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能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原因

儒家思想文化因何能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

儒家文化自孔子開創，由董仲舒改造，在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一直擔任中國的主流文化角色，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歷經佛道二教的挑戰，但仍然以佛道儒化為結局。那爲什麽儒家思想文化能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

筆者認為，原因可分為兩個層面：一、儒家的核心理念對維護統治秩序，緩和社會矛盾起了重要作用；二、中國的社會實際需要儒家的思想。下面我從這兩個方面來具體闡述。

自孔子創立儒家思想以來，歷代對儒家思想的改造，始終沒有偏離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和“禮”。“仁”即“仁者愛人”。孔子雲：“仁者，人也”。可見孔子的人性論主張“仁愛”；孟子亦雲：“存心養性”，王陽明的“致良知”正是对孔子的“仁性”思想的发扬光大。這種仁愛思想對於維護封建統治是及其重要的，“仁”要求統治者要善待百姓，用仁愛來統治天下，到了孟子時期，將仁愛的思想進一步發展到“仁政”，強調“民貴君輕”，這對於緩和統治階層和平民百姓之間的矛盾是極其重要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古代民本思想。除此之外，仁愛思想對於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創立和諧社會大有裨益。孔子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我們處理好社會關係提供了一條準則，緩和社會矛盾起了巨大作用。《禮記·禮運》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說：“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因此，儒家所

提倡的“仁者愛人”，重視人的價值，儒家強調以人為本，荀子也提出人在萬物中“最為天下貴”，可見儒家重视人的价值。可以說，儒家的民本思想使其能夠在君與民或人與人之間搭建一條橋樑，緩和了不同階層的矛盾，這是儒家思想能為大眾所接受的原因之一。

儒家思想的第二個核心就是“禮”，即“克己復禮”。孔子強調的禮其實就是周禮，及維護統治秩序的等級名分制度，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社會各階層各安其位，各謀其職，我們的社會才有秩序可言，這與當時的“禮崩樂壞”“諸侯混戰”的局面是分不開的。儒家這一套道德規範體系具有宗法性質，孔子與齊景公的對話中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君臣與父子對舉，把社会基本關係概括為君臣、父子關係。後期儒学又在此基礎上抽象出“十義”。《禮記·禮儀篇》說：“何為仁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仁義。”可以說，古代社会道德規範體系都是在三綱五常的基礎上展開的。“三鋼”的道德體系是對中國古代宗法血緣關係的概括和反映，即使最基本的道德原則仁義禮智信也是家庭倫常的擴展，“人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实，從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实，節文斯二者是也”可見，儒家思想為社會構建一個基於宗法血緣之上地行為規範，為維護社會的統治秩序起到了巨大作用，這也是爲什麽統治者利用儒家思想來進行統治的原因了。

儒家思想的能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不僅在於其核心理念，古代中國的社會實際也同樣需要儒家思想。中國古代是一個農耕社會，因此

社會需要儒家思想的務實精神。儒家思想的人生理念不是落在虛無縹緲的空想之上的，而是通過可實現性的事情讓其思想得以落實。儒家思想強調力行意識，倡導積極入世。孔子提倡學以致用，其弟子子夏更提出“學而優則仕”，孟子則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荀子也曾謂：“君子博學而謀，修身端行。”這些儒学思想體現了經世致用、入世重行的人生觀，為農耕文明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儒家文化以“仁、”為核心，以“禮”為行為規範，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宗旨。兩千多年來，經過歷代思想家的傳承、豐富和發展，兼容個學派之所長，在規範人的行為，鞏固和維護社會秩序，緩和社會矛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終成爲了中國的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