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秦汉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2006年秦汉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刘举

经济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物质保障，一直受到历史工作者的重视，秦汉史研究也概莫能外。在2006年中发表的秦汉社会经济史论文侧重从财政经济制度、地区开发、消费状况、经济思想观念、经营方式、财产关系等几个方面对秦汉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了探讨。为了更全面地反映这种情况，笔者选择了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章加以简介。

一．财政经济制度

臧知非的《汉初货币制度变革与经济结构的变动兼谈张家山汉简〈钱律〉问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该文在把握秦朝和西汉前期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西汉前期货币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历史作用。认为秦朝统一货币之后，是经济结构的因素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萎缩。详细考析了张家山汉简〈钱律〉以及相关内容。论证了刘邦、吕后、文帝、景帝时代的货币变革中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的作用，体现了国家力量控制经济的内在逻辑及其互动关系，澄清了以往的某此误解。

段伟的《汉代公田救灾方式与产权变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认为汉代公田有多种经营方式，除赏赐给贵族、官僚和功臣及实行屯田外，其经营方式经历了由赐民公田到假民公田再到赋民公田的发展历程，这种变化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自然灾害或战争发生后灾民生产资料减少，政府为了稳定社会，吸引流民重归田地，多次利用公田救济灾民，使得公田产权经历了上述变迁。

李正图的《论汉代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和运动》安徽史学2006年第6期，从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劳动与土地的结合这一思维视角，分析了汉代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和运动的前提条件、基本结构、运动特点和活动的结果，从中总结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代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规律。

刘德增、李珩的《“县官”与秦汉皇帝财政》文史哲2006年第5期，认为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与出土简牍中，屡见“县官”一词，注家或释为天子，或释为朝廷。凡此诸说皆不妥。“县官”初指少府掌管的皇帝财政；从汉武帝以后，渐用为天子或朝廷的代称。

黄今言的《居延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财物“拘校”》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认为从新、旧居延汉简得知西北边塞地区对财物拘校、审核的范围甚广，其中尤以钱、粮、兵械守御器备为重点，在贯彻落实中要求做到“必得事实”，严格认真，拘校的时间有定期和不定期两种，拘校方法主要是将实物与账簿核对，会计凭证与会计账簿核对以及通过调查、询问的方式等。由于官府对拘校的执行力度较大，故当时拘校审查出了不少“计簿不实”、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和吏员渎职违纪行为，并就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了惩处。

二．地区开发

梁安和的《西汉政府对西域的开发》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认为西汉政府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了解了西域的风上人情、地理物产，拉开了中西交通的帷幕，通过在西域屯田并设立西域都护府，保证了中西使者的往来和商人贸易活动的进行，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及把新疆地区纳入我国版图奠定了基础，但客观上对西域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邱洪的《秦汉时期贵州黔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开发》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1期，该文以历史文献和考古文物相互印证，以古代水道交通为联系走向，论证了黔北地区在秦汉时与巴蜀、中原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覃主元的《汉代合浦港在南海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认为在过去海上丝路研究中，对合浦是南海丝路始发港及商贸枢纽地位多有忽略。本文以文献记载、考古成果为据，论述合浦在地理、资源、交通、航贸等方面的地位与作用，证明合浦港是中国汉代南海丝绸之路最早最繁荣的始发港和海上交通枢纽与贸易中心。

三．消费状况

冯骊、温乐平的《汉代国家对消费问题调控举措述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第3期，认为两汉时期，社会生活领域中不断滋生出奢靡浪费、奢侈逾制、消费异化、贫富分化、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诸多消费问题。针对于此，汉政府采取了加强消费引导、提倡黜奢崇俭，实行等级消费制度、抑制奢僭行为，颁布法令严禁奢僭、异化消费行为，实行务本节用的丰财政策以及加强对消费市场的监管、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等措施，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温乐平的《秦汉时期生活消费的特点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认为秦汉时期人们生活消费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消费水平贫富悬殊，分化严重；二是商品性消费的比重增加；三是奢僭消费日渐严重，并冲击封建等级制度。同时,消费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消费需求的刺激之下，促进了农业、手工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品流通的加速与商业的繁荣，从而拉动了整个商品经济朝纵深方向发展。然而,当时奢靡消费也造成工商业趋向畸形发展。

四．经济思想观念

窦炎国的《〈盐铁论〉中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齐鲁学刊2006年第6期，认为《盐铁论》既充分展示了当时上层社会两种不同的治国思路，也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当时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在理解何为治国之本问题上，贤良、文学持道德决定论的观点，而大夫、御史则持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对待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贤良、文学持崇本抑末、以农贬商的观点，大夫、御史则持以末易本、以商通有的主张；在对待国家财富的管理和分配问题上，贤良、文学持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而大夫、御史则持权威主义的立场。《盐铁论》开启了儒学内部的义利之争，因而在中国占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

李倩的《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江汉论坛2006年第11期，认为迄今为止，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研究明显不足。文章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其不朽之作《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

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本文从司马迁对商业都市经济的描绘及且重商观念、财富观念、流通观念、经营理论、货币理论等方面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

卜风贤的《中国传统农业灾害观的早期形态》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认为周秦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农业迅速发展，以农具改良、优良动植物品种培育、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等为标识的传统农业技术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农业开发进入区域性整体开发阶段。农业发展中各种灾害问题日益突出，减灾防灾活动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在农业灾害的防治过程中，周秦两汉时期传统的农业灾害观和农业减灾思想基本形成。传统农业灾害观是与传统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以对灾害的表现和发展演变规律进行初步概括归纳为特征的古代灾害思想。尽管限于科技水平，周秦两汉时期人们在灾害认识上存在诸多片面及谬误之处，但是，这种认识己经脱离了原始农业灾害时期对灾害只能进行简单观察描述的模糊认识阶段，开始对灾害问题从灾害成因、灾害的性质和规律、农业减灾思想等方而进行综合考察研究，形成了传统农业灾害观的总体框架。

五．生产经营

杜庆余《汉代田庄商业经营探析》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认为汉代田庄的商业经营活动十分活跃，存在着田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两个并行的、关系紧密的市场。田庄内部市场的交易主要是为了满足田庄内部日常生活的需要，田庄外部市场的交易主要是为了获得货币和增值。汉代田庄活跃的商业经营活动所形成的两个市场，是由汉代田庄的经营方式，特别是汉代赋役重人轻地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王玲的《汉魏六朝荆州大地产农业的发展》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认为地主大地产农业是荆州农业生产的个主要组成部分。汉魏晋六朝时期，荆州政治局势的变动不仅左右着荆州大地产的兴起，与发展变迁，而且决定了其集中分布区从南阳向襄阳再向江陵转移的历程。荆州大地产主要以田庄的形式进行经营，其生产以农业为主同时又包含了林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等经济形式，而水稻种植又是农业生产的重点。荆州大地产的形成源于地主求利欲望下的“求田问舍”，但这种扩张及经营方式对于荆州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农业经济的多样化皆起到了积极作用。

刘钊的《论中国古代的“军市”》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认为军市是指在军队驻扎地或屯戍地临时设置的市场，军市主要由军队掌管，设有专门的职官，其功能主要是提供士兵间或兵民间的商品交易以及军需品的买卖，军市的税收一般归军队所有，但偶尔也会被朝廷调为他用。军市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古代经济，尤其是军事经济起到了补允和调节作用。古代占星学上也有相应的军市，军市还是刑人之所。

黄今言、温乐平的《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粮食生产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认为汉代不同农耕区的劳动生产率有别，就一个普通农民的年均粮食生产而言，当时南方人均垦田23小亩，亩产录1.37石，总产量32石；中部人均垦田30小亩，亩产量1.5石，总产量45石；西、北部屯田卒人均垦田74小亩，亩产量0.4石，总产量29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