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何小莲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传教医师不仅是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也是新学说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应当说,晚近以来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特别是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病因解释,都归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因而,卫生问题成为国族存亡的隐喻。在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开始是被动的,尔后逐步转向积极主动。

关键词:传教医师;公共卫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9-05

收稿日期:2006-04-05

作者简介:何小莲(1966-),女,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不仅使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教会医疗机构是近代中国最早注重公共卫生的机构。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中国人之渐渐接受新医,公共卫生的开展实为一关键因素。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的沼泽地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早期来华西医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将中国的疾病,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大类。汉口医师麦考尔(P.L.Mcall)曾这样写道:“没有必要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像———一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断了腿,因为没有及时救治,没有用夹板固定伤腿,伤处的皮肤也溃烂坏死,伤情更加严重,此人的一生都被彻底毁掉了”。[1]95当美国社会学者罗斯(E.A.Ross)1910年来到中国时,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2]24“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稠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镇中,拥挤在肮脏小巷内低矮、阴暗、通风不良的房屋中,睡在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饮用的是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脏水,吃的是变了质的猪肉、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疏菜。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产生的有毒物质使无数的人丧命。”[2]27城市里都没有公共用水设施。靠近河边的城市,河水就是居民的公共用水。由专门卖水的人直接将不经处理的河水用水桶挑着送到各家各户……如果河水太污浊,人们通常就用装有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入水中进行搅拌,等水变清流澈后再饮用。[2]5在这样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将是很可怕的事。譬如天花,加上大家对此都漠不关心,也不会采取隔离措施,以致疫情传染开来,结果后患无穷。[1]95

公共卫生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公共卫生问题也存在,但不很突出。在地狭人众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互动频率加大,公共卫生问题就凸显出来。

二、传教士的早期努力

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教会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在教会医院里,中国人首先学到近代卫生法则,然后再扩大至整个社会。医院的整洁有序是个人清洁的前提。为了使病人配合治疗和防止疾病流行,医生和护士要向人们宣传不要随地吐痰,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食物的重要性。一些医院还引导病人养成洗澡的习惯。

鉴于中国有大量的传染病,隔离设备显得极为重要。当时的传染隔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纱窗的安装,用于防蚊蝇。20世纪初,公共卫生学博士巴姆(Harold Balme)所主

第27卷　第5期2006年10月

大连大学学报

J OUR NA L OF DA LI AN U NI VE RSITY

Vol.27No.5

Oct.2006

持的教会医院的调查报告显示,教会医院有隔离设备的共有69个,占全部医院的42%。[3]966这样的统计结果显得过于乐观,但这种隔离手段的应用,却是不争的事实。还有关于消毒,消毒在任何医院当中,都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在手术室里和外科包扎的工作上,消毒工作应当做到绝对保证。除了对病房用具的蒸煮,还有被褥床垫的消毒等。而在整个医院里,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一切设备和用具应当尽量做到没有病毒和没有传染的可能。对那些供给被服的医院来说,如果洗衣工作由病人的亲友来做,为病毒的传播留下很多机会。因此,有足够的洗衣设备,也成为当时教会医院追求的目标。

在医院里,最难解决的一个卫生问题,还有厕所。19世纪以来,已有一些医院开始使用抽水马桶和污水消毒坑来解决粪便问题。与此相关,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自来水是不能缺少的,而对一个内地的医院来讲,安装设备就更不简单了,甚至在一个人手缺少的医院里,既使有了良好的设备,基本的使用都成问题。虽然,在大多数医院,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便桶,或不设盖的厕所,但问题的解决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从医院到社会,卫生问题变得越来越关键。

早期医药传教士将治病视为工作重点,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在中国,预防医学显得更为重要。公共卫生工作不仅有益于那些患者,而且在改善了人们健康的同时,也将会减轻医师们的工作负担。有一位传教医师指出:“我们急迫地为他们(指中国人)医好病,如果我们只是不停地这样做,势必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们仍要像潮水一样涌向医院,还将总是为同样一种病而烦扰。我们必须寻找出病根,教会他们了解病因,帮助他们预防疾病免除痛苦。他们必须知道诸如致病的原因、卫生学的基本原理、妇婴卫生,以及对于家庭和社团来说,平安和宁静在治愈疾病时所显示的作用。”[4]著名传教医师嘉约翰(John K err)认为,医师的主要职责除了治病救人以外,还有预防疾病,根除引起病患的原因,医生只为治病,严格地说来,是一种狭隘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以各种手段来预防疾病,应为医生的职责,医师们确实也认识到了这一职责,他们努力调研各种病因,尽力加以克服。各级政府也应当采取卫生行政的手段,来保护家庭、公共场所,城市和游客,防止流行病传播,以显示文明的公共精神。[5]88一些女性传教医师的到来,为中国慈幼卫生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依照中国传统,小孩子的卫生是从不讲究的。中国小孩的长大全是依命靠天,有颗苗苗不愁长,全不赖人力的因素。有病时,人们拜神求佛许愿,寻仙方,叫魂,压邪。碰到小孩出痘出花,自然没有科学的防护,只要供一供“麻姑娘娘”、“花姑娘娘”,避避风,忌忌口,小孩子健康了安全了,烧香谢神;小孩若遇了危险,那便是“命中注定”!这一切古老的习俗,在教会医院出现以后,在西医的影响之下,慢慢地悄然地开始变化。妇孺医院的建立,还对我国古老的育婴习俗产生影响,现代妇女孕期保健由此萌芽。最初,下层社会的妇女对于医院往往不肯信任,她们总不能相信医院是为她们贫民而设的,对于产科医院尤其怀疑畏缩。但教会中一些“巡行医师”、

“巡行护士”的访问探察,施医送药得到孕妇的好感。这些女传教士的努力,使中国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人士如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所提供的服务,这使得中国这个贫病的国家,妇女和婴儿的高死亡率开始有所下降。

近代中国卫生检疫工作的展开,也与传教士相关。中国卫生检疫,创始于1873年7月,当时为防东南亚霍乱以及此后鼠疫、天花传入沿海口岸,上海与厦门的海关当局先后制定了检疫章程,并任命卫生官员仿效西方国家实施检疫措施,凡是疫区来船入港,须悬挂黄旗(Q字旗),指定地点停泊,接受医官检查。当发现船舶染疫,除对病及有关人员隔离留验外,对船舶本身也实施短期隔离与除鼠除虫消毒等措施,这一时期的检疫,因由海关办理,通称“海关检疫。”而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海关医官,绝大多数由教会医院的医生兼任。在海关检疫展开前二年,在我国还首次建立了海关疟疾疫情统计制度。1871年,曼松(Patrick Manson)等赴厦门调查疟疾,自4月至翌年3月诊治患者402人,许多人死于疟疾,占死亡总数第二位。在我国过去史料中描述疟疾流行时,大多是笼统的、模糊的概念,如染疟疾甚多,瘴气伤人,死亡十之二三等等,到1871年,我国首次设疟疾疫情统计以后,疟疾调查报告中始有具体发疟数。中国的疫情统计,开始出现从定性到定量,从单项到多项的具体报告和分析。

传教医师还积极投身于防疫治疫的实际工作。近代中国,灾祸纷呈,疫病不断,往往在中医束手、当局无策之时,西医的效用展示出来。1872年,天津发生霍乱,传教士“修合药料,施济活人,其方殊验,来乞者日众”,[6]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鼠疫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急性传染病,其传播迅速,为害惨烈。清政府遣派留学生二人前往视察,其中,伍连德医生亲赴疫区。中华基督教博医会也派出传教医师,华北地区的传教医师十分踊跃,也有一些来自南方地区如广州、宁波,他们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在伍连德医生的率领之下,疫情得以控制,但死亡者已达6万余人。中国成功地抵御了东北鼠疫,1911年4月,国际防疫大会在中国召开,伍连德主持了这次大会。

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公共卫生事件,被视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医学的标志,在笔者看来,十分有道理。其一,19世纪末的中国,疟疾、霍乱、天花等病的流行十分严重,中医通常无法医治,一旦罹患,只能怨叹不幸。然而西方医疗利用其医治急症、传染病的特性,往往能获得不错的医治效果。中国人对于西方医疗的重视,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普遍关注确是从这一事件开始的。从此以后,民众转而信西医者渐多。如时论所称:“中国政府,素来重中轻西。自斯疫之发生及扑灭,中医束手、西医奏功,使政府诸公深感西医远过中医。”[7]其二,近代一些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习俗都具有较大的冲击。当瘟疫爆发时,一般民众自是恐惧和慌乱,在这种极度的恐惧慌乱中,鬼神迷信大行其道。在大疫期间,人们搭台演戏,乞求鬼神,加速了疫情的扩散,同时也表现出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8]现代防疫措施中的隔离、消毒、焚尸、烧屋等,为一般民众所不解,为传统习俗所不容,用伍连德自己的话来说,这种史无前例的行动在当时引起的是普遍的厌恶与反感,特别是火化尸体。当时,只有通过清廷颁旨施行。但在20世纪初几次疫情过后,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抵拒逐步淡化,民众多能改变其心态,从迷信鬼

03 大　连　大　学　学　报 第2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