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相关因素分析

影响生育相关因素分析

一、生物因素和生育制度——中间变量分析

生物因素和生育制度是影响生育率的最重要因素。众所周知，没有两性的结合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受孕和分娩，生物因素是影响生育率的最直接变量，任何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都要通过生物因素而起作用。从生物的角度看，影响生育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性交、怀孕与分娩；但这三方面的实现都要在生育制度下完成。

1956年，戴维斯和布莱克以《分析框架：社会结构与生育率》为题，分析了社会结构和影响生育率的生物因素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性交、怀孕与分娩这三个结构是直接决定生育率的生物因素，存在着11个影响性交、怀孕和分娩的社会性变量，可称为影响生育率的中间变量。影响性交的中间变量有6个，它们是进入性交的年龄、永久独身的比率、婚姻间隔、自愿节育、非自愿节育和性交频率；影响受孕的中间变量有3个，它们是非自愿原因导致的无生育能力（不孕症）、避孕和绝育；影响分娩的因素有2个，它们是非自愿原因造成的终止妊娠（自然流产）和自愿的终止妊娠。11个中间变量是影响生育增加或减少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这些变量起着不同的作用。

1978年，邦加兹提出了一种可模型化的生育率分析框架，被称为邦加兹模型。他认为上述11个变量中有4个中间变量是最有意义的，它们是已婚妇女比、避孕、人工流产和产后不育期，每个变量的取值越高，生育率就越低；这些变量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生育力。

二、生育规范

生物因素经由制度因素而实现现实的生育率，在生育制度中，生育规范的重要性表现为它规定了两性怎样的结合才能生育子女和养育子女，即规定了生育的合法性问题。

生育规范在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是不断变化的。最早的生育规范是有关生育行为的习俗和禁忌。禁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它属于风俗习惯一类低级的社会控制形式。在现代社会，生育规范更多的是通过法律实现，《婚姻法》是普遍的社会法则。

三、生育的物质设备与技术

生育的物质文化设备是指社会为生育行为提供的物质条件，包括生育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和各种避孕药具的普及与安全有效的程度。现代社会，人类生育知识的增长和随着知识增长具有的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已可以有效地控制生育，避孕和人工流产成为当代生于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人工流产的广泛合法化是生育率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人工流产的广泛存在也意味着避孕技术需要改善。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授冯·德·卡总结了人类在生育研究方面所取得各种进展，强调避孕工具的使用对生育率下降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1）即使在自然生育率的条件下，总和生育率也很难超过15.2，即使在自然生育率的条件下，生育率总是受到妇女在婚时间（两性结合的时间）和哺乳期不孕两个因素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可对总和生育率低于生育力水平有50%的解释力。（2）总和生育率和

总和自然婚内生育率的差别是由于哺乳期不孕的影响，它与非避孕指数呈正相关。（3）通过避孕或流产控制生育的效果具有年龄分化的特点，生育率下降首先反映为高龄妇女生育率的下降。（4）现代避孕工具和方法的使用对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产生有意义的影响。（5）在广泛使用避孕工具的现代化社会，生育率的变化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哺乳期不孕和婚后节欲对生育率影响力的下降，这一阶段的生育率是增长的；第二个阶段是普及避孕知识和方法，它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四、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包括三方面：一是人们的生育目的，即为什么要生育子女；二是生育数量的看法，即生育几个子女为理想子女数；三是关于子女性别的看法，即希望生育什么性别的子女。生育意愿直接支配人们的生育行为。宏观上，生育意愿反映了社会的生育文化；微观上，生育意愿体现着个体行动者的理性选择。生育意愿并非一成不变的，其变化方向受到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

人类的生育意愿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传统农业社会相关的“多子多孙多福”的观念；另一类是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关的“注重自我发展”的生育观念。他们代表着不同社会生产力水平下的生育价值取向，生育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生育意愿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传统生育意愿的特点是：（1）倾向生的越多越好；（2）男性偏好；（3）重视数量，轻视质量。现代社会的生育意愿主要表现为：（1）倾向少生；（2）没有性别偏好；（3）重视子女质量。这种生育观念与传统社会具有本质差别。在传统社会中，社会运作的最基本核心是家庭，因此种的延续格外重要；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运作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体行动者，因此以个人为本位的自我发展变得格外重要，这种自我发展既包括了父母一代的全面发展，也包括了子女一带的全面发展。正是生育观念的变化成为生育率下降的最根本机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生育观念必然逐渐取代传统的生育观念。

五、经济因素

作为重要人口过程的生育过程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整个社会想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服从于这个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一个社会的生育格局受到这个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影响，物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决定着基本的人口过程。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规律。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是通过改变生育制度而间接地起作用。

第一，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生育模式的最基本因素。农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具有的本质差别决定了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生育模式——农业社会的生育模式和工业社会的生育模式。

第二，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带有“综合”的色彩，它常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契机，通过改变生育观念而影响生育行为，它反映着一系列的社会变迁。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有关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和社会学家依斯特林的两代人之间相对收入假说都体现了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影响的综合性特点。

第三，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具有逆相关关系，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出生率水平低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这主要是通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关的一些变量表现出来的。这些变量包括教

育程度、健康状况、妇女地位等。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通过改变人们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妇女地位而作用于生育率。

六、政治力量

影响生育率的外部条件性因素还是政治力量，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事有关资源分配或社会平等状况；二是政府的作用；三是意识形态的作用。

资源分配对生育率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通过食物和医疗供给状况而实现，当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底层的百姓必然会面临更多的死亡威胁；只有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里，医疗供给才能相对平等地服务于每个人，资源紧缺时，食物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通过影响人口的死亡率而作用于生育率。而是通过人人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而实现对生育率的影响，当一个社会具有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时，人们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将改变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会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三是通过提高妇女地位而影响生育率。在一个机会相对均等的社会里，妇女就业水平的提高会影响生育率。

政府对生育的干预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人类对生育控制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强化的，现代国家，政府通过确定人口目标，实施专门的措施提高或降低生育数量。

1968年联合国在德黑兰召开的国际人权大会上，第一次承认了生育权是一项人权，由此出现了一系列法律问题。首先，承认男性也有生育权；其次，女性也有不生育权；再次。夫妻之间共同享有生育权，当女性的不生育权与男性的生育权发生冲突时，则显示出法律的局限性。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复杂的，生物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共同对生育率产生影响，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影响力。从历史角度考察人类漫长的生存与发展过程，无疑会领略到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影响人们生育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差异。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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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语录：/yulu/

/qiuq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