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和文心雕龙的区别

诗品和文心雕龙的区别

要论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批评理论著作，《诗品》与《文心雕龙》首屈一指，这两部书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书中关于建安文学的评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称为文学史上的定评。历史上也有不少文人将两书比较，以窥当时文坛之风，下面是我对这两部书区别的见解：

《文心雕龙》中专论“风骨”，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就对对“风骨”进行了精细的概括：“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他认为如果辞藻太繁复华丽，那么文辞就不够生动，语句就会僵硬拘泥。“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诗品》没有对“风骨”进行专论，虽然在一些只言片语中可见钟嵘的主张。例如《诗品序》“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这里所谓“干之以风力”就是“建安风骨”。《诗品》评曹植的诗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评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刘勰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建安风骨”，但建安时期的慷慨激昂的作品符合刘勰的思想，他与钟嵘作品中的“风骨”都直接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

再者，《文心雕龙》与《诗品》的创作动机也不同，刘鹉主要集中于文学的审美教化功能。从刘腮创作《文心雕龙》的动机来看,《序志》篇从两个方面作了论述。其一“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树德”、“立言”就是希望通过文章创作使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永垂不朽,这是中国古代士子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其二,“辞训之异,宜体于要”即发挥文章的巨大功用,通过对圣人文章的体味和阐发来挽救当世文坛的浮靡之风。《文心雕龙》前三篇分别题以《原道》、《征圣》、《宗经》,其中《征圣》、《宗经》两篇“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要向儒家圣人的著作学习。”事实上,这两篇标以“征圣”、“宗经”之名,其着眼点并非“圣”和“经”本身,而是隐含在圣贤之言以及作为经典的文献中的作文范式。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

《诗品》作为一部评论诗的文学著作，其着眼点在于文学的审美特性。有无华美的辞采与典雅而明朗的风格是钟嵘决定诗人品级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也是他基于文学审美特性而诉诸文学功用的诉求。《诗品·序》指出“宏斯三义兴、比、赋,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跋。若

专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钟嵘认为诗歌创作需处理好“词”、“彩”、“意”等基本要素的关系,体说就是融合“兴”、“比',、“赋”二种创作手法于一体,达到内容情感、语言文辞、形式结构的完美结合。即在诗歌内容上主张自由抒情,反对“为文造情”在语言上要求有清新、流畅的自然之美,反对刻意的雕琢和藻饰在结构上要求自然浑成,反对“芜漫之累”。钟嵘以此为标准,指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批评曹王“鄙质如偶语',认为稽康“过为峻切,订直露才,伤渊雅之致”对陶渊明则“叹其质直”评鲍照“贵尚巧似,不避险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并将其列为中品,可见对他的评价并不高。

刘腮对文学功用的诉求可以概括为一种实用理论,即基于文学是达到政治、社会、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刘舰把礼制和法典都有赖于它来完成,这与《诗大序》“文”的功用视为经典的旁枝,社会相承。钟嵘则更多从文学自身的构成因素出发,所主张之“美刺”、“讽谏”说一脉着重要求“文”的审美愉悦功能。值得注意的是,钟嵘对曹植最为推崇,他概括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并誉其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赞美之词露于言表。钟嵘对他如此推崇,这就说明曹植的诗歌完全符合他的诗歌评判标准,达到了他所认为理想的境界。

《文心雕龙》与《诗品》在对于建安文学的评论中有很多的所见略同之处，也有分歧之处。通过对《文心雕龙》与《诗品》的对比，让我们对极盛一时的建安文学有了全面的理解。这些关于建安文学的评论对今天我们对建安文学研究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