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中看郑州

近代史中看郑州

建筑一班张帆1650297 郑州身处中原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为河南省会、五朝古都、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不仅古代有许多大事件发生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近代史上也有她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主要呈现二七大罢工在郑州的影响，讨论花园口决堤对中原地区的利弊。

二七大罢工

二七纪念塔，位于郑州市二七广场，建于1971年，钢筋混凝土结构，是我国建筑独特的仿古联体双塔，它是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物。如今已成为郑州市的标志性建筑。

上个世纪20年代，从北京到武汉铁路的开通，为铁路必经的河南省郑州市这座古老的城市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辛勤劳作在这条铁路线上的铁路工人们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人在郑州普乐园（今二七纪念堂），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由于遭到封建军阀的阻挠和破坏，大会决定在2月4日举行全线总罢工。

4日上午9时，郑州罢工委员会高斌下达罢工命令，拉响了大罢工的汽笛。顿时工人们关闸停电、放水熄火、拆埋机件。整个京汉铁路被拦腰切断，京汉铁路彻底瘫痪。10时，江岸罢工委员会宣布罢工；11时，长辛店罢工委员会宣布罢工；其他1个分工会也相继宣布罢工。全路3万多名工人全部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如同断了脊骨的长蛇，僵死在大地上。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各地反动军警便丧心病狂地对罢工进行反扑和镇压。2月5日晚，郑州全城戒严。罢工负责人高斌等被捕。第二天早晨，郑州分工会5位领导人全部被捕。上午，他们被戴上脚镣手铐，游街示众。靳云鹦再次威胁迫使复工，高斌谈笑自若，怒斥敌人：“没有总工会的命令，我们决不会复工！”由于敌人的百般折磨，高斌不久被摧残至死，时年30岁。其他工友被押往监狱，受尽酷刑。

之后军阀吴佩孚、肖耀南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对郑州、江岸、长辛店的罢工工人进行了残酷镇压。

湖北督军肖耀南受吴佩孚指令，带军队包围总工会，开枪屠杀罢工工人。守卫在总工会门前的工人纠察队员32人牺牲，200余人受伤，60余人被捕。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虽被捆绑在电线杆上，仍断然拒绝敌人的复工命令。

2月6日夜，长辛店分工会委员长史文彬等11人被捕。7日, 3000多名工人高举着“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大幅标语游行示威，反动军警向工人们开枪，5人牺牲，30多人受伤，多人被捕。

2月7日，正定、顺德、彰德、信阳等地的罢工运动，也遭到不同程度的镇压。在军阀血腥屠杀下，京汉铁路工人先后有52人英勇牺牲，300多人负伤，40多人被捕入狱，1000多人被开除流亡他乡。整个京汉铁路血泪斑斑，尸骨不准收殓，伤者不许医治，工会遭封闭，领导人被通缉。激起了全国工人大罢工的革命怒潮，这就是有名的“二七”大罢工。

为保存实力，避免更大的牺牲，2月10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发出紧急通告，劝说工人们忍痛复工。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军阀的血腥镇压下，遭到失败。

1925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召开全路工人代表大会，庄严宣布：恢复京汉铁路总工会。

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于1926年10月15日，又杀害了郑州分会负责人汪胜发、司文德，并把二位烈士的头颅悬挂在“长春桥”（今二七纪念塔地址）的电线杆上。这些革命烈士以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国工人阶级踏上政治舞台的第一章，由于郑州是这次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所以，至今人们仍然将郑州称为“二七名城”。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罢工运动和“二七”烈士，继承和发扬“二七”光荣革命斗争传统，1951年，在原“长春桥”旧址附近修建了“二七”广场，当时场内建一座15米高的木制纪念塔。

“二七”大罢工的伟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花园口决堤

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事件、花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与文夕大火（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间接导致惨绝人寰的1942河南大饥荒，史称花园口决堤。

当前学界一般认为，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有如下意义：一、阻止日军西进；二、为保卫武汉赢得了准备时间；三、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四、造成了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局面。但我认为，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价值仅在给日军造成了一些困难，使其主力改沿淮河推进为沿长江推进。与豫、皖、苏人民因黄水泛滥遭受的损失相比，这点军事价值不足称道。

日军停止西进与花园口决堤无关。日军在进抵中牟、尉氏线时，是执行方面军命令而停止追击的。方面军于6月6日下令停止追击时，中国军队在此时挖掘花园口、赵口的黄河大堤还未出水。日军停止西进是在花园口9日出水之前3日就决定了的，并不是由于黄水所阻。即使没有黄水泛滥，日军也会在此时此地停止进攻的。当时日军对于中国军队掘堤放水并未重视。赵口掘堤开始于6月3日，花园口掘堤开工时间为6月6日。此时日军已在攻击中牟县城。中国军队大规模昼夜不停地挖掘河堤，不会不为正在附近作战的日军所发觉。花园口于9日出水以后，开始时流量不大，流速缓慢。至11日上午，水头“距铁路线尚有20数里”。

占领中牟的日军是在12日被黄水包围的。中牟日军在黄水包围之前完全有时间撤出。至于占领尉氏的第十六师团,更有充裕的时间东退,因为黄水于14日晚才到达尉氏附近。

根据以上所述，日军停止向西追击是主动的决定，说花园口决堤阻止了日军西进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

日军进攻武汉时间未因花园口决堤而推迟。日军完全是按计划中决定的时间，完成进攻武汉的作战准备和实施进攻的。日军并没有因为花园口决堤黄水泛滥，而改变或推迟进攻武汉的时间。

日军进攻武汉路线未因花园口决堤而改变。日本军事当局在研究对武汉进攻的作战计划时，一再否定了以主力由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的主张，决定了以主力沿长江南北进攻武汉。那种由于花园口决堤改变了日军以主力由平汉线南下（由北而南）而为沿长江西上（由东向西）的进攻路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里应该说明的一点是，黄水泛滥对日军的兵力部署是有影响的。华中派遣军原计划将进攻的主力置于沿淮河向大别山北部地区方面，因为黄水在淮河流域泛滥，顾虑到部队由淮河西进和作战物资输送会发生困难，因而将进攻主力改在长江方面。

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兵力不足，而不是因为花园口决堤。

对于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概括起来说，由于黄水泛滥，给占领中牟、尉氏的日军造成困难并使其受到一定的损失。黄水夺淮造成淮河泛滥，日军将原定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麓地区的作战部署，改为以主力沿长江西进进攻武汉。花园口决堤虽然在军事上有一定的价值，但它与造成豫、皖、苏地区人民所受到的灾难相比，这一点军事价值，实在不值得称道。

花园口决堤使得东达津浦线西至平汉线北逾陇海线南接淮河的河南、安徽和江苏北部地区近1500平方千米的土地变成了荒无人烟的黄泛区。从1938年6月1日开始策划到6月9日炸堤成功，由于国民党当局借口军事机密，没有采取任何组织人民群众撒离的措施。掘堤之日又遇到暴雨使得黄河水猛涨漫延而下，贾鲁河、涡河流域的乡村城镇一片汪洋大海被瞬间淹没。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商水一带地区形成宽阔的水带。致使上千万普通百姓因此而倾家荡产、流离失所，50万人死于非命，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受灾范围，据冀鲁豫解放区黄委会统计，泛区直接波及水系间接相通的地方，河南省有郑州、中牟、尉氏、扶沟、西华等二十个县市；安徽则有太和、毫县、阜阳、颖上、蒙城、凤阳、寿县等十余个县市；江苏有高邮、淮安等六县，总计44个县市。灾区所受损失，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统计，淹没耕地844259公顷，占豫皖苏总耕地面积的24% ；河南省为450553公顷。共记有3911354人逃离，占豫皖苏原有人口的20.3%，其中河南省的有1172639人。死亡人口893303人，占豫皖苏原有人口的4.7%河南省为325589人。河南省扶沟县在黄河改道前，有村庄九百八十七个，决堤后只剩九十一个。人口由315500口减为67100口死亡80600人逃亡169800人，房屋损失95%，牲畜损失90%。花园口大决堤给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生活灾难，数以万计的普通民众家园被滔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