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分工网络进行超边际分析的早期文献综述----在“递增报酬经济分析国际会议”上的发言(199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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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工网络进行超边际分析的早期文献综述----在“递增报酬经济分析国际会议”上的发言(1994年9月)
此文被收入K. 阿罗,杨小凯和黄有光主编的“报酬递增与经济分析” 一书中(由伦敦麦克米兰于1998出版) , 由庞春翻译。
1. 专业化与分工的古典文献
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评述专业化与分工研究的文献。这一节简要评述相关的古典文献;第2节评述建立在边际分析上的专业化与新贸易增长的新古典文献;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的超边际分析的正式决策模型以及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的边际分析的均衡模型将在第3节评述;第4节评述以角点解和超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新兴古典均衡模型。
霍撒克(1956,p. 182)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部共有的场所,正如熊彼特所言,没有任何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分析而得益。这意味着,专业化和分工不只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之一,而更是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但是史蒂格勒(1976,pp. 120-120)则注意到斯密对著名的分工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失败: “忽视斯密著名的分工问题是如此的令人遗憾。在他那宏篇巨著中,制针工厂的例子是不朽的。怎么竟被认为是失败呢?不是被众多的经济学文献经常引用吗?的确,多少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所谓失败是有不同含义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所描述的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地对分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依我看,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强的说服力。我认为,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古典经济学的重心在于专业化与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含义。早在公元前380年柏拉图(pp. 102-106)就论述了专业化和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并认为市场和货币的基础是分工。色诺芬也考察了城市与分工的关系(见高登1980, p. 41)。威廉·配弟(1690,pp. 260-261)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并指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专用的商船来运输不同的货物。此外,配弟还举了一个表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的好处。在另一部著作中,配弟(1683,pp. 471-472)认为城市由于交易成本低能够促进分工。约瑟夫·哈利斯(1757)和乔舒亚·塔克(1756,1774)直接提到了分工,分工不断加深的可能性以及产品种数,生产迂回程度和高水平分工之间的紧密关系对生产力的含义。斯密之前,法国百科全书,一位无名作者(1701,p. 591),享利·马克斯威尔(1721,p. 33)和乔舒亚·塔克(1755,1774),也都指出了分工的三大好处(改进人力资本和提高技能,节省转换活动的时间和促进机器的发明)以及市场和人口在促进专业化的作用。此外,安尼-罗伯特-乔库斯·塔哥特(1751,pp. 242-243)将分工演进与收入配置不平等和社会弱势成员的生活标准上升之间的共存共生现象联系起来,他也将分工与货币的衍生,商业扩张和资本积累联系起来。
斯密(1776)强调专业化和分工的核心作用,并认为应将它们作为全面考察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础。在其他作品中,斯密提出了一些假想:市场容量由运输效率决定;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资本是迂回生产活动中提高分工的工具。他还提出了相当于现代理论中内生比较优势的观点,并认为相同条件的个人之间的生产率差别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他认为,工业与农业在生产率上的差别是由于这两个部门存在的专业化好处与专业化所引起的季节性调整费用之间的相对差别。这个理论不是通过偏好、收入和外生技术条件,而是通过分工经济与分工的协调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经济结构。这意味着,农业部
门的收入份额的下滑不是由于偏好、收入和外生技术条件的变化,而是由于在农业部门内分工的协调成本高于其分工的好处,所以农业必须靠不断加大工业品进口来提高生产率。而这些工业品都是由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具有高水平分工的制造部门生产。大卫·李嘉图(1817)采用了不同方法来研究专业化与分工。他强调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这正是罗森(1978)所指的“一加一大于二” 效应(Superadditivity) 。这种效应隐含着一种人际之间或社会性互补产生的生产力,分工能将生产可能性曲线提高到比非专业化生产更高的水平。这里,外生比较优势指个人或国家在偏好、技术条件和要素禀赋上的先天差异,并且这些差异能产生贸易利益。在此文中,“事前”指个人决策前;“事后”指个人决策后并且经济结构已经处于均衡。
瑞(1834,pp. 164-165; pp. 352-357) 认为,提高工具和材料的使用率是一种比节省时间更重要的分工优势。查尔斯·巴比奇(1835,pp. 170-174)指出,由于分工避免了重复学习和训练,因此节约了固定学习费用。黑格尔(1821,p. 129),巴比奇(1832, pp173-174) 和尤瑞(1835,p. 21)表明,分工简化了每个专家的工作,并可以让这些工作由机器完成。卡尔·马克思(1867,第1卷, 第13-15章)仔细区分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与不分工的协作,商业中的分工与生产中的分工,市场上的分工与企业内的分工之间的差别。阿马萨·沃克尔(1874,p.39)仔细研究了学校教堂、杂志之间的分工,阐述了分工促进工具,机器和技术发明(1874, pp. 36-37)。他探讨了分工的好处与专业化和需求季节性变化所引起的相关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并且猜想当分工的好处大于分工的费用时,分工将演进。
有趣的是,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使用“规模经济”这一概念。他们使用的概念是专业化、分工和相关收益与费用。仔细阅读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和阿仑·杨格(1928)的文献可看出,分工经济和规模经济两个概念之间的微妙差别,这对经济学的未来走向十分关键。
马歇尔试图用一个数学框架来组织古典经济学思想。他的著名教科书(1890)有两部分。第8章至12章是没有数学模型的对专业化和分工问题的洞见,而另一部分是用边际方法分析供给和需求。这部分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相对不太重要的有关资源配置问题数学化。这里,资源配置问题就是指在给定的稀缺度和给定的分工模式和水平条件下,确定不同产品最优的相对数量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最优相对要素数量。相反,组织问题则是给定相对生产和消费量,分工规模水平和生产力是怎样由分工的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所决定。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的研究表明,马歇尔之所以不能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组织问题,是因为分工问题涉及角点解,而处理角点问题的数学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数学家发现。这里,角点问题意味着,某些决策变量取0值。超边际分析除了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外,还要在角点解进行总效益-费用分析。
马歇尔教科书的第二部分为了避免角点问题,不现实地假定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对分离。然而,这种假设使得马歇尔的边际分析不能解释为什么企业会从分工中出现,不能解释商业周期、城市化、货币的出现,交易中介和交易的分层结构,也不能解释市场容量,生产率、比较优势,贸易依存度,以及诸多有趣而重要的经济现象。
可是,马歇尔数学化的资源配置模型成为往后的经济学主流。马歇尔的边际理论为经济学教学建立了很好的框架。一代代的经济学家和学生不仅能分享同一个框架,而且老师也易于教学。一代代的经济学家以及不同分支的经济学家也在这一共同的框架内分工。但是,这个主流并没有解决古典经济学关于专业化和分工的核心问题。正如布坎南(1994,p. 6)发现,为了教学上的方便,马歇尔的新古典模型不得不放弃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尽管马歇尔成功地将资源配置问题数学化了,但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专业化和分工却被遗忘了。杨格(1928,pp. 538-540)强调,“不重视这个核心问题,就不可能充分理解经济是如何演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