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海洋文化历史评述

舟山海洋文化历史评述发布时间：2011-10-13 信息来源：《舟山社会科学》作者：盛观熙一、舟山出土与发现解放以来，我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舟山地区的白泉十字路、大衢孙家山、马岙唐家墩等地发掘出的大量兽骨、贝壳、石斧、石犁等打制石器，以及许多陶制器皿研究证明，远在新石器时期，就有许多原始先民在舟山这块土地上劳作、生活、栖息、繁衍，而6000年前的舟山，则早已进入了农耕渔捕时代。

1985年5月，定海城区蓬莱新村出土春秋时期炭化稻谷，其谷粒形状大小与现代水稻基本相同，尚留有清晰的谷芒，遗留物分为粳、籼二种。

南宋《乾道四明图经》记载，昌国县富都乡当时已大面积种植水稻，因此，农业经济应该是当时舟山地区的一个主要产业支柱。

在定海区马岙镇唐家墩新石器时期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曾经从出土的陶片中发现已经炭化的稻谷。

著名考古学专家、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曾亲临该地考察后，在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日本的水稻栽培技术是从中国江南地区舟山传人”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在日本考古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以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福永光司为团长、天理大学教授金关恕为副团长的“中日文化交流研讨会江南学术调查团”曾多次来舟山马岙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结果称：“日本弥生时期的稻作文化和(舟山)马岙关系密切，是中国大陆经这里传人日本”。

大量出土器物雄辩地证明，舟山具有良渚文化和河姆渡第一、二期文化的特征，舟山的先民源渊于吴越，与杭嘉湖平原的马家浜文化和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相互交融发展，从而进入良渚文化时期的，是具有极其鲜明海岛特色的稻作渔捞文化。

1975年，在定海区白泉十字路口出土新石器时期的条形石锛、泥质红陶鸟形盏、多角沿釜、牛鼻形器耳、猪鼻形支座、圆锥形和牛舌形鼎足、圆形镂空豆等大批富有特征性的器具，从这些器具形状来分析，明显属于河姆渡文化的一、二层，距今约5500余年，这是舟山地区迄今所发现最早的人类居住遗址之一。

同年，在岱山县衢山镇蛤蟆山遗址出土了一批陶质鱼轮和网用沉坠等渔用工具，这些出土器物具有十分明显的海岛地域特色。

1978年9月，在定海区马岙唐家墩出土有长条形有段石锛、圆锥扁身石镞、石斧、石犁等打磨工具，鱼鳍形鼎足及小口球腹釜、夹炭黑陶、纺轮等，纹饰以素面为主，也有绳纹、弦纹和划纹，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猪骨、鹿骨、贝壳以及内壁带有稻谷残痕和米粥糊的陶片，从而确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相当于河姆渡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余年。

遗址面积达14万平方米，其中新石器时期的遗址12处，商周时期遗址8处。

1980年，嵊泗县菜园镇基湖村在距海边200米处，出土夹沙红陶、陶罐、陶盘、三棱形石质箭头等一批文物，经考证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期。

1984年，定海区金塘镇发现新石器时期至春秋战国时代的遗址群9处，其中以柳行、傅家山、稽家墩、晒谷墩、李家墩遗址保存十分完好，出土的文物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及大量的印纹陶片。

1985年，位于岱山县大衢岛上的太平乡勤俭村孙家山遗址，出土一批早期文物，从出土的众多文物及其特征来看，多数属于河姆渡一层类型，如落胎镂孔灰陶豆、象鼻形丈座、三棱形及鱼鳍形足鼎、长条形有段石锛、弧边三角形镂孔的装饰风格等，而大型的陶盘更具有浓郁的海岛地方色彩特点。

此外，在定海区的潮面、马目，岱山县的馒头山、蛤蟆山等地都曾经发现年代相当于良渚时期的文化遗址。

上述的考古发现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说明，至迟在距今约6000年前，首批原始先民就已经在距海边不远的舟山本岛——白泉十字路定居，以后在马岙唐家墩、大衢孙家山、嵊泗菜园等地方增加了新的居住点。

舟山海岛上的原始海洋文化，直接承袭了大陆河姆渡文化的影响，是河姆渡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奔流不息的海水是大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先民通向舟山海岛的蔚蓝色道路。

科学家对古代地质地貌的测定，证实了我国在第四纪末次冰期，也就是距今约20000-15000年前，海平面下降将近150米左右；当时整个东海大陆架包括台湾海峡，大都露出海面，成为相互连接的陆地，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可以从陆路到达沿海的各个岛屿。

在距今9000年左右，冰川逐渐融化，海水升涨，沿海大陆架又成了汪洋大海，从此，大陆上的古人类必须借助于水上航行工具，才能到达与大陆分离的岛屿，包括舟山群岛、台湾本岛，日本诸岛及南洋各岛屿等。

2001年，在定海册子、普陀虾峙、岱山渔山等海域内，当地渔民在拖网作业时，捞获多批古动物骨骼(最深一次在海深96米处拖得，总数约130余件)。

舟山市博物馆于2002年9月将这批古动物骨骼送北京有关专家鉴定，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祁国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兴研究员、美国人类学博土、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何传坤教授的考证，它们分别是40000——10000年前的大型动物：古棱齿象牙齿、德氏水牛下颌骨、犀牛下颌骨、糜鹿部分头骨等四种古生动物骨骼。

这类动物骨骼均属更新世晚期，50万年前生活在淮河流域一带的古动物群，随着第四纪冰川运动进入间冰期，古黄河、古长江、古珠江的出海口全部东移，内海缩得很小，舟山、台湾和大陆连成一片，这些动物无法适应寒冷的环境，逐渐由北向南方迁徙，在舟山、福建、台湾等具有常绿阔叶林生态环境走廊生存下来，形成和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种群”完全不同的动物种群。

以后由于地壳变化，这些动物再也无法回到大陆。

这类古动物骨骼的发现，有力地印证了地处滨海平原的舟山，当时与山东、江苏、福建、台湾等连为一体，陆路相互连通。

从人类学的观点分析，舟山人或恐祖先就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舟山人。

我们综合分析从舟山各地发现的30多处新石器遗址中，有4处与河姆渡遗址的第九层文化相同，即距今7000余年，其余属河姆渡一、二层文化，距今5000多年，从文化内涵分析属河姆渡文化，同时也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考古发现表明，这种滨海文化的布局，来源于当时居于先进文化地位的河姆渡人；从地理位置看，舟山与河姆渡仅一衣带水，全市大小千余岛礁星罗棋布在2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其中各大岛屿相互的距离很近，从河姆渡出发沿海岸行驶，抵达舟山群岛，是我们的原始先民十分容易做到的事情。

二、舟山史前航路的起源史前海上航路的起源于何时，至今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它是随着人类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不断地发展和提高，在漫长的岁月里才逐渐形成的。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经创造和使用独木舟、木筏、竹排、皮筏等水上航行工具。

从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支木桨和舟形陶器测定，使用划桨技术推进的航行，源于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

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用青冈木制成的长条形桨翼和短柄木桨；在杭州水田畈遗址挖掘到数量较多的木桨中，有宽翼和狭翼两类，其宽翼式木桨宽而扁平，端部前成尖形另作柄捆绑其上；狭翼式为独木削成。

上述两处遗址距今约4000余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

2002年11月19日，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省萧山跨湖桥新石器遗址T0512、T0513和T0412考古探方，约地下第九层文化层里，发现了一条古代的船舶。

这是一条长5．6米、宽53厘米、深20厘米的独木舟，虽然船帮有些部分被损坏，因而宽窄不一，但是，在船体凹面内，还有支撑横木的痕迹，这是一条近乎完整的独木舟。

令人感到惊喜的是，在出土古船的船身旁，还不规则地摆放有几根粗木条；在船身的东北侧，还发现了四五根形状不一的木桩，估计是用来固定独木舟的。

根据专家的考证，出土的现场估计是当时的一个船坞；从文化层和造船器具、木质分析，船身纵向加工的痕迹非常明显。

该古船为单体用“石锛”制造而成，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船，距离现在已经有7500到8000余年的历史。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用C14进行测定，一些出土的木器距今已经有8000至7500年，其年代明显早于河姆渡的文化历史。

在此之前于2000年10月，在英国约克郡斯塔卡尔海滨曾经出土过一支距今9500年的船桨，这个年限已经接近新旧石器时代的交界点，遗憾的是至今未能发现船的整体。

而萧山跨湖桥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古船，把全国和世界记录一下子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根据以上出土实物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地认为：早在七、八千年以前，河姆渡人已经能够熟练地制造独木舟，并运用木桨作推进工具，除了在内陆的河流、湖泊水面活动外，亦已经到近海附近进行活动，经过千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次的海上移民，从而先民到达包括舟山群岛在内的东南沿海各岛屿定居，这种大陆先进文化的传播，就是史前海上航路的起源。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可以视作早期先民广泛利用舟楫行船的明证。

考古文物出土表明，台湾省台北县八里乡大坌坑出土的锛、斧、镞等打制石器，以及夹砂红陶、灰胎红衣陶、黑陶等文物，与大陆沿海的龙山文化和印纹陶文化属于同一类型，可以说明新石器时期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航海活动水平。

新石器时期，中国大陆沿海的先民如莱夷、淮夷、岛夷等开始走向海洋，并且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海洋文化。

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小珠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在沿海和岛屿文化传播的态势分析，中国原始航海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近距离的沿岸与临近岛屿之间的航行；发展到较远距离的沿岸航行，与跨越半岛之间或海峡的航行；再逐渐演变到远洋深海漂航。

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与航海能力的逐渐提高，新石器时代较远距离的沿岸航行，与跨越半岛之间与海峡间的横渡航行进一步发展。

在朝鲜半岛南部庆尚南道蔚山郡新石里、釜山东三洞、东莱多大浦等遗址中，出土发现有印席纹直口筒形罐，这种器物的形状与辽东半岛小朱山下层和后洼下层文化特征相似；又在朝鲜半岛北部义州郡平安北道美松里洞穴遗址中，亦出土有印席纹及之字纹的陶器；甚至在俄罗斯的远东滨海城市——海参崴查伊桑诺夫遗址中，也出土了刻划纹直口筒形罐和弦纹陶器，从而表明了我国辽东半岛的先民们，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与朝鲜半岛、俄罗斯等沿海地区的先民们，互相建立了沿岸性的海上交通往来。

公元前十六世纪的殷商时期，独木舟与浮筏逐渐演变成为木帆船，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舟”字说明，当时的木帆船左右对称，方头、方尾、平底，首尾部分略翘，前后两端有甲板，而且船体有可能在结构上带有横梁或横隔板，这种航海船具已经是一种比较先进和成熟的水上运载工具了。

《国语鲩齐语》记载：“越裳献白雉，倭人贡畅草”。

从而可知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已经通过海路，东与日本、南与越南有了海上往来。

《汉书鲩地理志》记载，周朝初年，周武王封萁子于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近年，在朝鲜平壤市乐浪地区的一千余座汉墓中，从出土的大量绢、罗等丝织品来分析，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国的丝绸就已经输入朝鲜。

日本学者研究认为：远离中国一万多公里的南太平洋孤岛——复活节岛上的土著居民均来自中国南部，这是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松木秀雄教授与福岛县立医科大学平岩幸一教授，联合对血液中的抗体遗传基因分析作出的一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