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用人之道

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６月上旬□张骞沈丽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

在长期的宦途生涯中，曾国藩形成了一套与众不同的尊重人才、培养人才和利用人才的用人之道，谋略超脱，影响深远。

一、江山代有才人出：充分尊重人才曾国藩对人才非常重视，强调“成大事者，以多找助手为第一要义。

”按照他对人才概念的理解，如果一个人要干成能够影响时代格局、能够让后世铭记在心的大事，就必须拥有一些可以对其提供帮助和衷心辅佐的人。

曾国藩认为，在相对短暂的人生道路上，一个人无论拥有多么强的能力和拥有多么大的权力，也不可能独打天下、包罗万象，总是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和支持的，只有将能力超群、技艺出众的人才团结起来，才能干成顶天立地的大事。

曾国藩熟读经史典籍，深谙儒家孔孟学说的用人观念，尊奉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诸人”以及孟子的“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核心思想，通过自己的深刻领悟与实践总结，树立了“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尊重人才、爱惜人才的用人之道［１］６１。

根据曾国藩遗留的奏折和信函记载，当提到收复安庆之事时，他总是将此功劳归于胡林翼的精心筹谋和多隆阿的卓越战斗；当谈到攻下金陵之事时，他总是将功劳归于各位统帅将领，却只字不提个人以及其弟曾国荃的任何功劳；当谈到击退捻军之事时，他总是将功劳归于僧格林沁的谋划进攻和吃苦耐劳，认为自己只及他的十分之一二；当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时，他总是称对方为“一代名流”，比之“自愧不如”或“谋略莫及”，足见其对人才是多么的尊重和爱惜。

比如当年李鸿章饱学诗书但却科举未中，可谓是适逢气势豪迈、激情四射之时却遇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冰冷现实，无奈之下，垂头丧气的李鸿章经人介绍拜倒曾国藩门下，成了曾国藩的学生。

在与李鸿章交谈几次之后，曾国藩认为他才堪大用，对他非常器重，便有意安排李鸿章参与编撰《经史百家杂钞》，以使他磨砺心胆，为将来成就一番事业做好准备。

但是，受到曾国藩认可的李鸿章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缺乏耐心，在关键时刻反出师门，欲与曾国藩对着干。

当曾国藩决定要去湖南办团练时，他曾希望李鸿章能辅佐他完成这件大事，但是身存异心的李鸿章根本没有跟着曾国藩去，反而联络了安徽的吕贤甚，试图自己办团练，自己打江山。

但是，当时放眼天下，谁能比得上曾国藩办团练的水准和能力？差强人意的李鸿章不得曾国藩的教诲，团练只能是越办越差，最后只好打道回府，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请求重归其门下悉心求学。

认定李鸿章才堪大用的曾国藩，丝毫没有计较李鸿章过去对自己的背叛，欢迎他回来担任府中的一个幕僚，并由此悉心为李鸿章指点迷津，使其终成清末一代重臣。

为官者要想有所为，需倚重多方力量，“独木难成林”，广揽人才是其必然的手段和措施，而人才是否为我所用，关键在用人者以何种姿态出现在众人才面前。

“士为知己者死”，对人才的尊重是获得人才支持的基础。

曾国藩在尊重人才方面的所思所为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效仿。

二、不拘一格降人才：善于培养人才在尊重人才的前提下，曾国藩也能够客观地分析和识别人才，根据才能高低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门培养。

曾国藩认为，人才可以类分为“三等”，其中“一等人才”，是几十年难得一遇的，其“受之于先天，成之于日后”，需要较高的自然天赋和刻苦的后期磨砺，因此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二等人才”和“三等人才”却不是这样，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所以他特别重视对于后两类人才的培养。

追根溯源，关于人才划分的基本标准和特征概括，曾国藩显然是借鉴和参考了明代大儒吕坤提出的人才三分法，亦即一等人才“深沉厚重，魅力十足”；二等人才“不拘细节，磊落豪雄”；三等人才“聪明绝顶，辩才无碍”，但是，曾国藩显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符合人才发展实际特征的人才培养方略。

在曾国藩看来，只要用心静观，二等和三等的人才是可以找到并应当储存起来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培养，真正有才能的人就会脱颖而出。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按照人的资质将人才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得之于天授者”，另一种是“得之于人事者”，并且强调指出，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人，都是需要经过后天的磨砺和历练才能成长起来的。

秉持如此的人才思维与观念，曾国藩在清末人才培养上可谓是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功伟业。

据统计，自曾国藩组建湘军伊始，湖南的政治精英、军事将领、科技英才、教育学者、文学大师等层出不穷，占据半部中国近代史，其中就包括显赫荣耀的李鸿章、左宗棠，威震敌胆的丁日昌、沈葆桢等［２］３５。

对此，著名学者容闳晚年在其所编撰的《西学东渐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与曾国藩首次会晤的情况，盛赞曾国藩在人才培养的意识和方法上的独到之处，在这本书中，容闳使用了整整一个段落为人们讲述当时曾国藩身边人才济济的鼎盛情形，称“各处军官寄于曾文正之大名者不下两百人”，其中仅幕府“有一百多人”，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这些人大都是“怀才之志士，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聚集。

”由于曾国藩善于培养人才，其身边迅速汇集了全国的各路精英，许多人日后成为清廷重臣、军事专家和工程师、外交家。

经过曾国藩精心调教和培养的人才，不但帮助其本人成就了一番盛世功业，而且也在其身后对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个并未掌握清廷政权的人物，曾国藩却善于培养和造就如此大批量的高级人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并不多见，显示了超人的谋略和胆识。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人才的水平和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要促使人才不断进步，为群体、组织、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就必须给人才提供上升的通道。

在这条通道中，多种形式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培养的内容和方式也是锻炼人才心志、能力的最有效方法。

曾国藩的以人才发展实际特征为主体的人才培养方略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三、天生我才必有用：着力利用人才在尊重人才，识别人才和培养人才的基础上，曾国藩还着力利用人才，致力于为这些人才创造良好的展示机会使他们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实现他们的人生抱负。

在一次与其弟曾国荃对话时，曾国藩曾对他说：人才访求到以后，就要“委以重任”，“人尽其才”，如果拥有优秀的人才，而不着力对其利用或者使用不当，则其还不如“庸俗之人”，这就好比栋梁可以用于支撑大厦，但并非用曾国藩的用人之道揭秘Dang'anjiemi45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６月上旬来堵塞窟窿；价值千金的锋利宝剑，用之劈砍柴火还不如使用斧头，因此世上不担心没有人才，担心的是人才不能得到充分器重，或者使用不当。

以利用人才为目的，曾国藩在实际生活中为后世作出了良好的表率［３］。

比如人称“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早年广览博学，无论是在治国、治军还是经济、社会等方面都不受制于封建八股的束缚，言辞凿凿，观点新颖，拥有自己独立的主张和看法。

曾国藩到北方剿灭捻军之时曾到处张贴告示以广罗人才，在看到征才告示之后，又打听了曾国藩的为人，薛福成觉得如果可以跟随独树一帜的曾国藩，应该是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机遇，于是，他挑灯研磨，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政论文章，并在其哥哥的陪同下，于一个大雨之日赶到曾国藩的营帐并当面向他呈递。

在阅读了薛福成这封书信之后，曾国藩对于这位青年才俊的出色文笔和精妙言论大加赞赏，立即将其留在幕府并委以重任。

之后证明曾国藩并没有看错，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薛福成在晚清的外交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曾一度出使英、法、意、比等欧洲四国，并且在关于西南边陲与缅甸的领土谈判等涉外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就是他援引国际公约，采用刚柔并济的谈判手法，迫使英国最终同意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使清廷收回了部分领土和权益，为维护国家疆土完整作出了巨大贡献。

又比如人称“大清三杰”的晚清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彭玉麟，其早期不过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秀才，他科举不顺，无奈之下只能在朋友当铺里当个伙计，某次太平军与清军打仗，其朋友为带老婆孩子逃命而将当铺交给他照管。

面对兵荒马乱的社会现状，有人劝彭玉麟将铺子变卖出售，卷财而去，但是彭玉麟坚守着这个当铺，直到战乱平息后，他原封不动地将其送交给返回来的朋友。

在得知这件事之后，曾国藩认为彭玉麟此人诚实守信、忠贞不二，因此大胆予以提拔任用，给予其许多恰当的指导和点拨，终使彭玉麟功成名就，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

“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人才的使用关键在于发现其优势、长处，扬其长避其短才能让人才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具有不同优势的人才聚合在一起，就能成为优秀的团队。

识人、育人、用人、留人是发现和使用人才过程中必经的几个阶段，曾国藩在不同的阶段中用不同的做法，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值得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中认真思考、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１］章继光．曾国藩的人才思想［Ｊ］．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６（３）．［２］高建立，李富熹．曾国藩人才思想简论［Ｊ］．平顶山师专学报，１９９８（５）．［３］张向前，詹朝曦．试析曾国藩人才思想与现代行政人力资源管理［Ｊ］．齐齐哈尔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１）．★作者单位：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离婚是一种法律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对过去离婚案件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为解决当今社会的离婚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本文从男女性别角度出发，对民国时期北平、成都、武汉等地区的离婚案件进行考察，试图总结出一些历史特点。

一、离婚案件的性别因素概述１．离婚主动方之性别比较。

传统社会离婚的主动方由男方掌握，女方没有离婚权。

至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法》，明确规定了女方也有离婚权利，“夫妻两愿离婚者，得自行离婚。

”［１］９２那么，对于离婚案件中男女主动方的实际情况，有必要进行分析。

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３２年间，北平地区离婚案件中男性作为主动方由最初的２４人增加到最后的５８人，合计３０５人次。

而同期的女性作为离婚主动方则由最初的３０人增加到最后的３０４人，合计７７９人次。

广州地区的离婚主动方也是女性人数远大于男性。

然而，上海地区的情况与上述两城市不同，男女离婚主动方人数整体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男性人数大于女性［２］。

不管如何，在民国时期提出离婚的不再是男性，女性主动离婚的人数在部分城市远大于男性。

对此，有人指出：“离婚主动方，在五四运动以前，男多于女；五四运动以后趋势逆转，近年以来而尤甚，盖已呈年增之趋势矣。

”［２］３８６从而看出，民国时期女性的离婚权有很大进步。

２．离婚男女年龄比较。

受传统习俗影响，通常男性结婚年龄比女性要大，但具体到离婚时男女双方的年龄情况时，则要具体考察。

在民国时期的北平地区，离婚时男女年龄段均集中在２１—２５岁之间，女性年龄甚至大于男性：“女子集中之年龄较早于男子三五岁。

”［２］３８６武汉地区的情况与此类似，男女离婚时以２０—２５岁为最多，其中女性人数多于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