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梁漱溟（1893-1988）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之家，梁漱溟的童年始终是在欢快自由的氛围中度过的，其父虽任职清廷，但他的发蒙教育却是当时最开放的中西小学堂，进入中学后，其倔强、顽强的个性日渐形成。

中学毕业后，他到当时的《民国报》当记者，痛恨私有财产，相信社会主义，对现存的一切都坚持强烈的批判精神。

在此前后，他也经历了早年人生的三大危机，即从如何救治社会流弊、如何安立人生，到最后如何“住世”的问题；其结果则是从谋求自杀到最后形成坚持一生的“茹素”习惯。

而在这几个阶段中，梁漱溟都始终坚持着切己的思考与真实的践行精神。

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其研究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受到蔡元培先生的关注，随即被聘为北京大学专讲印度哲学的特约讲师，由此进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

按照梁漱溟的个性，他讲印度哲学就是要“替释迦说个明白”，但由于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因而“趋新”、“趋西”以及“全盘反传统”是当时的主流思潮；而胡适、陈独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巨擘也都聚首于北大，这就不能不使他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也不能不有一种沉重的“压迫”感。

不过，由于其从少年时代就形成的倔强性格，因而这种压力非但没有压垮他反而激发了他强烈的逆反心理与抗衡意识。

所以，他转而将自己“替释迦说个明白”的初衷及时调整为“替孔子说个明白”。

于是，就有了与胡适的对台戏，也就有了专门抗衡于西化之说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系列讲演。

关于其讲演的心态，他在该书出版时的《自序》中有非常具体的说明：“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

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

显然，这一剖白既是梁漱溟放弃佛家而“做孔家生活的缘故”，同时也是其发起“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系列讲演的具体因由。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虽然是一部应急之作，但以梁漱溟的个性及其重视切己与践行的学风，其书中所持倡的绝非一般所谓的抗俗、矫激主张，而是充满着对中西印三方文化的切己思考与真切的体认。

在该书中，他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他由此解释何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欲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住世”观念发达。

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梁漱溟关于中、西、印文化三路向的说法虽然只是一种直觉，但在当时却起到了“震撼”的作用，尤其是他对中、西、印不同文化路向的分析与说明，一下子避开了“全盘反传统”的锋芒，“使中国知识界感到迷惑，不知道应该怎样作出反应”（《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第29页）；而对于一贯坚持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新儒学来说，这种不同路向的分析与说明却起到了唤醒的作用――唤醒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民族特色的注意。

所以，熊十力以“中流砥柱”来赞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牟宗三也赞叹《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一部“深造自得之作”；而美国学者艾恺则认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不仅“引起了东西文化的争论，并为1923年的科玄论战准备了前提”（《最后一个儒家》第79页）。

此书原系梁漱溟为抗衡当时西化之说而开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系列讲演稿。

本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由此解释何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欲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住世”观念发达。

作者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在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梁漱溟与刘咸火斤是分别处于中心和边缘的两位学者。

两人拥有截然不同的家世生平和思想资源,而且即使是两人相近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也因为进化史观与道家史观的歧异而呈现出反传统与传统的不同取向。

刘咸火斤的中西文化思想一方面深受梁漱溟具有范式意义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这一思想是对梁书的创造性诠释,并对梁漱溟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影响。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的第一部系统的、自成一家之言的论著。

书中提出了人类生活样式的三种路向。

并以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为代表，对西、中、印三方的哲学作了比较，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不是历史阶段的差异。

而是其生活路向和人生态度不同。

西方的哲学已走向末路．而中国的文化将要复兴，将要成为世界的文化．人类将要走中国所代表的路向。

但由于梁漱溟以佛家的唯识论为其理论工具。

把意欲作为文化的根源．企图以此来解释人类生活和文化发展的不同进程，而忽视其他的原因。

因此不免又有主观、简单、模糊之弊．以致未能使其整个文化和哲学观点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上。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个整体，他们从两个相悖的源头出发（地域部落和血缘部落，这个放在后面说），形成了两种相悖的文化。

东方文明想要西化就不能偏于一隅而需全盘改动，这样一来，传统的东方文明——包括他的艺术也会随之死去。

这个曾经的噩梦如今已变成残酷的现实。

羽帆搞了一个现代诗的沙龙，我在那曾和朋友说过：现代诗，也就是西化过的中文诗，写的好像大多是种意识流，这或许与个人主义有关。

中国传统诗表达的东西似乎是道（或说自然），我说不清，但一定与现代诗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之间是没有多少延续性的。

传统文化的中断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梁首先阐明了一个很经典的论断：欧人征服自然，而东方人提倡与自然相融合。

至于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说法各异，许多人试图从地理的角度去解释。

他们说希腊土地硗瘠食物不丰，形成了人们与自然抗争的文化。

但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自然条件也未必优越。

它是所有古文明中唯一产生于温带的文明，加之又处黄河流域，水患连年，但很显然中国人并没有选择希腊那条路线。

再者，征服自然本就是一切文明的通性，东西方在征服自然上只是程度之差。

并且，希腊的古科学——人们后来发现，他是非功利的，是种纯粹的学术，与人类生活并不太相关（甚至由此有人说：科学之发生源于求知而不源于应用）。

虽然这种说法还存在着那么多争议，但我们不妨以此为基点，来考虑一个新的问题：假使西方化不与我们接触，那么东方文明继续走下去，他有可能产生飞机轮船，产生自由民主，产生共和或立宪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东方不是在和西方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由于走得慢追不上人家。

而是东方和西方走的根本就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以东方人的态度从来不是要走一条积极，创造的路。

中国人是提倡安分，知足，寡欲的。

是从不提倡物质享受的。

中国人构想的大同世界推崇的是一种社会的和谐，而非时代的进步。

所以东方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就是无论境况如何人们都可以忍耐安受，都可以与这个世界相融合的。

他们采用的是一种最稳定的，金字塔型的等级社会，长幼尊卑是一切的基础，他们怎么能从这样的现实中脱离出来得到自由平等，得到人性的解放呢。

他们那么崇尚自然，怎么会想到开矿山，挖隧道，怎么会有火车飞机呢（看看清朝刚兴洋务那会儿遇到的舆论压力，你就会知道这种西方产品与东方文化有多么格格不入。

自由一词初译至中国，竟然找不到相对应的词语。

一切洋玩意只会产生于西洋的土壤）。

东方是在走一条横向的路，西方在走一条纵向的路，二者连最基本的发展目标都不一样。

战争的成败，物质文明的高低并不能成为判断两种文明成功与否的标志。

西方古代的确产生了类似于东方的君主专制政体，但它在本质上与东方千差万别，这根本不能成为判断西方走向高级社会的理由。

让我们再回到开篇的那个话题，中国的传统艺术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上的。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就已说过这样的传统社会早在鸦片战争时就已经开始瓦解，到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了。

传统艺术失去了他的土壤，只剩一副皮囊。

可我多想拖着这身人皮走下去。

”——藓侵阶梁漱溟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受叔本华意志论的影响，梁氏认为由于人们的意欲不同，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因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就是他说的三种生活样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第一种是生活本来的路向，表现为奋斗的态度，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勇于改造世界；第二种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得满足，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

他所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第三种是最违背生活本性的道路，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走这种道路的人们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而他们往往采取的是对种种欲望的禁欲。

对应这三种路向在我们人类文化中各有其代表，代表第一种路向的是西方文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波折的事实，古希腊罗马时代可以说是走的“第一路向”，到中世纪一千多年则转入“第三条路向”，西方自希腊人走第一条路，在科学、哲学、美学、文艺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接着罗马顺此路向往下走，在政治、法律方面又都有所成就，然而这些思想却流为利己、肉欲的思想，风俗大敝，“简直淫欲、骄奢、残忍、纷乱的不成样子”，于是借来希伯来的宗教--基督教来收拾挽救。

“这自然于补偏救弊上也有很好的效果，虽然不能使那个文明进益发展，却是维系保持之功实在也是很大。

”然而，宗教主导一切带来的流弊也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出来，哲学、文艺、美术、成为宗教的奴隶，科学遭到摒弃，教权极盛，教会横行，导致了中古的黑暗时代。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于是产生，“文艺复兴”借着研究古希腊的文艺，重新提倡古希腊的思想和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宗教改革”与希腊潮流相表里，两股潮流使得西方文化回复的第一路向上来，“差不多后来的耶稣教性质逐渐变化，简直全成了第一路向的好帮手，无复第三路向之意味。

”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主流上是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的三大特异彩色是：征服自然之异采、科学方法的异采和德莫克拉西的异采（德谟克拉西代表了对种种权威实力的抗奋斗争）。

而中国文化对应的是第二路向，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也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没有征服自然的欲望，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科学来，有的只是和自然和谐相处，持这种态度的中国人，对于自然，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而走入玄学直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