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永_周邦彦_姜夔恋情词看宋词中女性形象之流变

［收稿日期］

2011－04－12［作者简介］王梦（1989—），女，河南安阳人，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从柳永、周邦彦、姜夔恋情词看宋词中女性形象之流变

王

梦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00）

［摘要］在宋词中柳永、周邦彦、姜夔恋情词中女性形象的流变反映了宋词流变的趋势。女性主体对象由“写实”、“唯美”到“抽象”，女性形象所寄托的情感由“单调”向“复调”、“个人化”向“时代化”转变，艺术手法呈现出描写的遗形取神，语言避俗求雅，叙事时空逐渐交错叠合，情感表达渐曲渐涩的变化。女性形象的流变体现了宋词词体的演进过程，反映了词体的雅化进程。

［关键词］宋词；女性形象；柳永；周邦彦；姜夔［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1－5330（2011）03－0083－04本文选取柳永、周邦彦、姜夔作为分析的对象。在已有的宋词女性形象的研究中，柳永词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成果最多。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中，将柳永词的表现内容分为了四类，其中有三类都与女性形象有关，包括表现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的，表现被遗弃或失恋女子的痛苦心声的以及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愿望的。［3］（P34）

以后的研究者也基本上都采用了这一分类标准。透过柳词中展现的女性形象，研究者看到柳永对于下层女子最大限度的同情，宋代商业经济繁荣下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少有的人文关怀。对于周邦彦和姜夔恋情词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较少。周邦彦词的研究总体上重艺术轻内容，对其词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往往从审美价值的角度进行。姜夔在创作的题材上主要为咏物和恋情两方面，后人对于姜夔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咏物词以及艺术技巧上。探究女性形象的流变，一方面为周词和姜词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整体发展。

从宋词中女性形象的流变入手看宋词的发展，可以从

表现主体、

表现情感、表现手法三个层次考察。一、主体对象的转变柳永、周邦彦、姜夔恋情词中展现的女性主体对象经历了“写实”、“唯美”到“抽象”的转变。柳永一生与烟花相伴，有艳名在外，自然被当时崇尚雅正的士大夫甚至统治者所忌，仕途上始终郁郁不得志，

宋仁宗甚至明确表达了对柳永的态度：“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仕途的坎坷刺激柳永

更投身于烟柳之中寻找心灵上的安慰，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熟悉为柳永在创作上提供了素材。

柳永词中的女性形象是极为丰富生动的。根据人物的身份不同，可以将她们分为平民女子和烟花女子两类。

在平民女子中又可以根据表达情感的不同分为：表达相思

之情的，表达因相思而生积怨和怨恨的，表达被遗弃或失恋女子的痛苦的。而烟花女子的形象也可以分为素描式叙写的女子，与情人分别时的女子，相思的女子，别后重逢时的女子，

感叹身世的女子五个类型。柳永笔下女子的形象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是真实可感的，通过他的笔，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女性形象，她们有自己

的喜好、

自己的特长、自己的心思和情感，如：“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层波细翦

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当筵逞。”（《昼夜乐》

）［4］（P15）

“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锦衣冠盖，绮堂筵会，是处千金争选。顾香砌、丝管初调，倚轻风、佩环微颤。乍入霓裳促遍。逞盈盈、渐催檀板。慢垂霞袖，急趋莲步，进退奇容千变。算何止、倾国倾

城，暂回眸、万人断肠。”（《柳腰轻》）［4］（P15）

“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想初襞

苔笺，旋挥翠管红窗畔。”（《凤衔杯》）［4］（P18）

“嫩脸修蛾，淡匀轻扫。最爱学、宫体梳妆，偏能

做、文人谈笑。”（《两同心》）［4］（P19）

《昼夜乐》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明眸善睐、娇声细语

名叫秀香的女孩子，她的歌唱得不太好听，但是她却非常喜欢在宴会上当着众人的面展示自己的歌喉；《柳腰轻》中的英英极善舞蹈，她柔如细柳、轻如飞燕，于华堂盛宴之中盈盈独立，

吸引了无数的王公子孙，而在她凌波间的回眸，更使万人肠断；《凤衔杯》中的美瑶善诗文，是一位时常安坐于桌边认真裁剪苔笺，舞动袖管作诗的典雅女子；

《两同心》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蛾眉精致、淡妆素雅、梳着宫中发髻式样的女孩子，她不仅能歌善舞，还能像文人般谈笑风生，怎不让人心生怜爱。这样的女子在柳词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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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她们的美丽容颜、精湛才艺和可爱性格无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一个个活生生的女孩子就立在眼前。

周邦彦与柳永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在政治仕途上并不得意，几度浮沉奔波于地方州县，为人疏隽少检的他也曾流连于秦楼楚馆，与歌姬舞女交往甚密。周邦彦词中描写的女子皆是歌儿舞女，从情感内容出发可以将她们分为四类：怀人的女子，别离时的女子，与恋人重逢的女子，怀有春愁的女子。就描写主体的类型来说，周词少于柳词，周邦彦有意回避了三种类型的女子：一种是柳永笔下素描式的女子，一种是因思念而生积怨和怨恨的女子，一种是被遗弃或失恋的女子。周词中我们看不到在宴会上各展才艺、谈笑风生的女性形象，周邦彦有意忽视了她们作为烟花女子的特质———她们的交际、她们的万种风情、她们的能歌善舞。词中欢乐的场面很少出现，周邦彦笔下的女子总是怀着或浓或淡的幽怨，即便是恋人间的重逢，如《玲珑四犯》中“夜深偷展香罗荐。暗窗前、醉眠葱茜。”本应是温馨的场景，却偏要有“又片时一阵，风雨恶，吹分散”［4］（P770）这样的描写作为故事的结束，顿时增添许多惆怅感伤，香艳盈纸，终不外人世沧桑。这种哀伤、忧郁的情感氛围虽然常常出现，却又是“怨而不怒”的，周词中的女子既不会像柳词“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定风波》）［4］（P29）中那样大胆直露，也不会如“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秀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锦堂春》）［4］（P29）设想心上人回来后如何软硬兼施地整治他，显得泼辣。这种大胆的爱情意识于周词是从来没有出现的。

姜夔恋情词中的女性主体极为抽象，基本上都是为一合肥女子而作。姜夔年轻时往来于江淮间，曾热恋合肥一位擅弹琵琶的歌女，二十年后仍不能忘情，因此在羁旅中写下了对于这个女子的相思之作。姜夔是一位耿介清高的雅士，雅士的身份使他接触秦楼楚馆的机会相对较少，因而合肥女子成为他二十年始终不忘的情感寄托。

从柳永到周邦彦再到姜夔，他们恋情词中的描写类型逐渐由多样到单一，女子形象由具象到抽象，经历了由“写实”到“唯美”再到“抽象”的演变过程。柳永笔下的人物取材于社会底层，她们生活气息浓厚、个性鲜明、丰富饱满，代表了当时的世俗趣味和世俗审美；周邦彦对描写对象有所选择，以“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为审美标准，力求展现具有柔弱、忧郁美的女子，已经有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他在描写主体上的取舍正是对于柳词世俗审美趣味的改造；而从周邦彦到姜夔，干脆模糊掉了主人公的身份，将女子形象从烟花丛中剥离出来，抽象为某一女性特质———纤纤玉手或盈盈粉泪———来特指他心目中唯一的合肥女子，恋情的“香艳”程度被大大减弱。这样的变化正是词在宋代雅化过程的有力体现，也反映了北宋词“化俗为雅”逐渐脱离现实生活和世俗审美趣味，南宋词“化艳为雅”提升词体内蕴的特点。

二、情感的流程

诗言志，词抒情，正是有了这样的区分，词中往往浸透着作者的真情。柳永、周邦彦、姜夔在词中通过女性形象所寄托情感，呈现出由“单调”向“复调”、“个人化”向“时代化”的流变趋势。

柳永的恋情词许多都是应歌女要求而作，词中所流露出的喜悦、相思、怨恨、痛苦都是作者揣测女子的心态而发。柳词主要抒写了下层女子的心声，表达了自己对于烟花女子的喜爱和欣赏，不难体会到柳永在描绘这些女子时所饱含的深情，面对她们，柳永欣赏有之、怜爱有之、心疼有之。同是天涯沦落人，或许面对仕途的坎坷，柳永在这许许多多的女性身上寄托了对自己的欣赏、爱怜和心疼吧。

周邦彦词中写离别，“南陌脂车待发，东门帐饮乍阕。正拂面垂杨堪揽结。”（《浪淘沙》）［4］（P771）；写相思，“凤钗半脱云鬓，窗影烛光摇。”（《忆旧游》）［4］（P772）；写春愁，“宝钗落枕梦春远，帘影参差满院。”（《秋蕊香》）［4］（P773）；也写旅途中的孤寂伤感，“生怕扁舟归去，断人肠。”（《虞美人》）［4］（P810）。他执着于对自我个人生存苦闷、命运艰舛的体验，并通过“作闺音”抒发自己心中的幽怨和苦闷，抒发他对自我不幸的体验和感受。“作闺音”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特有的现象，在其背后是以男女喻君臣的文化传统，以屈原的《离骚》为滥觞，那些内有美德而被男子遗弃的女子成为怀才不遇的文人士大夫的化身，借以发泄内心积郁不平之情。

姜夔在抒情上采取了相当节制和矜持的态度，他的感情表现很少落到实处，避免正面表现对爱情的热烈追逐，始终保持一段距离。与其说姜夔的恋情词是表达对于合肥女子的思念之情，不如说是在自抒一种孤独、寂寞、凄凉的感伤，对于远方恋人的思念成为作者抒发积郁之情的窗口和途径，在相思下面是他以心灰意冷的心态对人生的悲观思考和感怀，对于国事的感愤，呈现出“复调性”。读他的恋情词，人们不会过多关注“恋情”本身，反而是“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这样的人生悲凉情感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未收稿中记：“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5］

姜夔词中的情感内容明显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柳永生活在北宋初年，大环境的安定使他作为一个失意者、落魄者，可以无暇去关注自我以外的事情，一心只听莺燕曲，两耳不闻窗外事。周邦彦词中的抒情对象依然是自我的，很少关乎时代，虽然身处北宋末年，作者依然沉浸在男女之间的别愁小怨中，丝毫没有国将不国的危机之感。而到了南宋姜夔时期，大环境的变化却是无法忽视的，政权受到威胁、国家残缺、百姓困苦……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灰心失望的时代，作为江湖游士，姜夔的前途命运更是渺茫暗淡，这种历史给予的沉重包袱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逃避的，因此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裹挟着词人自我个体的人生苦闷和深沉的压抑感，都在他的词中体现出来。如他的《暗香》：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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