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文明与儒家传统(杜维明)

轴心文明与儒家传统（杜维明）

今天的主题主要是对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的关系进行反思，因此可以把它摆在一个宏观的背景，从轴心时代文明发展的脉络来看。所谓轴心时代这个观点，来自雅斯贝尔斯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史，尤其是对哲学发展特别关注的专论中所提出的观点。尽管所谓的轴心时代或轴心时代文明的提出，表面上看来和我们要讨论的课题好象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如果想对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作一平实的理解，轴心文明的讨论可以提供宽广的背景。

西方学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很多激烈的批判。譬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其中有个强烈的意愿，就是要脱离欧洲中心主义，在更广阔的世界文明发展的背景下来探讨现代西方。这种尝试有的很成功，有的则否；有的较全面，有的还是很片面。像雅斯贝尔斯这种有全球视野的提法，很少见。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于欧洲以外的文明，基本上还有一种平等互惠的原则，甚至一种由衷敬佩之感。如伏尔泰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对中国文化极为重视。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晚年所写的《单子论》，表现了明显的世界性。莱布尼茨从天主教，特别是耶稣教的教士的通讯中，发现中国哲学中朱熹对理的讨论乃至《易经》的思想，和他的思考有相契之处，感到很高兴。这是18世纪的状况。

19世纪以来，特别是从黑格尔开始，绝大多数的西方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韦伯在内），都认为现代西方的发展才是人类走向未来的趋向，所谓“以动力横绝天下”（梁启超语），于是判定人类文明的焦点是西欧，因此产生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他们对其他文化不是使之历史化，作为人类文明的初期，就是使之特殊化、相对化，当作各种被西方逐渐转换、消解而且必然过时的对象。动力全在西方，没有例外。钱新祖先生所写的《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文认为，这个典范影响到马克思。马克思在安排五种生产方式的时候，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摆在人类文明发展脉络以外。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经历早期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中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另一条路径。至于孔德所代表的实证主义，把人类文明的发展看做是从宗教迷信时代到哲学形而上的时代，再到实证的科学时代。这种观点更把东方及西方早期的文明划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而韦伯的后学，干脆认为只有西化一条路可走，人类文明将来都要被这一条路所慑服，因此不必讨论其他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即使今天很杰出的西方思想家，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到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仍然表现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甚至福柯这位文化多元主义者也跳不出这种观点。

不过，19世纪初期，在德国的主要大都会法兰克福，还在法兰克福学派兴起以前，已经有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是由哈默·贝尔汉的父亲理查德·贝尔汉主持。理查德把《易经》译成德文，至今仍为欧洲最佳版本（英文的《易经》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每年销量极大，已持续几十年了，是该出版社的畅销书之一）。理查德在法兰克福讲中国哲学，参加讨论听讲的有马丁·布伯，后来还有戈伯·马赛尔。海德格尔亦通过萧师毅先生对道家的老庄思想进行了解，还有其他一些现象学的学者。这也许是特例，但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意义深长。不过，从19世纪以来，大部分的欧洲思想家都是欧洲中心主义者。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家，也多半是欧洲中心主义者，而且所用的模式是雷同的。

相形之下，雅斯贝尔斯的思想显得十分独特。他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观点。即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特别是公元前6世纪，人类几大文明区涌现的几大思想潮流，称之为宗教也罢，哲学也罢，

精神传统也罢，这几个大文明经过2000年的发展到现代，对于人文世界仍有一定的导引作用。如果我们对这些博大精深的文明传统也只能有片面的认识，那么我们对现代化的发展乃至现代文明的发展，也只能有片面的理解。根据雅斯贝尔斯的思路，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亚洲文明（包括南亚的印度）有三大传统。印度教、佛教，此外还有一个叫Jainism，中文翻成耆那教，它主张和平共存、和平主义，后来影响到印度教和佛教的发展。佛教是从印度教中发展出来的，和印度教的基本教义有所冲突又有所联系。在中国，则是儒家和道家的兴起。在欧洲，则是希腊哲学的时代。另外，在中东地区，主要是犹太教的复兴。他们称之为第二个圣殿（继摩西以后）的时代。它发展成突出的一元教，即上帝一元论，影响到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顺着这一思路，许多学者都不自觉地运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典范，认为中国文化没有超越性，完全是入世的。如孙隆基讲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应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中国的习俗进行批判性的理解。他所提出的重要论点之一，就是中国人没有超越性。韦政通先生提出中国人没有强烈的罪恶感。西方人有强烈的罪恶感，因此可以照察自己内在的各种问题。而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所以很肤浅无聊。还有人提出中国人缺乏忧患意识，并从韦伯的角度，认为儒家传统是入世的，与现实妥协的，因此有对人格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些观点的理论背景，来自于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希腊文明。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出现了那么多的重要精神传统？从现代来看，各大传统之间虽有相互影响的痕迹，但都自成体系，源远流长。这是提出多元文化的深刻的历史理由。人类文明有各种不同的文化表现，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有不同的生命力，各有其长处和短处。对这些现象都应如实地去加以了解。这是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观点，也是他的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观点提出后，他写过有关孔子、孟子以及柏拉图、释迦牟尼的思想的书。

从现代文明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第一个启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倾向不是20世纪以后的现象，而是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举例来说，经过考古的研究，现在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据有所变化。以前的看法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特别是渭河流域，这是所谓的中心地带。而中心地带的文明起源甚早，经过辐射型的发展，逐渐扩展到南方和其他未开发的地方。因此中国文明的一个特别的发展方向，就是同化外来的力量，形成一个大一统的文明。而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国考古学家经过对各种考古文物的分析（包括张光直先生，他以前亦主张辐射型观点。他的《中国考古学》发行已有8版。而最近一版基本上已否定了以前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是多元的发展。中国文明在新石器时代有几个不同的源头。既有仰韶文化，也有龙山文化；不仅在渭河下游或中国北方，而且在长江流域；不仅有山东，而且有长沙的楚文化，以及更边远地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到了夏商周以后，把这些不同的文化综合起来。甚至可以作这种玄想：如果中国文化以龙为代表，而龙实际并不存在，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创造。这种创造的形象本身是一种多元的图腾所组合而成的。龙有狮头、羊角、蛇身、鱼鳞、鹰爪，是各种不同动物的组合。这样就可以想象，初民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综合体。

从这个角度看来，多元文化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以后才有彼此的交流：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交流，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交流，等等。但是，这种交流一直到20世纪的后期，才成为一般人日常都可以接触到、亲身体验到的现象。在以前的传统社会，特别是过去2000年来，人们大多生活在各自所属的文化结构、思考模式、生命形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