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美学视域下的_傲慢与偏见_

第22卷第2期延安教育学院学报Vol122No12 2008年6月Journal of Yanan College of Educati on Jun12008社会历史美学视域下的《傲慢与偏见》

朱玉霞

(陇东学院英语系,甘肃庆阳745000)

[摘　要]　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生动地描述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文章以社会历史美学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对《傲慢与偏见》中的社会等级、经济地位、婚恋态度和习俗偏见的分析,进一步帮助人们认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现状。

[关键词]　傲慢与偏见;社会历史视域;社会等级;婚姻

[中图分类号]　H059I10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001(2008)02-0048-03

文化审美是由主体文化意识理性觉悟体察到客体的文化社会价值而建构的。在文化审美中,客体之审美价值在于其结构中所包含的文化社会价值,主体必须经由理性确证文化社会价值存在并被其吸引而进入审美角色,所以文化审美是理性审美和内涵审美。[1](P21-22)以上对美学的建构和释疑充分说明,在审美活动中应遵循的一般规律:只有客体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主体才能通过理性审美揭示主体的社会文化价值。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本身蕴含着极大的社会文化价值。尤其是小说中所反映出的社会等级、经济地位、婚恋态度、习俗偏见等社会历史方面的文化价值,深深的吸引着广大读者。美学家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也认为,一部作品应置于它的历史“视野”之中,即置于它由之产生的种种文化意义的语境之中,去探索作品本身的历史视野。[2]所以从社会历史美学视觉进行分析《傲慢与偏见》,于轻松愉快中我们很容易窥见当时社会的世态风情。而近几年对《傲慢与偏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简・奥斯丁的婚恋观,女主人公的形象和作者的女性意识的分析上,而对故事所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关注甚少。

审美价值一:经济状况决定社会地位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的高低都与他们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地位等因素相关”。[3](P47)这一举世公认的真理在《傲慢与偏见》中反映最为清楚,标榜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也不例外。实际上,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是一个阶级等级分明的国家,所谓阶级正如列宁所说:“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不同,因此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4]列宁的这一阶级定义,揭示了阶级的实质和基本特征。当时英国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充分体现了这种特征。金字塔的顶端高坐着国王,以下则是贵族、乡绅、市民、工农。[5]自14世纪以来,被称为贵族的主要有国王、王后、公、侯、伯、子、男等五爵。世袭贵族和赏赐的贵族作为英国的上层阶层对英国社会影响巨大。《傲慢与偏见》中凯瑟琳・德布尔夫人属于世袭贵族,所以才冠以夫人。贵族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土地资产最能体现其经济实力,一个家族拥有的土地越多,它上升的机会也就越大。土地的拥有给渴望进入上层的人物提供了或迟或早进入社会与政治权力核心的保证。拥有大量地产曾经是英国社会各阶层最渴望的目标。18世纪有人曾把英国比作一艘巨舟。“拥有地产的人是我们政治之舟的真正船主,而那些经营货币的人只不过是船上的乘客而已”。[6](P188)土地已经超出了商品的范畴,它提供的是社会地位。所以在英国,一个百万富翁将其资产的一半购买一万英亩的土地,即使是获得微弱收益,也是完全值得的。他也会由此而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人物。《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和彬格莱来自“英格兰北部”工业化开始的城市,通过长子继承权获得了大片地产,并随着铁路和工厂出现,在地产上还可坐收高额地租。他们出入伦敦纨绔子弟

[收稿日期]　2008—05—04

[作者简介]　朱玉霞(1971—),女,甘肃镇原人,陇东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化。

・

8

4

・

俱乐部,在傲慢之外,又学会了高雅。因为作为世家子弟,虽然他们从城市工业化中获利,但他们却瞧不起工商阶级。他们离开城市,在乡下置地购房。彬格莱的父亲就打算购置一份房地产,可心愿未了便与世长辞了,他的儿子便租下内色菲尔德庄园。[7](P15)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暴发户。这些发达起来的社会成功人士,虽对旧有的社会等级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希求变革,但他们的不满仅仅是针对自己社会地位与自己拥有的经济势力不相匹配这一现实。他们的希求也只表现为应使自己尽早地跻身与上层社会等级之中,以证实自己的社会价值而已。《傲慢与偏见》中的威廉・鲁卡斯爵士就是“原来在梅里顿做生意,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他担任市长的时候向国王上书,荣获了爵士封号”[8](P17)获得爵士称号的鲁卡斯开始厌恶买卖行业,放弃小市镇生活,来到乡下购置房产成为乡绅贝内特家的邻居。这表明不管你属于那一阶层,要想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得不断地购置土地和增加地产收入,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为社会地位的上升打好坚实的基础。19世纪末,英国最大的四份地产全部被公爵拥有,其余十处6万英亩也都属于贵族。在拥有一万英亩以上的土地拥有者中,有21位公爵,19位侯爵,74位伯爵,246位男爵。[9](P187)所以没有任何经济保障的淑女们只有竟相吸引上一阶层的男士以达到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巩固经济地位的目的。

审美价值二:财产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

培根认为,人们在选择妻子时不要太注重财富、美貌、利益、高贵等,而应考虑思想上的虔诚品质,她父母诚信,她的美德,她的持家能力,她的善良性情。[10]婚姻应该是爱情的归宿,但在18-19世纪的英国,上层贵族门第观念严重,男婚女嫁讲究门当户对,所以财产在婚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为了保证家族和集团在联姻中获得最大利益,贵族婚姻一般在贵族之间进行。因为这种婚姻要有利于家族的巩固和上升,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如此。贵族子女一般都和自己等级相当的人活动,而不愿屈身俯就等级较低的人。尤其是长子的婚姻被看作是整个家族的事情,而非个人意愿。当作为长子的贵族达西爱上乡绅贝内特的女儿伊丽莎白时,达西的姨妈凯瑟琳夫人就认为伊丽莎白一无门第,二无贵亲,三无财产,坚决反对,认为达西只有与自己的女儿结婚,才是门当户对的。

一般情况下,有一大笔遗产的女继承人是多数贵族子弟追逐的目标,因为这是减少家族经济麻烦的绝好机会。所以拥有年进两千镑地产的贝内特先生娶了有四千镑嫁妆的贝内特太太。威克汉姆曾企图诱使达西的妹妹跟他私奔,目的是得到她的三万英镑财产。无望后又追求伊丽莎白,得知伊丽莎白将得不到班纳特先生的一点财产后,便把感情又转移到刚继承了一万英镑的金小姐身上。后来与丽迪雅私奔后,则至少向达西敲诈到一万镑才正式娶她。

简・奥斯丁用清晰的理性精神和现实主义的目光敏锐的看到在当时的英国,金钱的巨大魔力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生活在男性主宰的社会里的女性而言,没有财产意味着没有生活的保障,她们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往往只能通过婚姻作为自己谋生的条件。所以英俊的富家子弟是年轻小姐追逐的对象。彬格莱有十万镑遗产,每年进账在四五千镑左右,自然成为只能从母亲方面得到“年息四厘的一千镑存款”的贝内特小姐们的猎物,贝内特太太非常希望大女儿能跟彬格莱先生结婚。达西有年进一万镑的财产,所以彬格莱小姐千方百计吸引他,以期成为达西的太太。卡洛蒂和柯林斯闪电结婚也很不足为奇。卡洛蒂认为“…就柯林斯先生的性格、亲属关系和社会地位来看,我相信嫁给他是能获得幸福的…”[11](P115)因为柯林斯牧师有稳定的收入,将要继承贝内特先生的遗产,又受到凯瑟琳夫人的赏识和提拔。这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婚姻观,即为了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而结合。显然作者不赞成此类婚姻,只能报以同情,因为“对于一个家资微薄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子来说,结婚是她唯一的体面的归宿,不管婚姻是否能带来幸福。”[12](P112)由此可见,经济状况及社会地位在择偶时占据了过于重要的作用,以至于真爱和个人品德等基本因素被忽视。

审美价值三:等级偏见及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18、19世纪等级森严的英国社会中,上流人士因其出身、财产、地位、教养等方面的优越性,很容易傲慢无理,瞧不起穷人以及生意人,甚至连有地位低下亲戚,也认为是彼此交往的障碍。所以说达西不等于傲慢,伊丽莎白也不等于偏见,达西的傲慢源于社会的偏见,伊丽莎白对他的偏见植根于她的自恃过高。达西成长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他鄙视他社会圈子以外的人。贝内特家有些不体面的亲戚,姨父在镇上当律师,舅舅在伦敦经商。就为这些,彬格莱小姐耻笑她们,达西也明确的说“她们倘使想嫁给有地位的男人,机会可就大大减少了。”[13](P35)当彬格莱爱上贝内特家大女儿时,达西曾有意阻止,正是由于她有些低贱的亲戚和缺乏教养的家人。傲慢的达西先生在第一次的舞会里就对(与其她班纳特家姐妹的不一样的)伊丽莎白有好感,但他觉得班纳特家的太太,三个小妹和先生在举止方面过于不成体统。说明在贵族的心中,低级的人是如此的卑溅。

18世纪末的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男性把持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所有意识形态领域,妇女被视作头脑贫乏、智力低下的异类,因而被剥夺了受教育、工作和参政等权利。年轻小姐们被鼓励从事的只有弹琴、唱歌、跳舞等诸种才艺,为日后成为上流社会的淑女名媛做准备。家庭,成了妇女们“最适合”的舞台,她们的主要责任包括“把每一小时和每一天都贡献给丈夫、双亲、兄弟姊妹?在家庭各种关系的交往中,照顾他们的安逸和舒适”。[14](P334)即使在狭小的家庭范围,妇女也要学会谦卑、顺从,要表现得无知、富有同情心。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无讽刺地将具有这种女性气质的妇女称为“家里的天使”[15](P168)即完全按照男人的价值标准来塑造自己。在这种典型的男权社会,妇女被塑造成“为男人的需要和期望而生活的人,而不是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生活的人。”[16]男权社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为女性量身定做了一套行为标准,囿于其中的女性也以此为标准

・

9

4

・

　第22卷第2期社会历史美学视域下的《傲慢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