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的典范

谈《三国演义》对史实的艺术处理

摘要：《三国演义》的史实问题,是一个效果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三国演义》的史实既包括历史事件的实在,也包括历史理解的实在,这既体现在小说叙事的过程中,也体现在小说评点过程中,还体现在出版商修改的过程中,当然更体现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即《三国演义》的真实性总是与其存在方式同在,它具有此在性、历史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三国演义》叙事中的史实,在本质上是小说作者现实生活的实在对历史事件理解过程中的筹划、反映和表现,即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视域融合。所有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真实性都是作者或读者生活时代的精神真实,即文学作品的此在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的史实问题是"古"与"今"时代性精神的真实之契合的结果,它既包括三国历史事件的真实,也包括对历史事件理解的时代性精神的真实,它是二者的统一体。

关键词：三国演义、史实、虚实、艺术处理

谈《三国演义》历史的虚实，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近几十年来，出版了很多关于《三国演义》文本虚实的著作，其实很多笔锋直指《三国演义》叙事内容的史实与虚构问题，都力图从文献学的角度将这一问题梳理得趋于系统化，取得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

一般来说，所谓“实”，即史实；所谓“虚”，即虚构。对《三国演义》虚实问题的探讨，首先是把眼光投向文本叙事材料的来源，及史实与虚构的辨析上。对此纷纭杂沓的评说自古有之，而真正埋头典章的梳理，却了无几人。对于《三国演义》史实虚实真假问题的讨论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知。

谈《三国演义》对历史的艺术处理，就必须研究《三国演义》所依据的史实。因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对照是虚实之争的重心，《三国演义》史实部分取自其他史书的要远远少于《三国志》，《三国演义》全称《三国通俗演义》，旧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把陈寿的《三国志》这部历史著作加以通俗的演述，可见其创作意向和所依据的史实。

西晋初年陈寿著《三国志》，记载了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169年）起，到三国归晋（公元280年）止，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形象地表现了三国时期历史变化、推移、转换的客观进程。1-9回写宦官外戚争权夺势，董卓进京，军阀混战；10-33回写曹操起家，逐鹿中原，扫荡群雄，统一北方；34-50回写赤壁之战，天下三分；51-85回写刘备一举夺得荆、襄二州，发展西川，奠定蜀汉；86-115回写七擒孟获，北伐中原；116-120回写司马篡位，三国归晋。它基本上是按照《三国志》所依据的历史框架演义而成的，小说全部故事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线索，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大体上同历史相去不远，是那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活动的艺术反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总体上，即基本框架和整个进程忠实于历史。

《三国演义》取材于三国历史，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历史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故事框架，一个时空断限。历史人物已被重新塑造，历史事件已被重新安排。它不再像历史典籍那样去真实地记录历史、叙述历史，而是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去塑造历史、虚构历史，把作者对历史人物的爱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和对历史精神的阐释全都融合到一起，将三国历史加以演义、虚构、渲染，或者改头换面。由于小说艺术本身的局限，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只是选取了三国历史上最具艺术效果的方面枣军事斗争，而对同样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措施则没有涉及。

具体而论《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性，有人开了个七分真三分假的单子。我个人倾向于

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不好用派比例的办法来区别真假。如果要派个比例，我认为从历史科学的角度严格要求，《三国演义》最多只有五分真。

与三国历史的真实相比，《三国演义》中的史事经过、典章制度、生活习俗、人物功过、人物性格、官制、礼仪、时间、地域等或是不准确，或是弄错，或是有意虚构，或是过分渲染，因而似真非真，真假并存。尤其是书中所记典章制度、生活习俗等，大量是作者生活在其中的元明时代的，与三国的实际情形相差很远。譬如坐姿，在《三国演义》中人物都垂脚高坐凳椅，而历史研究表明，三国时期人们普遍跪坐，即使是妇女梳妆，也都是跪坐进行，到了唐末五代以后，由于胡床的传入，坐姿和坐具才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三国演义》的历史依据除了陈寿的《三国志》，还有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习凿之《汉晋春秋》、范晔《后汉书》、司马光《资治通鉴》等等，这些客观上也为罗贯中创作提供了史实依据。所以可以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正是一部博大文献，言必有据的历史小说，它的故事轮廓，主要人物活动，基本按史实来写。正因如此，《三国演义》为后世军事历史小说提供典范，它将史实与个人虚拟和想象糅合到一起，使得整部小说更具魅力，使得历史由于人物的传奇化更鲜活生动起来。

《三国演义》也是对三国历史的进行艺术反映的小说。首先，它有大量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的人物，例如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等，其中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描写就体现了这一点。其次，小说对历史进行艺术反映，比任何历史典籍都准确，都揭示历史的本质。故《三国演义》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的典范。

一、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第二，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第三，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最后，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