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_杨艳琳

收稿日期:2000-11-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98JAQ 790061)

作者简介:杨艳琳(1964—),男,湖北赤壁人,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新江汉大学特聘研究人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

第40卷第2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年3月

V ol.40　N o.2Jour na l o f Central China No rma l U niv er sity (Huma nities and So cial Sciences) M ar.2001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杨艳琳

(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本文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与自由放任或国家干预、社会保障与福利、社会保障与福利改革、社会保障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对建立我国社会福利保障学说的启示。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社会保障理论;发展

中图分类号:F 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2-0024-04

一、导论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p89-95)。一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阶段,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的思想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作用的社会保障思想、德国历史学派提倡国家福利的社会保障思想、福利经济学关于福利保障的思想。二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阶段,它标志着福利型社会保障思想的确立,具体内容包括两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福利保障理论、“福利国家”论者的社会保障理论。三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多样化发展阶段,它表现为当代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其他经济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增长学派、未来学派等关于社会福利保障理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贝弗里奇(W.T.Bev eridge )在1942年11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中已说明:“社会保险应旨在维

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收入”,“社会保障就是对收入达到最低标准的保障”,“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

险、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至于有些阶层要求保障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那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保险计划去解决。他认为,英国社会政策应以消灭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祸害为目标,主张通过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国民保障制度,对每个公民提供七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失业救济、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妇女福利[2](p120-121,170)。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不限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应包括所有公民,并且不论贫富都按统一的标准交纳保险金;二是政府统一管理原则,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组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或公民需要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三种保障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可以说,贝弗里奇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基本功能与原则,而且说明了社会保障在实际运行中的机制。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理论为西方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笔者由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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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1.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西方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因而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功能的肯定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已由解决劳资纠纷、缓和劳资矛盾逐步转向构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功能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将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将其归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将其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这样,社会保障的功能就由社会功能转变为经济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规模和需求水平。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无限扩大“福利国家”的功能,使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必然导致“福利国家”危机和“福利国家”论的危机。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是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反映了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特征。

2.关于社会保障与自由放任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的关系问题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自由放任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关系。古典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而对社会保障持否定态度;现代新自由主义如现代货币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都认为社会保障破坏了市场机制的功能,严重影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因而反对“福利国家”,主张社会保障的市场化、私人化、多元化,“接受保守主义理论思潮越多的国家,它的福利国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变革就越大”[3](p101)。而德国历史学派、凯恩斯主义、现代主流经济学派都将社会保障视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因而主张实施社会保障来调节经济周期。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等人将社会福利保障问题上的这两种不同观点称为“新资本主义与福利自由主义的对立”。他们认为,福利自由主义开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它在1950到1970年这段空前的经济增长时期得到了大发展;新资本主义即一种试图用当代的形式恢复旧的自由市场思想的努力,是作为对福利自由主义的主要批评而发展起来的,它作为70年代经济困难的产物而赢得了支持,并从1970年起正式加入了争夺美国政治意识霸主地位的角逐。“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强调,产生了福利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福利自由主义的政府,应当在促进经济的同时,保证个人从中获益的公平机会。这种干预经济和社会的道德宗旨是:保证所有公民具有参加经济竞争的`平等机会’,防止经济剥削,并于70年代初开始增加了保护环境资源的内容”。福利自由主义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方案的确产生了效果,但是,从70年代经济增长开始衰退以后,福利自由主义整个乐观主义思想,也就变得益发不可信了[4](p397,400,402-403)。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已出现了将自由放任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结合起来的发展趋势,这就是寻求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相均衡的社会保障改革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保障改革的各种思潮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综合自由派与主流派思想的“中间派”,其基本思想已经在美国总统克林顿1999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有关社会保险计划所采取的中间路线方面充分体现出来了。

3.关于社会保障与福利的关系问题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与福利理论的发展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将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提到了“福利”的高度,福利国家论者将社会保障视为福利,将建立了整套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称之为“福利国家”,将社会保障的内容越扩越大,由简单的社会救济扩展到以社会福利为主的广泛内容。这种理论使现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成为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虽然社会保障具有福利特征,但福利概念较之社会保障,其内涵更为丰富。凡是可以增进国民的物质利益和生活质量的措施和事业都可以称之为福利,而社会保障只是这种广义福利的一部分,当然,社会保障制度是福利国家的核心内容。正因为社会保障与福利之间存在着这种密切的关系,因此,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必然发展为福利型社会保障理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危机带来了福利型社会保障理论的危机。尽管阿马蒂亚.森1998年10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可能带来西方福利理论复兴的希望,但是,它并不能改变西方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理论的市场化发展趋势。从社会保障与福利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只有经济发展才是最大的福利保障,忽视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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