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的兴起

历史社会学的兴起——读后感想

其实，在拿到这本书之前，对于历史社会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它研究的内容是什么，我并不是十分的清楚。可以说，对于我这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直到阅读了丹尼斯·史密斯的这本《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后，才开始渐渐了解这门学科也似乎发现了其独特的魅力。

历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是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其主张者强调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必需考量历史的因素，社会现象本质上就是历史过程中社会互动的结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这门分支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兴起是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抽象的量化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与反省，也就是解救其研究过程中不注重历史因素所处的困境。总之历史社会学在二战后重生，按照丹尼斯·史密斯在书中所说“二战后历史社会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促成了社会历史学；第二阶段，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历史社会学深受学生、少数民族、妇女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影响；第三阶段则受到冷战之两极世界的分裂和崩溃的很大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及其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表达着这样一种观点：在描述、解释和分析整个社会的结构功能时，都不能脱离开历史的视野。也就是要用“近视”及“远视”的眼光来审视，兼用两种方法和手段来分析与判断，这也是读完这本书给我的最大体会。“斯考契普认为，真正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具有如下特征：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它们明确基于时空维度来解释社会结构与问题；其次，强调历史过程的重要性并着重在瞬时的场景下解释结果”。“时空纬度”也就是包含着历史的时间概念及“社会学意识”中空间结构两层意思。其实，不光在做研究时需要这样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同样要求我们具备这样的素质。既要拥有长远的眼光看清事实方向，不要被所谓的“蝇头小利”所障目；也要脚踏实地，掌握现况，不是只存有完全脱离实际的空想。也许道理只有只字片言，但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平衡，的确是需要极大的智慧，也许还要诺大的勇气。虽然研究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们都承认历史意识的功用，但丹尼斯·史密斯仍指出“一些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忽视过去；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社会生活的时间纬度，也不考虑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与之相似的是，一些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忽视不同社会的进程与结构的不同；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这些进程与结构的普遍特性，也不考虑它们与行动和事件的关系。”作者在这里指出了一些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所欠缺的一些能力或者说所忽视的方面，而在上文中也论述了其中的重要性。社会学家所缺乏的是对过去以及将来的一种宏观的长远意识，对于历史的变迁以及整个社会的时间跨度的忽视，而只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做些研究。这样的后果往往造成短时效应，也无法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以及社会发

展的本质。与此同时，作者也讲到历史学家们也同样在经验和观念方面有所欠缺，他认为历史学家缺少“社会学意识”。认为他们的眼光或者说在行动上过分地注视和依赖于整个历史长河，对于不同的社会的进程和结构及特殊性较为轻视。作者在此也提醒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所应注意的方面，同时也潜在地暗示当今的某些理论和论断的狭隘和片面性。

具备了“历史意识”和“社会学意识”是否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学术人”呢？事实似乎不是这么简单。“历史社会学是由个人和群体组成的动态画面，这些个体和群体在各种权力均衡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并且为界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权威性的等等而不停地竞争着。”由此可以得出，学者们处于的环境和背景都无时无刻地影响着各自的思想和观点，也就是他们生活在哪种体制中，则就有意识无意识地受到限制和框围。“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这两个群体各自担任的角色。体制内/体制外的差别不仅是种族（或人种）和阶级的问题。一个学者对他或她国家的认同程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虽然这个变量并不直接。”学者作为学术界的一份子都被有形或无形地划分成一个个区域，他们作为“有机体”（各个区域）的一个细胞，从其中获取养分得以自生，同样“有机体”也正是因众多细胞的组成而维系生命进而发展成熟。作为研究历史社会学的一分子，他的一种主体态度（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影响着研究态度、方式、观点及论断。而作者大致分成了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其中抛开有关种族和阶级的区别，作者也十分看重一个学者对自己国家的认同程度。认同感是作为群体社会中一份子的个人来说有着根深蒂固的作用。认同感使人们更紧密、更具归属感，也使社会更稳定以及和谐。由此，研究者对本国的认同程度会对分析与判断产生很大的影响，自然得出的结论也带有着明显的背景烙印。作者把这些学者较为详细的划分为四类人：先天的体制内的人、后致的体制内的人、先天的体制外的人、后致的体制外的人。体制内外的区分是是否根据机构的价值观念来进行研究，无论是具有机构背景还是从“边缘”地带最后谋得高位。而先天和后致的区别则是是否一开始就拥有机构背景。如按作者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些学者的“派别”，有了这些前提和标准，就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并理解这些学者的学术观点，也能更为深刻地分析产生此类论点的原因。而先天的和后制的体制外的人都是真正的“孤独

者”，因为他们的观点无法融入“公共群体”中，换言之就是无法被主流群体所接受，可以说是一种非主流的论断。由于被接纳的空间很小，使得话语权大量被剥夺。这样的结构则更导致观点论断消失直至湮灭，如此恶性循环。

在历史社会学家们的学术生涯中，处理介入与超然的问题是每个人不可回避的。这对历史社会学家所研究的主题会有巨大的影响同时也考察他的专业学术能力。“介入”是进入研究的历史场景和情境之中，如同作者所说“使得遥远的年代、场合和人物看起来鲜活、重要而且可以理解”。“超然”则是减少情绪化的反应，具备理性的思考。这样“可以使我们舒舒服服分地适应了的亲密又熟悉的事物看起来陌生而遥远，并且不再那么理所当然了。”根据处理介入与超然的能力以及处理的方式，作者划分了四种趋势。成为完美优秀的历史社会学家，一个“明察秋毫”的检察官的行为是一个奉行的典范。如何能够在介入和超然之间取得平衡，是学者们应该追寻的目标。“科学家”的高度超然表现为自然科学家们的高度理性，完全忽视个人的能动意识，则会使历史社会学这门社会科学缺乏“人的温度和色彩”，变成一门以公式等组成的僵硬学科。“鼓吹家”讲究的是为我所用，高度的自我意识支配着整个研究，而这样的话，则无法称之为一门科学了。我认为没有一个学者可以完全符合以上的其中一类，他们或多或少是以上几类的合成体。或者说，他们总在某个时刻或在某个主题的研究上更多地扮演着一个角色，也许扮演检察官的时间更长就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社会学家。在作者的角色扮演图表上，认为马克·布洛克、巴林顿·摩尔、费尔南·布罗代尔、查尔斯·梯利是可以称得上“明察秋毫的检察官”。能被授予这样的称号，也许与“他们中任何人都没有与任何一个单一理论观点紧密地或系统地相一致”有很大的关系。正是摆脱了某种单一的联系，这些学者们能够融合了介入与超然的两种实际技巧对事件进行评论，也希望“把读者带到一个有望在自己的生活中加以印证的特定的哲学或社会学立场。”

在本书最后一页被轻轻翻过后，突然觉得这并不仅仅是专业性的读物，更是一本普通大众的读本。其中的众多观点也不仅仅是学术专家们讨论的话题，更是与民众现实生活所紧密联系的，它指导我们如何看待事物的发展以及培养处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