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谋杀：中世纪晚期英国文学中的母性研究

母亲与谋杀：中世纪晚期英国文学中的母性研究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起，母性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中心课题。母性不仅体现在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上，它也是一种社会体制，一种意识观念，是作为母亲的女性的人生经验。它不仅压制母亲，而且有可能赋予母亲以权力。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外涉及到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的母性研究零星出现，但是还没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论文系统地阐述母性在中世纪晚期英国文学中的再现以及当时社会和文化语境中母道的形成及其模式，从而发掘中世纪母性的本质及其所折射出的社会、宗教、历史与文化话语，由此重构中世纪英国母性体制，从深层次上理解即将步入现代时期的中世纪英国。论文主要选取了诺唯奇的朱丽安的《诺唯奇的朱丽安的启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以及玛格利·坎普的《玛格利·坎普之书》，以亚德里安·里奇、南茜·乔德罗、露丝·伊里加蕾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母性理论为框架，研究从上帝的存在、作为母亲的耶稣、圣母玛利亚崇拜、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母亲的再现政治等入手，结合中世纪英国晚期社会、历史文献与其它文学文本，重点对中世纪英国晚期文学作品中母亲所扮演的角色、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互动以及把母亲边缘化、消音、驱逐，甚至被“谋杀”的潜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世纪英国社会基于基督教确立母亲的身份，中世纪母性体制重点强调母亲哺育的作用，母亲被看作是传承逻各斯的中介，而母性的神圣性必须是建立在合法的婚姻基础之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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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这些母亲不是在贞节和殉难两个极端状态之间徘徊，就是在男

性文本中被神圣化或者妖魔化，最终导致母亲角色的模糊性。母亲在权力结构中的缺场是母亲和男权社会对话和协商的最终结局，她们在中世纪英国宗教和文化的禁锢与排斥逻辑中处于卑贱地位，其中展示的是互文的社会文本、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中可见与不可见的暴力对母性体制的影响。这些母亲被消音为他者的原因还在于真实的或者隐喻式的惧母(mother-phobia)、弑母(matricide)和禁锢(enclosure)模式，其中禁锢模式在性别空间划分、文本结构和主题以及圣母玛利亚崇拜中得到展现。从本质上来说，扼杀中世纪英国母亲的是基督话语下的“洁/不洁”机制、文本政治和男尊女卑的性属观念。研究发现“母亲”定义的不确定性，其中蕴涵着“性别弯曲”(gender-bending)的话语。“母亲”原型体现着爱和女性原则，它是社会、文化、性别概念的投射。普通女性模仿圣母玛利亚和文学文本中赞颂圣母玛利亚式的女性，我们从中看到了中世纪英国社会对母亲身体的排斥和对母性的升华。圣母玛利亚被美化在于母子纽带服从于逻格斯；她被升华在于她既是处女又是母亲，这是对母亲身体愉悦的拒绝与否认，是对完整世界的重构和对混乱秩序的抗拒。中世纪英国作家对母亲的书写还说明当时对现实中母亲和女性气质的压制以及人们对真正的母爱的渴望，是对“科拉”(chora)的回归，表达了对“母亲”的渴望和回归自己本源的怀旧情绪。研究同时说明，神学的、隐喻的、现实的回归母亲和寻找母亲都是非常艰难的。研究还表明，中世纪英国母性体制成为一种载体，

它不仅关联宗教、性别、政治、种族和文化话语，而且反映出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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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英国及其作家正处于步向现代的十字路口：个人自由意志逐渐萌

芽，以上帝为中心的宇宙秩序逐渐走向衰退，中世纪晚期英国处于典型的“精神分裂”时期。全文共分六章。引言就目前涉及到的中世纪英国晚期文学作品中的母亲与母性研究进行梳理。这些零散的研究忽略了中世纪英国文学中“母亲的缺场”和“母性受阻”这一重要话题。本章继而提出进行系统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并详述研究中所采用的女性主义母性理论。论文整体上以第一位用英语写作的女作家诺唯奇的朱丽安开始，以撰写第一部英文自传的玛格利·坎普结束，旨在寻求并建立一种母性体系，这不仅是对被消音的母亲的寻找和认可，也是对女性特质的肯定，表明母亲在男权社会的艰难处境。第一章就上帝作为母亲和基督作为母亲进行文本分析。诺唯奇的朱丽安的《启示》把她从固有的男权话语与宗教禁忌中解脱了出来。朱丽安认为上帝既是父亲也是母亲。在她看来，上帝不是传统意义上容易发怒而惩罚人类的上帝，相反，上帝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他是爱的化身，同时又是人类的本源。同时，通过对耶稣体侧伤口的哺乳和他分娩的痛苦细描，朱丽安展示了生理性的母性，策略性地把女性经验与男性身体联系在一起，女性/母亲的身体因此以一种变相的方式在公共场合被接受。从隐喻的意义上来说，朱丽安建立起了女性谱系。通过对女性化了的耶稣身体的书写，她颠覆了传统中贬低女性身体和女性气质的二元对立模式，解构了男性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对立。同时，她所处的“禁室”可以看作是母亲的子宫，由此她恢复了母性的价值，重建了认识世界

的全新方式。同时，她对上帝作为母亲和父亲、耶稣作为母亲的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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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人们可以改变家庭角色分工的传统观念，男性和女性可以共同养育孩子，由此缓解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紧张感，实现男女平等。第二章就《坎特伯雷故事》中就母子关系和母亲在文本中的再现政治进行分析研究。《律师的故事》中的苏丹王后和多纳吉是典型的反母性的代表，在与儿子的矛盾冲突中，彰显了母子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她们与乔叟推崇的基督教母亲康斯坦丝形成强烈的对比。《女修道院院长的故事》中讲述了母子纽带的断裂。女修道院院长以宠物狗作为客体扮演母亲的角色。寡妇母亲的儿子被犹太人杀害，她的“晕倒”不仅是母亲失子之痛的写照，也是中世纪推崇的圣母“晕倒”这一形象的再生。《修道士的故事》中的芝诺比亚和阿格丽品娜是典型的跨性别的母亲，母性赋予她们权力，并使她们能够参政，她们把女性气质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最终不可避免地被放逐，成为“不合适”的母亲。在《学士的故事》中，沃尔特通过剥夺格里泽尔达的母亲角色来试探格里泽尔达，企图消除他心中的焦虑感和嫉妒感，并验证格里泽尔达是否是表里如一的人。面临孩子被杀的情景，格里泽尔达作为母亲的“适当”反应正是他所期待的。格里泽尔达通过“伪装”(masquerade)，最终获得胜利。在乔叟的笔下，母亲既渴望爱孩子又想拥有母亲的权威、既忍受失去孩子的悲伤又企图发泄母亲的愤怒，她们徘徊在缺场与反抗之间，成为“不合适的母亲”，转变为“坏”母亲或者非母亲。他以男性的视角妖魔化、否定、祛魅或者美化母亲，继承了中世纪英国社会男女性属观念的构建模式和对圣母玛利亚的

崇拜。在文本的选择、修改、再创作中，乔叟以自己的叙述策略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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