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茶马贸易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影响

西北民族大学《茶学概论》期末作业题目：论茶马贸易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影响学院：电气工程学院专业：通信工程专业姓名：何勋臻班级：08 通信工程（1）班学号： P081112039指导教师：马姝雯2010年12 月22 日摘要：茶马贸易自唐朝出现以来，历经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延续时间长达千余年，它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茶马贸易有官营和私营之分，在此我以官营为主，探讨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 指出官营茶马贸易不仅为民族间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条件，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是内地与周边密切关系的基础。

关键词：茶经济；茶马贸易；民族融合；民族互惠一、引言互市，是我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或不同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一种特殊经济交往与沟通形式。

互市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同的称谓，如“边境互市”、“合市”、“和市”、“榷场”、“榷场贸易”等等。

在一般情况下，互市主要包括绢马贸易或茶马贸易等内容，其内容变化主要取决于特定时期贸易双方的需求。

互市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内地与边疆生产结构的差异所决定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农耕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分工。

互市出现的时间比较早，而茶马互市则兴起于唐宋，盛于明清，维系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

茶马互市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以物易物的一种特殊性贸易形式，系一种互补性经济，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茶马互市曾经对繁荣农牧业经济，改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生产和生活结构，促进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茶马互市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具有禁榷的性质，一度曾由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并完全由政府垄断；即使商人从事经营，也必须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下进行。

茶马互市首先兴起并主要发展于我国西北地区，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我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汇地带，这里亦农亦牧，农牧相间，民族经济的交往是当地民族须臾不可或离之事，正如史书上所言，西北地区是“华戎所交”之地，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互补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西北地区又往往是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分界线，或者说是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分界线，不同类型的经济互补是这里自始至终存在的一个特色。

至迟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始，丝绸之路便贯穿于西北地区全境，民族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民族经济交往已经初具规模。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总结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历史上人们的共识。

由此可见，古代西北在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历代的互市重点均在西北境内，茶马互市亦不例外是不难理解的史实。

二、茶马贸易的起源茶马贸易也称茶马互市，主要指自唐宋以来形成的北方、西北、西南以畜牧业为生计的少数民族用畜产品（以马为主）换取汉族农业、手工业产品（以茶叶为主）的一种物物交换关系。

它是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自身互补互利，调剂余缺的产物。

因此，这种贸易关系在双方的经济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茶马贸易以藏汉之间贸易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最具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茶马贸易被看作汉藏民族贸易的代名词。

从现有资料来看，茶马贸易出现于唐代、兴盛于宋明时期，衰于清代，先自民间自发贸易开始，到宋代确立官营茶马贸易体制，至明代由官府垄断专营，实施“以茶驭番”策略，清初延明制使这一制度又延续近一个世纪。

我们应看到的是在茶马贸易持续的千余年里，它所起的促进汉藏民族关系和文化融合的巨大作用。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官营茶马贸易为民族间经济上的互动提供了条件。

唐朝时期，落户于汉藏交界的甘青川一带的藏族，就与周围的汉族建立起了经济文化联系。

藏族用牛、羊、马及皮毛、犀角、氆氇等土特产品换取汉族等族的粮食、盐、丝绸、布匹、铁器、瓷器等农产品、手工制品。

随着藏汉民族交往的加深，茶叶因其消腻、提神功效成为以肉乳为主的饮食结构的藏族青睐的饮品。

随着汉地茶叶种植量的增加及茶货在藏区的销售，饮茶风俗从最初在藏族贵族中流行，逐渐扩展到平民百姓，成为藏族人民每日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

由于交通条件所限，通过民间贸易难以充分满足藏族同胞对茶叶的需求量。

到宋代神宗年间，设立官营茶马贸易机构，兴修茶马交换交通道路后，才使得贸易经常化、制度化，使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成为可能。

应该说，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茶马贸易所实施的管理措施，起到了完善茶马商品流通市场及其交通条件，有利地促进了茶马贸易的发展。

三、贸易机构的设立与贸易活动的实施唐朝初期，于开元十九年（731年），应吐蕃之请在赤岭（今青海日月山）互市，从此开始了汉藏官营贸易。

不过，唐代还没有设立专门的茶马交易机构。

到宋初，急需战马，专门在边地设买马司、买马场。

据《宋史·兵志》载：“宋初，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

招马唯吐蕃、回纥、党项、藏牙、白马、象家、保家、名市族诸蕃”。

以后与西夏对峙后，在西北地区的环州、庆州、延州、渭州、原州、秦州、文州及镇戎军等地设置买马场易马。

虽然此时尚未发展直接以茶易马的交换，但是固定地点的马贸易场所已在汉藏交界地带形成了稳定的马贸易互市格局。

以茶易马的交易活动始于神宗时王韶经营熙河。

王韶经营熙河时，发现该地蕃部嗜茶而缺茶，又多产马，于是在秦州、熙州、通远军、永宁寨、岷州等地设博马场，榷禁蜀茶，在蜀地设买茶场41处，在陕西设卖茶场332处。

从王韶经营熙河时五个博马场销售茶叶的数额来看（见下表），宋朝官方运营茶马贸易为这个市场填补了藏区茶叶需求上的很大空缺，也拓宽了中原产茶区的茶叶市场。

每驮茶重约100斤，那么这两年销往吐蕃地区的茶叶分别是337.4万斤和365万斤。

通过官方渠道如此之大的茶货年销量，足以说明吐蕃地区茶叶市场已初具规模由于易马所用茶叶产于四川、陕西以及明代以后的湖北等地，良马又产于西北，这就构成了茶马贸易的传统运输流向，即南茶北运，北马南运，并由此形成了以各茶马司为中心的茶叶、马匹等货物运输的交通网络。

官方贸易的开展及其茶马机构的设立为民族间频繁的交流和流动提供了重要场所。

自宋以来，各地茶马司就成为茶马货物的集散地。

“河湟地区经济地理位置上的特殊地位，原来就具有十分适合于商业发展的条件,建立‘茶马司’之后更便于他们进行商业贸易活动。

”明清两代在宋代所确立的茶马机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四、交通条件的改善地处西北的河陇地区是丝绸必经之地，四通八达的丝绸之路交通为唐代的民族贸易，尤其是绢马贡赐贸易提供了方便，也为以后吐蕃东渐后汉藏茶马贸易提供了便利。

唐太宗时修“参天可汗道”便利了中原与周边民族的交通。

同时，吐蕃占据河西、陇右及西域后，开始涉足于丝绸之路贸易，再加上吐蕃扩张过程中道路的开辟，于是一条从西藏本土出发，从东北方向翻越唐古拉山进入青海，再通往河陇、长安的重要通道已畅通；还有一条从东南方向的藏东谷地沿河而下经过康区通往四川、云南地区的路线，两条道路相互勾通。

从东南路线经松潘、文县、天水、宝鸡可到长安，从长安又可通到青唐道。

宋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确立起来后，以旧有的道路为依托，开始由政府出资修建车铺，以便运输易马所用茶货。

元丰五年（1082年），应负责茶马之职的蒲宗闵请求，自秦州至熙州，量地理远近、险易，设置车铺二十八个。

少数民族政权为了便于贸易，也修路置驿便利物流交通。

如保安军、镇戎军两地是西夏与北宋的贸易中心，西夏立国后，便开辟了一条“国信驿道”：东起汴梁，经永兴军、鄜延路至保安军，再从保安军向西北，经万全寨、白池、人头、苦井、古雨、分山口，西渡黄河，经永州，到达兴州（今银川）。

潘罗支等吐蕃各部与宋朝贸易主要走渭州道，即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及兰、会等州以后，丝路东段陇关中道被阻，贸易中心则移至秦州、通远军，使丝路陇关南道得以复兴。

王韶经营熙河时，熙河马源主要来自唃厮啰，茶马运输走青唐道，即由关陇南道出秦州，经古渭寨（今甘肃陇西）通远军，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湟州（今青海民和上川口）、宗哥城（今青海乐都大小古城）至青唐城（宋朝时先称鄯州，后改西宁州）。

宋代唃厮啰、甘州回鹘的贡使及西域胡商等也走丝路青唐南道，经秦州，再从秦州至汴京。

元朝实现全国统一，西藏纳入版图由中央直接管辖后，在全国各主干道路上设置了数以千计的驿站，其中在陕西行省设陆站80处，水站1处，甘肃设马站6处[7]，还从内地到边疆每一、二十里设一急递铺。

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元代在藏区建立了从大都通往阿里和西藏南部的驿站系统，从算木多到萨迦共有27个大驿站。

道路建设以及政治上的大一统，使全国各地道路交通及中原与周围各民族贸易往来更为便利。

到明朝初年，与西番交易所用茶叶仍来自川陕等地。

为了便于官营茶马贸易的开展，在元代道路基础上，先后在陕西设驿站48处、递运所19处，甘宁青设驿站140余处。

洪武年间在碉门立茶马司后，为了便于茶马运输，“碉门至岩州道路宜令缮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仍量地里远近，均立邮传，与黎、雅烽火相应，庶可以防遏乱略，边境无虞。

”形成长达五千多里的茶马运输道路，“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

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形成了以松潘为中心的三条茶马商道：龙安道、松成道、西宁道。

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应五世达赖喇嘛之请，于云南胜州开设茶马互市，形成滇藏茶马道。

可见茶马贸易的发__展对道路的开辟和丝路古道的重新开通以及维护都起了积极作用。

茶马贸易的活跃还带来了许多城镇的兴起。

宋代的镇戎军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为泾、原、仪、渭北面扞蔽，又为环、庆、原、渭、仪、秦熟户所依”，在此开市以后便成为“正当回鹘、西凉、六谷、吐蕃、咩逋、贱遇、马臧、梁家诸族之路[11]”的交通枢纽。

“秦、熙、河、湟、鄯等州不仅由军事重镇变成了宋与西北各族的贸易中心。

”位于康藏交通要冲的打箭炉，在元代“打箭炉充其量只是个小村庄。

”直到明初仅有住户十余家。

“皆番地，乃藏路咽喉”，番人叛服不常，清康熙年间平息叛乱，设兵戍守，于是“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闹市焉。

”因茶马贸易而发展成为一个康区贸易重镇五、茶马贸易维系汉藏政治关系、促进民族融合通过查阅茶马贸易活动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我发现，它对于双方历史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茶马等货物的物质交换本身，它不仅带动了汉藏两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在维系汉藏政治关系、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茶马贸易所建立的关系是互惠的，虽然这种互惠关系是不对称的，但是，它超出了茶马贸易货物交换的价值之外，有力地维系着双方的政治关系可以说，自汉藏间有了制度化的茶马贸易后，汉藏政治关系主要通过茶马交换这一渠道来实现。

这种交换既包括互市交换，也包括官方直接的以政治联系为标识的“贡赐”礼品交换或称“贡赐”贸易。

历代封建政府都奉行着对少数民族厚赐丰给“怀来远人”的“怀柔政策”，因此，“贡赐”贸易并不是等价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