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银行的角色

百年中国银行的角色

【作者】贾冬婷字数：2770

来源：资治文摘2012年3期字体：大中小打印当页正文

国家银行的诞生

中国为什么要建立银行?为什么要建立国家银行?这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并不是—个天然有着明确答案的问题。“兴银行”最早由太平天国洪仁玕在1859年提出；1878年洋务大臣左宗棠想要仿照西方国家“设立公司之例”建立银行，“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用”，不过，这些想法在当时还只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和洋务派的议论之中。

中国银行行史研究专家李庆找到一张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外滩照片，从中可一窥当时中国的金融生态。当时外滩的黄金一线，几乎全被外资银行挤占：1845年开设的怡和洋行。1847年最早登陆中国的外资银行英资丽如银行分行，1865年设立分行的汇丰银行，1893年的日本正金银行，还有外滩九江路的三菱、花旗、大通、运通等银行。李庆告诉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财政重要来源的关税、盐税存放于汇丰、德华、华俄道胜三大外资银行中。而在这几乎清一色的外资银行谱系中只有一个例外，盛宣怀在1897年设立的第一家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在外国银行进入中国的50年时间里，没有一家中国银行与之竞争，而且外商银行还在与中国的通商过程中，将中国南方的钱庄变成了自己推销外国商品金融保障的一个环节，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国内银行才开始有了正常的资本流向。”曾任中国银行研究所所长的姚蕴芳告诉记者。“橡胶股票”始于1903年的橡胶投机热，流向橡胶市场的巨额白银，大都出自上海的钱庄、银号和票号，他们一方面向投机者贷款购买橡胶股，再以股票做抵押进行二次借贷，另一方面自己也直接参与炒卖，不惜以实业和庄票进行抵押向外国银行拆款。1910年泡沫破灭，外国银行当即停止了对中国钱庄的拆款，将股票套现后退出橡胶市场，西方金融资本给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钱庄以致命一击。眼见中国金融业的千疮百孔，实业派代表人物“棉纱大王”穆藕初曾感慨：“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滞，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

“橡胶风潮”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金融革命也在同时酝酿。中央银行的设立，此时已经迫在眉睫，而曾作为清政府国家银行的大清银行则是不二之选。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上书孙中山，建议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即刻获批。李庆说：“孙中山当机立断是有原因的。他自1894年创立兴中会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几乎有一大半时间在东南亚、日本和欧美活动，一大任务就是为革命筹集经费。而此时他的目标已经直指建立中华民国，金融方面考虑的不再仅是解决军饷，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能扶持新政权的银行。孙中山指出，中央政府现无确实可持之财源，发行军钞、募集公债、活动商业、恢复财源，非有金融机关不可。”据李庆所了解的数据，仅当时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的存款就有800多万两银，贷款规模有900多万两，这样庞大的资金量和资金网络对新政权是非常有用的。李庆找出一份残破不堪的大清银行股东会议记录，日期是在孙中山批准呈文之后的1月28日，最后一句竟是：“中国银行成立，群呼中国银行万岁!”李庆很意外民

主共和的精神这么快就开始生根了，他说：“要知道就在3个月前，除了皇帝，随便叫万岁都是要杀头的!”几天后的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3号宣布诞生。

中国银行履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责任，兑军票，理国库，发钞票，募公债。尤其是发行了500万元的南京军用票，承诺3个月后可兑换银元，为新政权解了燃眉之急。按照纸币法定兑换的银元含银量推算，当时的500万两银元军票，约合当今人民币9.6亿元，这在当时是笔巨款了。更为可贵的是，在战争纷扰之下，这500万两到次年8月已兑换了499.9839万元通用银元，以银行的信用维护了新政府的信用。良好的信用在中国银行发行的股票中也得以体现，1912年2月6日《申报》刊登报道称：“外国人欲来购股者甚多，现均一律谢绝，唯愿我国民不可失此好机会……”最初每股100银元，后来一路升至200银元，直到1915年金融混乱才下跌。

如今94岁的叶子圣1937年就进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工作，他对记者回忆，真正让中国银行树立“金字招牌”的是1916年“抗停兑令”。“那时候袁世凯做皇帝了，据说他花费了6000万银元用于内战，收买选票，造成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量的兑换券印发出来。而当时中交两行资本总额加起来还不到3000万银元，于是他命令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许再给老百姓兑银元。”宋汉章是当时上海分行的经理，张嘉璈是副经理，两个人接到命令后非常惊恐。“这样子搞，中国银行信誉没了，市面上混乱了，发行的纸币也没有用了。”两人毅然决定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停兑令，中行上海分行照常办理兑现、付存，并紧急以毛笔大字登报声明。当天下午，宋汉章和张嘉墩分别访问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求得以江浙财团为核心的金融资产阶级的全力支持，甚至让他们出面对时任中行上海分行正副经理提出“诉讼”，因为诉讼案一经成立，在诉讼期间北京的中行总行便不能撤掉宋汉章和张嘉璈的职务。

第二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一开门，一场空前的挤兑狂潮便骤然降临。张嘉墩在“自述”中说道：“晨8时由私寓赴行办公，行至距离行址三条马路时，即见人已挤满。勉强挤到行门口，则挤兑者何止2000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而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这一天是周四，共有2000多人前往中行兑换。一直到这周的星期天，前来兑现者只有100多人，这场风暴终于离开了上海滩。

叶子圣说，“抗停兑令”让中国银行声誉鹊起，张嘉墩和宋汉章也被中外报纸评论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这一年，宋汉章44岁，张嘉墩只有27岁。叶子圣在此后曾与他们共事过，对张嘉墩印象是一身西装，做派和思想都非常新锐，而在中国银行资历更老、时间更久的宋汉章则是老派的，长袍马褂，忠厚平易，平时总是和员工同在食堂吃饭。这两大金融界传奇人物中西合璧，共同捍卫了中国银行在20世纪初作为国家银行的荣耀。

大银行家之梦

姚蕴芳说，张嘉墩对中国银行的理想蓝图一直是“国际化的大银行”，从1917年初就开始酝酿实施。“1917年，张嘉璈曾专程到上海招股，向江浙财团及各大银行、交易所、申新、宝成纱厂等大企业募集股份近600万元。1923年，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将500万元官股出售，使中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按说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办商业银行了，然而北伐战争开始，中国银行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