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理论 一种社工理论的介绍

标签理论摘要：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是以社会学家莱默特（Edwin M.lement）和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工作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初级越轨”，但只有被贴上“标签”初级越轨者才有可能走上“越轨生涯”。

一个人被贴上“标签”，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他及其行为的定义过程或标定过程密切相关的。

因此，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一种重新定义或标定的过程来使那些原来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恢复为“正常人”。

一、前言越轨行为(deviance)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任何阶级社会所无法避免的，也是无法根除的。

只要有阶级社会的存在，就会有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只要有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的存在，就一定会有背离社会规范和破坏社会控制的行为，即越轨行为。

诚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所说的：“姑毋论我们对于越轨行为有多么厌恶并愿竭力加以消除，它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一个毫无越轨行为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不管你喜欢与否，这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

[1]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越轨行为“暴露”在人们身边，使人们感到忧心忡忡，于是，人们开始对越轨行为进行探讨，作出种种解释。

对越轨行为的解释学说很多，其中最早、影响最久远的是“神鬼驱使说”，即认为越轨行为者是受鬼魂的“缠身”，或者是“中邪”才做出某些越轨行为的。

另一种比较久远的解释则认为越轨行为者之所以做出越轨行为是因为上帝要对他进行惩罚，“上帝要他灭亡，必要让他疯狂”，所以就让他偏离社会规范，从而做出越轨行为。

到了19世纪，生物学界提出一种“体质变态说”来解释越轨行为，认为越轨是由于遗传而得来的生物学上的变态的结果。

与此同时，心理学界也开始进入对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的探讨，提出了“挫折—侵犯说”，认为越轨行为是一种由挫折而产生的针对他人和社会侵犯性的行为。

19世纪中叶，社会学界也开始关注越轨行为。

社会学界对越轨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一开始，社会学像生物学和心理学一样，力图从社会的结构和文化中寻找越轨的原因，后来发展出另一种取向，即放弃了对越轨原因的探讨而转向对越轨过程的研究。

[2]诸如萨塞兰德（Edwis H. Sutherland）的差异交往论，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和默顿(Robert K. Merton，1910—)的社会失范理论，塞琳（T.Selin）的文化冲突论，科恩（A.K.Cohen）的亚文化群理论，莱默特（Edwin M.lement）和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标签理论，皆对越轨行为的发生提出解释，并对刑事政策的制定有着贡献。

本文针对莱默特（Edwin M.Lement）和贝克尔（Howard Becker）所倡导的标签理论进行简单介绍。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述标签理论的历史发展，第二部分对标签理论进行概述，第三部分分析标签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最后一部分谈谈标签理论与社会工作的联系。

二、标签理论的历史发展标签理论是解释越轨行为如何产生及其发展的理论。

其理论根源于符号互动理论，即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探讨越轨行为，认为越轨是社会互动的产物。

标签理论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六十年代开始流行起来，到七十年代它甚至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研究越轨行为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标签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贝克尔（H.Becker）和莱默特（Edwin M.lement），但是贝克尔并非标签理论的首创者。

笔者认为标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期，即1938年—1951年；形成期，即1951年—1963年；繁荣期，即1963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萌芽期，标签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38年坦南鲍尔(Frank Tannenbaum)的《犯罪与社会》（《Crime and society》）一书。

在《犯罪与社会》一书中坦南鲍尔提到此理论，他认为，冲突在导致各个违法者的产生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犯罪实际上是由社区规定的。

他认为犯罪的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指明、规定、识别、区分、描述、显示以及形成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过程。

[3] 依据坦南鲍尔的观点，越轨行为（犯罪是一种被法律，确切地说是被刑法认定的越轨行为）是在一种社会互动过程中被界定出来的，所以笔者认为在坦南鲍尔的《犯罪与社会》一书中已经有了标签理论的萌芽。

形成期，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标签理论开始形成其理论的雏形，这以莱默特(Edwin Lement)1951年出版的《社会病理学》(《Social Pathology》)一书为标志。

在《社会病理学》一书中，莱默特将越轨划分为“初级越轨（primary deviance）”和“次级越轨(secondary deviance)”。

他认为，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偶尔发生越轨行为，绝大数的这类行为都是暂时的、试探性的、轻微的和容易隐瞒的。

这类第一次发生的、虽然违背了普遍地行为规范、但行为者本人与别人却并没有这样认定的越轨行为是初次越轨行为。

例如，一个青年人出于好奇而吸了一次毒、偶尔发生的漏税行为等，这些行为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行为者本人也不承认自己是越轨行为者。

但是，如果这样的行为被公布于众，而且行为者的朋友、父母、雇主或警察、法庭等也视这个人为越轨行为者，他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再次越轨行为。

当再次越轨行为出现时，不但别人这样看——如认为某人是吸毒者、小偷、骗子、无赖或“怪人”等——而且行为者本人也会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些“标签”。

一旦某人被贴上了越轨行为的标签，他周围的人会对他另眼相看。

这就会迫使他与其他越轨行为者为伍，以越轨行为者自居，按照这种行为模式去做，并将此类行为变成自己的习惯，甚至终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因此，莱默特认为，将某种行为贴上再次越轨行为的标签反而会助长这种行为。

[4] 莱默特将越轨行为的形成看成是一种由“初级越轨”向“次级越轨”再向“习惯性越轨”逐步发展过程，并突出标签张贴的催化作用，奠定了标签理论的雏形。

繁荣期，1963年，贝克尔（Howard Becker）出版的《圈外人》(《TheOutsiders》，又译《局外人》)一书，系统地阐述了标签理论的主要内容，将这一理论发扬光大起来。

在《圈外人》一书中，贝克尔用明确的语言论述自己的观点说：“越轨行为是应用规章、法律等对于一个…冒犯者‟标定的结果。

所谓有越轨行为者，就是被成功地贴上了这种标签的人。

”[5]依据贝克尔的观点，越轨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人性，也不是后天教化的产物，而是一些人将一些规则和制裁方式应用于“圈外人”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反应、他人定义的结果。

由于某些“圈外人”被成功的贴上了标签，于是他们便成为了越轨行为者。

同时贝克尔在论述中，希望将破坏规则和越轨区分开来。

越轨确实破坏了规则，但它仅指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标签的破坏规则的行为。

这里，就涉及到正常人向越轨行为者转变的问题，即他是如何被贴上“越轨”标签的。

[6]在这方面，莱默特的解释和贝克尔有异曲同工之妙，即认为“圈外人”是在一个从“初级越轨”到“次级越轨”，再到“习惯性越轨”的社会互动过程中被逐步界定为“越轨者”的。

在此基础上。

贝克尔在《圈外人》一书中又明确提出，要把越轨理论的分析从越轨行为转移到那些把他人贴上越轨标签的“道德提倡者”（Moral Entrepreneur）身上去，最起码也要将越轨视为被人称为越轨者和称人为越轨者这两部分人进行互动的结果。

这样一种思路将人们长期以来接受的“越轨行为导致社会控制”的逻辑整个儿颠倒了过来，形成了“社会控制导致了越轨行为”。

[7]在贝克尔的拥护与提倡下，标签理论被发扬光大，进入繁荣时期，并逐渐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研究越轨行为的主要理论之一。

三、标签理论概述标签理论植基于符号互动理论，认为越轨行为是社会互动的产物。

标签理论主要探究越轨行为产生的过程而非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认为一个人所以成为越轨者，往往是因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在父母、老师以及社会组织处理个人的越轨行为时，被贴上诸如坏孩子、不良少年的“标签”，而这些标签是一种社会耻辱性“烙印”，它将越轨者同“社会的正常人”区分开来。

而被贴上“标签”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中修正了“自我形象”，逐渐接受社会对其的不良的评价，并开始认同他人的观点，确认自己是坏人，进而被迫与其它的“坏人”为伍，进行更加恶劣的越轨行为。

久而久之，越轨行为者愈陷愈深，最终无法自拔。

标签理论强调社会对越轨者的反应，包括训斥、责骂、歧视惩罚等，认为社会的反应是促使初级越轨者最终陷入“越轨生涯（deviant career）”这一无底深渊的重要原因。

标签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贝克尔（Howard Becker），他于1963年出版的《圈外人》(The Outsiders)一书。

在此书中，贝克尔对于标签理论作出了系统的阐述，从而将标签理论发扬光大起来。

标签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三个要点：即对越轨行为成因的重新解释、标签的张贴是有选择性的以及越轨行为的养成是一种被辱的过程。

（一）对越轨行为成因的重新解释社会越轨（social deviance），亦称越轨行为、离轨行为或偏离行为，是指社会成员（包括社会个体、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偏离或违反现存社会规范的行为。

[8]这一概念已被大多数社会学者所接受，并无多大争论存在。

然而为什么会产生违背社会规范的越轨行为呢？则各家之见解大相径庭。

张德胜归纳各种解释越轨行为的理论，提出越轨行为的成因有三：其一，越轨行为是病态的产物。

在个人病态方面，有先天的生理缺陷论；有后天的社会化不良论；在社会病态方面，则有越轨次级文化论，社会解组论，社会失范论，社会制度论。

其二，越轨行为是适应的手段，又可分为不自觉的心理自卫（包括挫折侵犯论、反应形成论、自我增进论）及自觉的理性决定论。

其三，越轨行为是界定的结果，又可分为个人界定（包括差异结合论、化解论）与社会界定（即是标签理论的界定方式）两种。

[9]贝克尔采用社会界定的观点来解释越轨行为的成因，有其历史背景的因素存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保守的思想渐渐失去力道，和谐的理论也不再深中人心。

代之而起的是激进、反叛的冲突理论。

不满现实的人群乃群起离经叛道，做出许多不见容于传统的行径出来。

[10]同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吸食大麻是一种亚文化中的边缘行为，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贝克尔发现，一个人是否吸食大麻，取决于他对亚文化的接受程度、与有经验的吸食者的关系密切程度和他对非吸食者的态度。

[11]贝克尔目睹诸如吸食大麻等越轨行为，更坚实了他用标签理论来加以解释越轨行为的信心。

从社会界定的观点看，越轨行为并非先天的性格使然，也非社会化的结果，过去的人从生理学，心理学等观点来看越轨行为，皆难免有以管窥天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