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墨家“兼爱”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浅谈墨家“兼爱”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和儒家并称当世两大显学。墨子作为墨家的始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十大思想主张。其中的“兼爱”思想是其思想核心，其它九项主张都是在这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正如梁启超《墨子学案》所言：“墨学所标纲领，虽说十条，其实只从一个基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兼爱”是墨家思想的精华，它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和对今天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在墨子看来，人与人之间应该相爱。《墨子·兼爱中》有言：“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他认为天下混乱的真正原因是人不相爱。既然人们不相爱是世间战乱、灾难的根源，那么墨子便提出他“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的“兼爱”思想，他认为只有这样天下的“祸篡怨恨”才会“不起”，只有这样才可以“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从而人们对待别人就像自己一样，多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这种无差等的爱就能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这样才能达到社会和谐，世间太平，天下大治的局面。

儒家推行的“仁爱”是“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墨子·非儒》）的差等之爱。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这种随着亲缘疏远而递减的亲亲之爱与墨家的无差等的兼相爱大相径庭。所以孟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墨子也认为儒家推崇的“执有命者”是“天下之大害”（《墨子·非命上》），二者似乎水火不容。但据《淮南子.要略》中的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丧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知墨家起源与儒家息息相关，那么他们二者思想必有共通之处。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而墨子也很推崇这种“仁爱”。《墨子·经上》有云：“仁，爱也”。可以说墨家的兼爱平生的思想也是一种“仁”的表现，和儒家的“仁爱”殊途同归。所以儒墨两家对于“使天下治”的理想是相同的。而造成二者大相径庭的原因主要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上。儒家代表的是统治者的立场，它主张的这种等级有序的“爱”受着宗法制的制约，是为统治者所乐见的；而墨家代表的是手工业者平民阶级的立场，工商业者居无定所，不像农民那样生活在相对封闭地环境，所以他们倡导的是淡化了血缘关系的较为自由的“兼爱”。

墨家的“兼爱”是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诸侯互相攻伐、天下缺少安定秩序的情形下应运而生的，但它的可行性却有待商榷。《墨子·兼爱下》有云：“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 此自先圣六王亲行之。”由此可知墨子本人是对“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的“行”持看好态度的。然而事实上真的像墨子所认为的那么一帆风顺吗？儒家的“仁爱”思想一定程度上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等级制度很对统治者的口味，然而孔子的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学说却依旧四处碰壁，更不用提代表平民阶级利益的墨家了。墨家“兼爱”的推行较之“儒家”仁爱的推行更有许多阻力。它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道德上的高要求，与人性利己的客观事实相悖，那就需要这个社会的每个公民的思想觉悟达到一定高度才能推行，很显然这在当时是很难办到的。而且动乱年代的人这种只想保护个人利益，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小集体利益的想法更加突

出，让他们打破观念上的枷锁兼爱平生更是难上加难。不可否认的是，墨子是个圣贤。在战火纷飞、狼烟四起的春秋战国，“兼爱”的这种和平主义思想确实难能可贵。但是在那个年代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墨子这般的思想觉悟，所以墨子认为可“行”的“兼爱”思想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广泛地推行。更可叹的是，因为“兼爱”思想独有的代表平民阶级利益的政治属性，所以它不为统治者所喜。兼之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墨家思想在中国古典文化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此后一直到清末民初，才又进入人们的视野。

墨子的“兼爱”思想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纳，可如今我们对墨家思想精髓的挖掘对于今天市场经济下调和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和谐家庭，促进和谐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首先，兼爱思想是保证社会和谐有序的法宝。“兼相爱”正是和谐人际关系的体现。而“交相利”也和如今倡导的合作双赢很相近。如果社会管理上能采用这种柔性的思想来通过人们之间互动的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使人们既能做到“爱自己”也能做到“爱他人”，那么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这符合了社会的道德规范也一定程度上遵循了人的自然需求。这种人文主义的管理值得尝试。

其次，“兼爱”思想的教化作用也是可取的。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总有不少人只顾私利而罔顾道德准线。卢新宁教授在北大的讲话里有这么一段：“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是啊，在这个怀疑的年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兼爱”思想正是这样的一种“信仰”。人们有了兼爱之心，社会上就会少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少一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老板，少一些碰瓷的老人和麻木的路人。“兼爱”思想对引导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能起到推动作用。

其三，“兼爱”思想在处理国家关系或者个体区域不平衡关系上有奇效。国与国之间难免有些文化碰撞甚至冲突，在这方面，“兼爱”思想则体现了一种相互融合、兼收并蓄的积极态度。同样的，人与人之间或者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也是在所难免的，比如贫富差距，“兼爱”思想的实践则提供了富不嫌贫，贫不仇富的可能性。“兼爱”思想在解决当今多元化世界的差异问题上体现的是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思想。

墨家的“兼爱”思想在当时是超前的，正是由于太过先进超过了那个时代的承受范围而没有得到广泛推广。然而在思想开放程度达到空前高度的今天，“兼爱”思想虽然还显得有点遥远，但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吸取其中部分精华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充分条件。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继“兼爱”之绝学，为中华民族开万世之太平的重任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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