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人文与医学——人文与古代中医

论人文与古代中医

2013541002 许曼珊

人文，从现在大多数人认可的概念来说，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它的集中体现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爱护人。也有观点认为，人文更应深化为人的文明处事，是一种高尚道德，追求的是一种唯美的境界。我认为，这些都可以归入人文的范畴，人文的本身就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重视人、尊重人、关心爱护人”这三个人文的中心，在一个医学生看来，不难敏感地觉察到，这和医学中体现的一系列原则恰恰不谋而合。重视、尊重、关心爱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甚为重要，在我们医者的工作生活中更应该予以重视。在现代医学中，人文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因素，仁心和仁术一直都是同等重要的，只是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一些具有“仁术”的医者也未免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渐渐丢失了“仁心”。作为一名中医学子，纵观古今医学之路，古代中医的种种智慧，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引发了我的深思。

不久前看了一本书，叫做《古代的中医》，我相信看过的人都会被他们高超的医术所折服，也会被他们高尚的医德所感动。《古代的中医》这本书所讲的就是李东垣、朱丹溪、傅青主等七位医家的故事，包括他们的家世、学医缘由、拜师学艺以及他们的一些著名的医案，很特别的是，在这七位医家当中，有四位是由于家人患病而发愤学医的，我认为，他们是将对亲人逝去的痛苦之情转化为对天下苍生的博

爱情怀，或拜师，或自习，努力学习中医知识，最终成才的。在一个个医家感人肺腑的情节里，人文贯穿了整个故事，那种发自内心的一心一意为天下苍生着想的情感，令我感动不已。

在讲述到李东垣的医学之路的时候，有一个情节深深地打动了我。李东垣与真人范尊师谈话时说道：“作为一个医生，太累了，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我的面前死去，我拼命地去救，却经常无能为力，我刚刚救活了一个，那边又死了一百个，天下为何如此之乱，苍生为何如此不幸啊。”范尊师叹了口气说：“是啊，这是乱世”。李东垣说：“他们要砍掉别人的胳膊，要杀掉一个人很容易，可是我们医生要让伤口复原是多么地难！我经常感觉眼前一片黑暗，不知道何时才能得见光明。”

沉默片刻，范尊师放下手中的茶杯，眼睛直视着李东垣，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东垣，你不要放弃，你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当世的人，更是为后世做的啊，要知道，天下总有国泰平安的那一天，那个时候的百姓，更需要你的学问。”

李东垣和范尊师的这段对话让我内心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医者仁心，医者父母心，大概就是这样的情感吧！看着患者在眼前死去，却无能为力，那样残忍的画面，作为一名未步入职业生涯的医学生来说，是极其难以想象，难以接受的情景，不禁在内心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在将来治病救人时感叹道，书到用时方恨少！

当我们去回头看古代的医学大家们，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大家，他们不止是医术高超，高尚的医德更是必不可少，如孙思邈著名的《大医精诚》中所说的，习医之人应当“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同时，医者当“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普救含灵之苦”。每每读到此处，不仅对古代的医学大家们肃然起敬，敬佩的不仅是妙手回春今人望尘莫及的高超医术，更是那普济众生的人文情怀，将重视人的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不止可以在古代医家们的身上看到闪闪发光的人文情操，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的字字句句，也无不体现着伟大的人文关怀。奠定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黄帝内经》就是注重人的调护的典范，当中强调的四季养生、情志护理、食物疗养，无不体现着天人相应的思想，“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如此尔尔，注重人的养生，强调人这个主体的调护，这也是人文的一个具体体现。

再者，纵观中医的医学模式，很多中医学的观点本身便具有浓厚的人文因素。中医学的基本观点——“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整体观念注重的便是从整个人体的角度来进行诊断和治疗，辨证论治也是根据不同的患者在不同疾病不同阶段的“VIP”式的诊断和治疗。

另外，类似于“情志疗法”，也是建立在重视人、关注人的思想体系上的观念，七情内伤是中医中很多疾病病因病机重要的一部分，像上文提到的，“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提示我们要注重自己的情绪，尤其对于当今生活在如此快节奏、压力较大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来说，调节好自己的情绪是十分重要的。

古代的中医，之所以透露出与人文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当中有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影响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中医学的发展兴衰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思想，可以说，中医学常常与儒学相贯通，中医业处处有儒者之风骨：从古医籍的注释研究到新著作的编撰成书；从对医学内涵的认识到医生的道德品质修养；从学术观点的阐发到医理的分析讨论；从诊治原则的确立到方剂的君臣佐使配伍。儒家对中医学的影响、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医为仁术”的儒医理念，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伦理关系，并以“仁”为核心，这是众所周知的，浸浴在儒家文化中的医学伦理，也自然而然地在“仁”这个框架中。医家喻昌曾说道，“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可见，道德标准是儒医的主要标准。

首先是儒者博爱的思想，作为“活人之术”的医学，本身就带有儒家的这种博爱济众的特征，也是基于此，加上一些儒者思想的传播，渐渐地，医学就被定名为“仁术”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儒者演变成

医生，悬壶济世，这些作为医生的儒者，强调用仁的道德标准作为行医的准则，从而普遍提高了医家们对医德的认识水平。

其次，用儒家“仁”的标准作为行医准则，在很多医话、习医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将“仁爱”二字作为首要的要求。如明龚信《明医箴》开篇就是“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在一些著作中也提出了行医时应禁绝的事，比如《大医精诚》中，“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等等，都明确地“划分”了医者当做的与不当做的事情。

另外，孝也是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对古代中医的人文方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医孝合一的观念，张仲景曰：“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皇甫谧曰：“若不精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这样的观念便是上文所提到的《古代的中医》中将对亲人逝去的痛苦之情转化为对天下苍生的博爱情怀这样的情感。医孝合一，故医者仁心，医者父母心。

医学具有明显的人文属性，古代的中医们就撰写了不少关于医德的著作或者文献，明代医家李忠梓撰写的医德专论《不失人情论》，便是根据《内经》所言发挥的，强调了治病不失人情，认为人情有三种：“一曰病人之情；二曰旁人之情；三曰医人之情。”不失病人之情，是指除了一般的诊察外，还要了解病人的性格和精神状态，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不失旁人之情，对病人亲戚、朋友、邻居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