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有关战争诗的文献研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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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有关战争诗的文献研究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乐歌总集，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诗歌选本。它产生于商、周之交，到春秋中叶或稍后这样一个约五六百年漫长的时代，是我国古代先民对自己社会生活的歌唱，其内容涵盖当时社会的生产劳动，爱情婚姻，徭役战争，政治讽刺及史诗事件等，通过风雅颂赋比兴，我国古代文化辉煌灿烂的篇章得以永远保存了下来。

就《诗经》中战争诗一块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社会的急遽变化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一个朝代。“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仍,互相攻伐兼并。几百个小国家逐渐归并为几个大国,逐步孕育着封建的萌芽,各民族的联合,也都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创造了条件。自西周末年至战国初年,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日益高涨,终于摧垮了腐朽的奴隶制。”“各诸侯国之间互相侵凌争夺,兵连祸结,广大人民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受尽苦难。社会经济也受到严重破坏。”

《诗经》战争诗不描绘战斗的残酷,还因为周代人崇尚“人格美”。表现在“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威严。”《礼记·祭义》“治躬”,就是修身。治躬的成效就在于显示他们的声威。在周代,这种“人格美”的外部表现被称之为威仪。昭显威仪,便是把象征尊者等级地位的外物显示给人看,以引起人们从心理上的尊敬、畏惧,行为上的恭顺、服从。周代人这种“人格美”理想在《诗经》的一些形象中得到鲜明的表现。《采芑》是以抗拒外患为背景的作品。诗中所歌颂的元老方叔曾经征伐狁,后来又率军出征荆楚,是当时王朝的栋梁之臣和扶倾救危的英雄。他仁足以怀百姓,勇足以安危国,信足以结诸侯,强足以拒患难,威足以率三军。因此《采芑》的作者将描绘的的重点集中于方叔的威仪上。因为“在当时人看来,某些人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主要的原因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有独特的军人素质,而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较高的礼的修养。”

《诗经》为后人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战争资料，其中所写战争一般都是有义之战，即所谓的师出有名。《小雅·采薇》、《出车》、《六月》、《采岂》中所描写的战争都是正义之战，是抵抗外族入侵，保护农业文明的战争，诗经中对这些战争的描写最突出的地方是对战争性质的描写。《诗经》战争诗的创作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我国古代关于战争的特殊思想观念———崇德尚义“、胜残去杀”。《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小雅·出

车》、《六月》、《采芑》、《大雅·江汉》、《常武》中都有关于军威的大幅描绘，战争诗中突出这些，无非是说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

诗经中的战争诗之所以被学者们反复研究还在于其所反映出的中国古代独特战争思想。《诗经》中表现士兵勇武精神最为突出的是秦风，如《秦风·无衣》。故朱熹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慨，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小雅·采芑》对于将士们的英勇描写更为生动，显示出锐不可当的气势。这些都体现出了先秦人民勇敢刚强、不屈不挠的精神。

《诗经》中的先期武备观念思想主要表现在慎重对待战争上，即“先言教战然后用师”打有把握之仗。再者，在战争中表现为进攻与防御兼施上。《小雅·出车》开篇展现十分危急的情境：“王事多难，为其棘矣”。然而周王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这告诉我们要注重战争的防备工作。《小雅·采芑》中三次强调“其车三千”旨在造势。“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这种声势与“伐鼓渊渊，振旅阗阗”共鸣。以此强大周邦军队对付弱小荆蛮，可谓囊中取物。其次，还着重写主帅或周天子的威严，重点写装束。《大雅·常武》在描写主帅或最高统帅周天子时，不但注意夸耀他的外貌，而且还注意其内在修养，尤其在品德与智慧方面，暗示有这样的天子亲自作为统帅将无往而不胜。

终其原因，学者们研究认为，产生中国古代独特战争思想的原因首先在于农耕文化的影响。华夏文明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农耕民族能够长期平和的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内。农耕文化造就了尚农、务农、孝亲、重养、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原始农业耕种对大数量人力的需要，使得全社会都有一种对人生命的珍视。这些形成了当时战争“不尚杀伐”思想。而具体在战争诗中，就表现出重战争教化而不喜渲染残暴场面及不崇尚以流血为荣的个人英雄主义。因此，可以说农耕文化是产生中国古代独特战争思想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在于周礼的深刻影响，“制礼作乐”是周公建设周王朝经国济世的具体措施。周公制定了周代各种政治和社会制度、公共守则、伦理规范等。这就是崇尚德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并使其生活充裕。周人企图用德来保住天命，这是周人惩于殷代纯恃天命、不知敬德，而致覆亡所得出的宝贵心得，成为周代的特点。因此《诗经》战争诗也无不打上周礼的烙印。

从作者本身来说，诗歌作者文武兼备也是诗经中战争思想产生的源泉。战争诗的创作主体是文武兼备之才，且大都是贵族或出征将士。周代士人很重视“射、御”的学习，这使他们在战争中具有英雄气概，有保家卫国、建立军功伟大志向。但战争的残酷，也在他们心里投下阴影。在这种心理张力的作用下，战争诗的描写是有所选择和侧重的，其尽量避免暴露战争残暴的一面。如《大雅·常武》叙述征伐淮夷的战争时，只用“仍执丑虏”四字便对战

争结果进行了概括。

中国战争诗从源头开始,不作暴力血腥之直观描写,含蓄蕴藉而言尽意永《, 采薇》一诗可作典型,昔李商隐《上河东公启》有句云“常有辛酸,每嗟漂泊”,又云“方思效命旌旗,不敢载怀乡土”今借以评《采薇》,义山不亦“涕泪犹存上古人”,视春秋戍边之士为同怀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固然是孔子对《诗经·关雎》一诗的评价,然而从孔子整体审美趣味而言,对疾言厉色、有失温柔敦厚的话语作风,从来有本能之厌恶。上述诸诗有哀思、有怨诽、有愤怒,但绝无张狂而失态。《诗经》,当然有风诵、有规讽、有美刺的作用,既然“依仁”是君子道德完善的根据,那么仁人之风也应在诗的审美实现过程中体现词温义美、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话语风格和仪容,因之“暴力话语”极少见于《诗经》,或者根本没有,包括战争诗也不例外。孔子删诗的审美标准二千五百年来影响并形成中国诗歌的最重要的民族特色,进一步与古希腊的诗歌传统分道而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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