躺下休息不久，天边就出现“鱼肚白”，再过四五个小时，又要上班了，几乎天天都这样。

回想中苏关系那噩梦般的一二十年，我常问自己：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两大民族，怎么会干出此等荒唐之事，而且还不是一件两件，时间跨度又大，并非一年两年!痛定思痛，深感中俄两个伟大民族，只有以邻为善，以邻为伴，以邻相依，才能扫此荒唐，不让那段不幸历史再次重演。

来源: 《文史参考》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