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重门》与《围城》

浅析《三重门》对《围城》讽刺艺术的模仿

内容摘要：《三重门》与《围城》两部小说，它们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讽刺佳作，都离不开它们精妙绝伦的讽刺艺术。对比二者不难看出，《三重门》就讽刺艺术上是对《围城》进行了模仿，也正是这惟妙惟肖的模仿，再加上作者独特的文笔，最终成为了《三重门》跻身文坛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讽刺艺术讽刺对象讽刺手法讽刺风格

引言

讽刺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艺术，在古今中外的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三重门》与《围城》就是我国文学发展长廊中的讽刺佳作。《围城》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和“新《儒林外史》”。80后作家韩寒的《三重门》同样代表了年轻一代作家所能达到的水平，其销量累计销售已逾200万册，荣登2001年全国图书畅销榜榜首，并成为了中国近20年销售量最大的文学类作品。

两部作品虽然不是同一时代所写就，但是它们大体上都是以知识分子和当时社会现状为讽刺对象，在从他们的写作手法和风格来看，《三重门》都有明显模仿《围城》的痕迹。本文就从讽刺艺术的角度来浅析《三重门》对《围城》的模仿。

一讽刺对象

1对知识分子的嘲讽

在《围城》中，钱钟书以他所处的生活时代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为讽刺对象，嘲讽了他们的精神空虚，不学无术，揭示了缺乏生活理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在《三重门》中，韩寒同样以他的生活时代中应试教育下的知识分子为主要讽刺对象，嘲讽他们禁锢的思想和虚荣的心理，而唯有拥有自己思想的林雨翔却因现实的残酷而落得被人摒弃的下场。

《围城》的故事发生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之际，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化。而在这动荡不安的局势中，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龟缩在大后方空喊抗日口号却无实际行动。国难当头而他们却只顾一己之欲和名利，无聊庸俗、精神空虚，这也正是《围城》所刻画的病态知识分子的形象。

《三重门》以现行的应试教育制度为大背景，通过少年林雨翔的视角，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类真实的中学生的生活。将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展现开来，描写那些爱慕虚荣、贪图名利的知识分子。同时鞭策了我国现行应试教育模式的弊害—不能做到因材施教而实行“同一标准、统一规格”，也因此扼杀了少年“文学天才”林雨翔的求学之路。

2 对社会现状的讥讽

不论是《围城》还是《三重门》，其中对当时教育界阴暗现象的揭露都是非常的明显。《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可以看作是当时教育界的缩影，充斥三闾大学多是些道貌岸然，不学无术的伪君子，他们在为名利地位而勾心斗角，为个人淫欲而争风吃醋，非但不对学生“授业解惑”，反而利用他们作彼此攻击的工具，指使他们造谣传话、哄堂闹事，“学生程度和世道人心是这里唯一两件退步的东西。”在这方面《三重门》的模仿可谓是惟妙惟肖，同样是作为当时教育界缩影的小镇中学，韩寒如是说：“小镇一共一个学校，那学校好比独生子女。小镇政府生造的一些教育机构奖项拿给了它，学校门口“先进单位”的牌子都挂不下了。恨不得用奖项铺地。”小镇中心本为文理兼修，却因出了两个理科尖子并获全国性奖，从而将学校性质转为了重理轻文，其实根本目的也就是为图个名利而已。学校中老师之间也勾心斗角，为了一点名利而互相嫉妒。学校更是为了与教育制度“同舟共济”，扬长避短，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目标而作为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也成为了林雨翔悲剧发生的主要因素。

两部小说在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讥讽上不可不说是如出一辙，这也是《三重门》模仿的重点。但在《围城》中讽刺对象还有当时软弱无能的反动政府等等，而《三重门》却也只模仿得《围城》讽刺对象里较为明显的部分，对钱钟书先生那隐藏的讥讽和悠远的意境却未能模仿到。

二讽刺手法

1 客观叙述与主观评论的巧妙结合

钱钟书先生用一种似在针尖跳舞的浪漫手法，细致而又理智的抨击丑恶的现实社会，客观的叙述巧妙地结合主观评论，构成了《围城》独有的手法。《围城》中，方鸿渐巧施伎俩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以低价购得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还回信将爱尔兰骗子教训了一顿，气的那人“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写到此处，作者评论到“这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在《三重门》中，林雨翔得到了新任语文老师马德保的认可，两人一见如故，经常同进同出、探讨问题。因为同学们对林雨翔的印象不好，所以看见他声旁的马德保也就对他印象不佳。作者评论到“譬如一个人左脚的袜子是臭的，那么右脚的袜子便没有理由不臭。”

类似这种脍炙人口的经典评论在两部小说中比比皆是，作者在叙述客观事实时恰当的将自己主观的评论适时跟上，使得讽刺的效果无限扩大。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将此手法运用的炉火纯青，而韩寒对此不但进行了模仿，而且可以说是在《三重门》对此手法进行了延续和进一步发展。

2 新颖独特的比喻

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比喻是天才的标识。”钱钟书先生也在他的《管锥篇》中不止一次的引用这句话，用他自己的话说：“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据统计，一部23万字的《围城》中有近800条比喻，可以看出钱钟书先生对比喻研究的精深。在《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常用比喻来讽刺笔下的人物、事件，用以贴切而不落俗套。如在三闾大学的汪初厚想拉拢方鸿渐时，方鸿渐想：“这种抱行政野心的人最靠不住，捧他上了台，自己未必有多大好处，仿佛洋车夫辛辛苦苦把坐车人拉到饭店，依然拖着车子去吃西北风，别想跟他进去吃。”浅显易懂的一个比喻就将官场中结党私营，过河拆桥的卑鄙行径嘲讽

的淋漓尽致。这样的比喻在《围城》中俯仰皆是而且切中肯紧，作者将比喻的讽刺意义与幽默意义完美结合，富有极强的戏剧性、多样性和深刻性。

再看《三重门》中的比喻，不禁令人咋舌，韩寒好像是将钱钟书先生的比喻移植到了自己的大脑似的，如此的相像。但细细品味，韩寒的比喻总还是有那么一点不自然，可以说他只模仿到了“形”而没有“神”在其中。即使这样，《三重门》中的比喻也是同样新颖、独特，取材多样，选材不拘一格，从不同角度挖掘。正如《三重门》中韩寒关于家教的比喻“教师不吃香而家教却十分热火，可见求授知识这东西就像谈恋爱一拖几十的就是低贱，而一对一的便是珍贵。”简单的一个比喻就将教师与家教的特点同时写出，更甚的是“珍贵的东西当然真贵，一个小时几十元，基本上与妓女开的是同一个价。同是赚钱，家教就比妓女厉害多了。妓女赚钱是因为给了对方快乐；而家教给了对方痛苦，却照样收钱，这就是家教的伟大之处。”如此大胆比喻试问当今谁人敢试？只有韩寒。也因此他未能模仿到钱钟书先生那雅俗共赏、不落俗套的比喻，所以说韩寒只模仿到了“形”。但韩寒的比喻也是有自己独特的角度，他的大胆和露骨的比喻不得不让我们在捧腹之余陷入深思。

三讽刺风格

1 喜中寓悲悲喜结合

从《围城》表面上轻松幽默的喜剧气氛中不难看出其中寄寓的深刻的悲剧意识，也包涵着作者的正义感、责任心和爱国热情，所以使得他的讽刺嘲笑中含着羞涩揶揄中具有沉思，快感中杂着痛感。《三重门》在言语上给人一种“黑色幽默”的感觉，让人感觉得到幽默，又使人陷入沉思，给人一种“嘲笑中含着怜悯、鄙视中含着同情、捧腹大笑是会沉思”的感觉。《三重门》模仿到了《围城》的喜中寓悲、悲喜交织的风格。在《三重门》中，林雨翔从一出生就带上了悲剧的色彩。童年的他整天让父母逼迫被古书，上学后的他又成为了同学们的眼中钉，理科老师们的出气筒，唯一自己喜欢的女孩也因为父母的“关系”而身处两地，最终林雨翔以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而没有了结果。因此，两部小说都可定义为悲剧性质的小说。哲学上的悲观主义，使得《围城》刻画人物时多有尖酸语言从普通男人方鸿渐、赵辛媚到女流苏文址。孙秉佳再到文化人董百川初设名尊，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端庄正派之人到《围城》中就显得“小”。韩寒模仿《围城》，自然也是尽力学着讽刺，将那些普通学生、教师甚至父母都一同挑剔。两部小说的感情色彩都是悲剧性的，个人的悲、集体的悲、教育的悲，无所不悲。整个钱钟书的冷嘲热讽和悲观绝望在《三重门》中韩寒无疑是模仿到了家。总之，这种哲学上的悲观主义在小说中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喜中寓悲的风格，才构成两步小数共同的风格。

2 讽刺与幽默相结合

《三重门》和《围城》中既有寓意深刻、一针见血的讽刺气质，也有轻巧灵活、诙谐含蓄的幽默气度。但毕竟因作者自身的原因，《三重门》中的这一风格与《围城》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钱钟书先生拥有深厚的哲问功底和戏谑幽默的天性，他在小说中巧妙安排语言，画龙点睛的暗喻其中冷携幽默睿智讽喻如同针灸的针尖，辛酸刻薄却有一语中的，将讽刺与幽默协调的极为完美。《三重门》幽默主要体现在它的幽默言语。词汇要素与幽默言语结构词汇是构成幽默的要素之一。《三重门》中故意把一些并非具有离合性质的词语——例如双音节单纯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