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及理论模型文献综述

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及理论模型文献综述摘要：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进一步加速，跨文化交际能力（icc）研究越来越吸引了各国学者们的关注。icc概念及理论模型研究是icc研究中重要的研究领域。截至目前，学者们已经提出了相当数量的理论模型及对icc概念化的描述。尽管这些概念和模型基于不同的理论并且各有侧重，然而学者们对于icc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正在趋于一致。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理论模型；评述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69-03

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各个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交流和彼此依赖的关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是当人们同其他文化进行沟通的时候却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误解、冲突甚至是跨文化交际的失败。所以，“建立在个人的跨文化知识，技能和态度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进行有效和恰当沟通的能力”（deardorff，2004，p.194）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常来讲，学者们会采取两种方法定义icc：要么泛泛地将其定义为某种驾驭与异质文化沟通的能力，要么就会将其定义为某种包含有具体构成要素的理论模型或框架（anderson，2005）。在本文中笔者将会对上述两种定义icc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下梳理和评价，以期为进一步的icc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后续的icc研究

指明前进的方向。

一、icc的概念

英文中意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术语数量相当多。其中使用最为广泛，并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提法有：intercultural competenc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三种。除此之外，根据fantini（2006）的研究，还有其他二十种措辞方式经常也意指icc，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各国学者对icc内涵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差距，所以选择了不同的措辞。第二，各国学者根据自己研究领域、对象和目的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表述实质上相同或相近的同一个概念。即便是使用了相同的措辞（例如前面所列举的三种最流行的提法），不同的学者也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方式。deardorff（2006）就列举了来自重要学者的，多达四十五种的有关icc的定义。所以，要厘清icc概念就必须首先确定icc所包含的主要因素并且找出最为大家所认可和接受的icc定义。

针对上述问题，deardorff（2006）运用德尔菲法（delphi inquiry method，也称专家意见集成法）对73所美国高校的行政主管和37名跨文化研究领域内的知名学者发出了调查邀请。最终有24所高校行政主管和23名顶尖学者同意并参与了整个调查过程。deardorff（2006）的研究发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高校行政主管们更倾向于对icc进行宽泛和综合性的定义。他们最为青

睐的是byram的定义：“他文化知识；我文化知识；阐释和联系的技能；发现和/或互动的技能；对他人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作出价值判断，并对自身持保留态度。语言能力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byram，1997，p.34）。第二，最受跨文化学者们欢迎的icc定义是：“建立在个人的跨文化知识，技能和态度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进行有效和恰当沟通的能力”（deardorff，2004，p.194）。

上面的研究结论表明，尽管icc的概念表述各不相同，但大多数的学者已经形成了相对一致的看法，即知识、技能和态度是icc 最主要的构成要素。deardorff（2006）的发现有助于跨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对icc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把握。但是deardorff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参与研究的学者大多数来自美国，所以他们看待问题的视角无疑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而非全方位的。因此他们对于icc及其构成要素的理解并不一定能够完全适用于其他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icc理论模型

1959年爱德华·霍尔出版了《无声的语言》一书，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肇始。自此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有关icc的理论框架和模型便相继大量涌现。其中以下学者的理论框架或模型颇具影响力：bennett（1986，1993），byram（1997），fantini（2000），以及lussier（2009）的理论模型。由于篇幅所限，笔者这里只重点介绍一下byram的理论模型，以期管中窥豹，

给读者以启发。

byram（1997）的icc理论模型是这一研究领域内最有影响的模型之一。它包含有五个要素：态度——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不急于对自身文化作出肯定的判断而对其他文化作出否定的判断；知识——对某社会群体及其产品，对本国及交际对象国的行为方式，对社会和个人交往的一般过程的了解；阐释和联系的技能——能够结合自身文化中相关的文档或事件对来自另一文化的文档或事件进

行阐释；发现和/或互动的技能——能够获取某文化或文化活动的新知识，并且能够在实际交流中综合运用态度、知识和技能；教育：批判性文化意识/政治教育——能够依据明确的标准对来自自身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和国家的观点、行为和产品做出评判（byram，1997，pp.57-63）。

对于这五个要素间的关系，byram是用表一表示的。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byram将教育置于自己的理论模型中心的位置。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第一，byram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学习者的价值观，而是要让他们在对其他文化进行评判的时候对自身的立场了然于胸。第二，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就在于，要以普世性的民主、人权、和平和公民教育对文化和文化间的交往进行评判和斡旋（byram & feng，2004）。byram认为，理想的跨文化代言人（intercultural speaker）并不是要改变他人，而是要有自己立场并且清楚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除了上述五个要素以外，byram（1997）还认为，以交际式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