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研究综述汇总

2004-2013年郁达夫研究述评摘要2004—2013年关于郁达夫的研究成果显然是不及20世纪80年代丰硕的,但就总体而言还是沿着上阶段的方向在进展,没有出现严重断代现象，研究成果也尚属丰富。

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看，在保持传统研究习惯的前提下，因研究队伍的不短壮大，一些以往的蒙尘领域得到开掘、理论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更新。

本文搜集了近十年关于郁达夫研究的论文,根据研究内容以及方法的异同,粗略地进行整理分类。

关键词小说散文旧体诗比较文学心理学社会学一、小说一直以来对于郁达夫小说方面的研究是取得成果最丰富，也是研究视域最宽广的，可以说近十年的研究依然保持了这一特色。

下面主要从比较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视角对郁达夫小说研究成果进行简单分类。

1、比较文学郁达夫出生在浙江富阳“一个县城里的书香世家，在洪杨之后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的家里”，①应该说郁达夫在未留学日本之先已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留日之后又受到西方思想的熏陶，正如郁达夫在其自传里所说：“伊孛生的问题剧，艾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的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的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

”②在其文章中也曾多次提起屠格涅夫、佐藤春夫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

因此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考察郁达夫的小说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

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文艺是深受日本洗礼的。

”易国定的《郁达夫的“自我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之比较》（《东北亚论坛》，2004年5月，第13卷第3期）中认为：“郁达夫由于独特的性格、气质和遭际，对于日本“私小说”的接受尤为深刻。

”该论文在借鉴日本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郁达夫的“自我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之影响关系的探讨以及对两种文学现象的异同的比较分析，进一步认识了郁达夫“自我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创作个性和创作特色及中日两国的文化和民族审美心理的异同。

另外，童晓薇的《1921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中日文学史上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断片》（《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02期）、倪祥妍的《佐藤春夫对郁达夫艺术观的启示》（《文艺争鸣》，2010年21期）、翟莲花的《欲驾飞涛驰白马潇湘浙水可通潮-浅议郁达夫《沉沦》与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的接点》（《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年05期）等文章在不同方面分析论证了佐藤春夫对郁达夫的影响。

类似的研究还有以下文章：蒋家国的《劳伦斯与郁达夫小说的性伦理思想》（《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03期）；张晓霞的《暴露与忏悔——卢梭<忏悔录>对郁达夫散文的影响探析》（《柳州师专学报》，2009年12月，第24卷06期）；倪祥妍、方汉文的《跨文化视域中的“零余者”——郁达夫与葛西善藏比较研究》（《学术界》，2010年10期）；孙文君的《郁达夫“零余者”形象对屠格涅夫“多余人”的继承》（《文学界（理论版）》）；李新东的《人生历程与小说创作——郁达夫与玄镇健小说创作背景比较分析》，（《长江大学学报》，2011年09期）；《郁达夫与玄镇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比较研究》（《当代小说（下）》，2010年07期）；倪祥妍的《郁达夫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批评与借鉴》，（《文艺争鸣》，2011年01期）；单大欣的《川端康成与郁达夫性爱描写比较研究》，（《文学教育（中）》，2011年03期）；曹莹的《鲁迅与郁达夫小说的人文主义比较》（《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S2期）；贺玉高的《郁达夫与王朔：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江汉论坛》2011年09期）；王福和的《郁达夫小说中的屠格涅夫影响》（《名作欣赏》，2013年06期）；张杨、侯宇的《田山花袋与郁达夫的自然美源泉研究》，（《考试周刊》，2013年60期）；江冬梅、刘青的《文艺是生命的言说——柏格森与郁达夫的小说理论》，（《名作欣赏》2013年14期）。

2、心理学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一出版就在国内文坛掀起轩然大波,同名小说《沉沦》更是受到极大关注,原因是小说中充满了对自我性欲与变态心理的露骨描写。

赵艳花的《郁达夫的情欲书写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文学界(理论版）》，2012年10期)中认为：“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学给了他巨大的勇气，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他的情欲书写提供了理论资源”。

另外，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被应用到对郁达夫小说的研究中，区艳芳的《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解读他的悲剧——浅析郁达夫《沉沦》中的人物形象》(《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01期》认为《沉沦》中主人公带有神经质的敏感，在数年的异国他乡生活中，他的各种基本需求不能逐步得到满足，甚至是一层又一层的自我放弃或被剥夺，活在重重夹逼的精神与生命的困境里，消极的情绪越发膨胀，最终无路可走的他亲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相关方面的研究还有以下文章：杨庆鹏的《〈沉沦〉主人公悲剧心理学解读》（《电影文学》，2007年21期）；毕曼、毛正夫、史玲的《郁达夫<沉沦>的心理解析》（《名作欣赏》，2011年05期）；孟庆莲的《〈沉沦〉中“他”的矛盾心理》（《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年02期》；温泉的《郁达夫小说中的阳刚与阴柔的变奏》（《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2011年09期）；林泽南的《发泄与超越-简析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心理》（《大众文艺》，2011年11期）。

3、社会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宽泛的，包括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婚姻等诸多方面，郁达夫小说的社会内容是丰富的，陈波的《现代性视野下的郁达夫小说》（《浙江大学》，2008年）用现代性理论分析和解读了郁达夫小说的创作，从中国文学现代性这一发展脉络对其小说进行了历史定位，认为在主题上郁达夫充分尊重个体生命价值，呼吁现代民族国家之独立，在文本上郁达夫突破陈规，创新形式，导入了疾病叙事的技巧，拓宽了小说叙事范畴，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

从社会学角度对郁达夫小说进行研究的还有以下文章：杨剑龙的《论郁达夫小说的宗教意味》（《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10期）；竺建新的《论南宋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黑龙江学报》，2009年03期）；赵英卓的《从生存视角探析郁达夫的〈沉沦〉》（《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07期)；郭文锐的《郁达夫的现实生活对其创作的影响》（《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年08期）；叶俊、管水仙的《贫富均衡、门当户对-郁达夫小说〈迟桂花〉婚姻理念及其成因初探》（《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1期）；孙建刚的《先烈高风砺学子·不须扬鞭自奋蹄——郁达夫人文资源在学校教育中开发和应用》（《上海教育科研》，2011年08期）；杨丽的《〈沉沦〉中的日本》（《美与时代（下）》，2012年10期）；张斌的《郁达夫小说中的城市景观》（《现代中文学刊（双月刊），2013年01期》。

4、叙事学美国学者邓迪斯曾指出：“结构分析本身并不是目的所在，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人的本质，至少是人们的特定社会。

”③黄婵娟的《郁达夫小说的叙事特色》（《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从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角度以及灵肉冲突的母体四个方面对郁达夫的小说进行了深入细致分析。

叙事学方面的研究还有以下文章：陈延的《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叙述学解读》（《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俞超《郁达夫小说的情感化叙事》（《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3期）；易茜的《时代激流中的精神舞者——郁达夫小说的“自叙传”色彩》（《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09年01期）；杨勇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郁达夫小说研究》（《西南大学》，2010年）；席建斌的《论郁达夫小说欲望叙述理路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0年02期）；宋琼英的《郁达夫爱欲叙事的维度及流变》（《求索》，2010年05期）；王智慧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插入体”》（《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07期）；李新东的《郁达夫与玄镇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比较研究》（《当代小说（下）》2010年07期）；曾攀的《现代之“图腾”——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抒情形式与美学自觉》（《美育学刊》，2011年03期）。

5、抒情风格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个性风格的作家,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形成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抒情是郁达夫小说的核心。

郁达夫也曾多次谈到抒情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

在他的小说中,情感支配一切,情节居于次要的地位,他不喜欢叙述外部的事件。

郁达夫感兴趣的是内心生活，特别是内心世界中非常个人化的隐秘情感,甚至变态情感。

因此“颓废”、“忧郁”似乎成了郁达夫小说风格的代名词，王慧丽的《论郁达夫小说感伤抒情风格的成因》（《河南大学》，2009年）比较客观地分析了郁达夫此种抒情风格形成的原因。

相关方面的研究还有以下文章：邝雪英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中的感伤情调》（《时代文学（双月上半月）》，2010年03期）；尚伟芳的《忧郁·孤独·纤敏——论郁达夫小说感伤特质及其成因》（《名作欣赏》，2011年30期）；熊金华的《论郁达夫小说的感伤情调》（《才智》，2012年35期）；黄顺文的《论郁达夫小说的主观抒情艺术特征》（《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4期）。

二、散文古人的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在现代作家的散文集里,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都活泼泼地显现出来。

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

”④虽然与小说研究相比散文研究还略显不足,但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研究主要从其散文的文学史地位、散文的个性特色以及文化意蕴等方面展开。

主要有以下文章：刘茂海的《论郁达夫纪游散文的文化特色》（《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卜召林；朱雯的《郁达夫游记散文的艺术特色》（《齐鲁学刊》，2008年03期）；何满仓、何文的《郁达夫与游记散文》（《电影文学》，2008年02期）；汪玉秀的《郁达夫散文艺术美探析》（《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11期）；曹亭的《周作人与郁达夫《〈新文学大系·散文集〉“导言”之比较》（《青年文学家》，2010年18期）；朱立新的《对郁达夫散文的感伤色彩分析》（《魅力中国》，2010年11期）；梁平的《两种生命形态的对比与选择-郁达夫〈故都的秋〉主题新探》（《名作欣赏》，2010年18期）；王炳忠的《“体”为“心”用——郁达夫散文文体的基本特色》（《厦门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02期）；李鹏、田丰的《游记的高峰——以〈屐痕处处〉为例》（《学理论》，2011年04期）；徐樑的《散文中的古典诗意——〈江南的冬景〉教学设计》（《语文建设》，2011年10期）；俞王毛、张小华的《秋气堪悲未必然——也谈〈故都的秋〉的情感基调》（《语文建设》，2013年28期）；郭惠芬的《鱼缸里的日光-试论郁达夫自传体散文中的景物描写》（《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2年07期）；宋芸的《张爱玲与郁达夫的散文浅析》（《文学界(理论版）》，2012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