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及高管人员刑事法律风险及防范

企业家及高管人员刑事法律风险及防范
一、刑事法律风险的严重性
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中最为重要的，企业的高管、股东涉及到刑法责任，风险是更为严重，可能导致公司的倒闭。

若个人涉及到刑事犯罪，对以后人生有很大的限制，若有一次犯罪处刑的记录，在以后的经营管理中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比如：对终身都有一个记录的存在，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规定在上市公司或者担任公司高管人员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要求。

刑事责任不仅是限制人身自由，对企业也是很严重，对企业而言是致命的，对个人而言则是终身。

近年来涉及到的企业家的刑事法律案件越来越多。

由于种种原因，企业家平时对于一些细节没有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留下巨大的隐患。

在传统的观念中，在公司法已经实行20多年，特别是在民营企业中，对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之间的划定不是很清楚，这是一种传统的认识问题。

我创立了一个企业，投入了多少的资金，相应的取得了企业的一定股权，成为企业的老板之一。

企业成立后，与公司老板的资产的相对独立的，但是企业主会将公司的财产认为是自己的。

比如一个企业有三位股东，买了三辆汽车，三位股东分别占有一辆汽车，他们认为他们占有公司一定股权，就有权利能够利用公司的财产。

特别是在财务管理、经营管理或者家族式的经营中体现的更多，从一些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的案例上看，这类案件的存在不是少数，区分不了公司的财产与个人的财产，这是一个隐患的存在。

二、刑事法律风险的成因及引发的问题
（一）刑事法律风险的成因
（1）党政机关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显然是引起刑事法律风险的直接原因。

刑事法律风险是可能是隐蔽的、隐性的东西，由于党政机关主动地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引发的刑事法律后果。

如海关查处走私，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某些货物涉嫌走私，如低报货物的价值、属于海关监管的货物被出售或转移，这类的问题，作为海关来说，是属于主管的对象，因此有权主动地追究刑事责任。

或者公司通过集资的手段来销售商品，实际上商品本身的价值不高，但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它，以此来实现集资的目的，经过一段时间，又以更高的价格将商品回赎，用这种手段在社会上募集资金，将资金用于其他的地方，经过多次的这种行为，出现问题，资金收不回来，所以有很多参与资金募集的出资者到期收不回钱，其中有相当多退休的老人家，眼看收不回钱，几百上千人到政府闹，企业家就被抓捕。

这样大规模的集资肯定会被检察院起诉，后在辩论的时候，发现虽然存在集资的行为，但没有诈骗的意图，这种高成本的融资行为，都是按照前几次的行为进行的集资，只是在这一次中资金无法回笼，导致问题的出现，后来法院接受我们的辩护意见，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该案。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手段上确定是一个犯罪行为，但目的上没有存在犯罪。

这个罪名相对于集资诈骗罪来说，罪名与刑罚轻了很多。

国家机关主动地追究，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由于老人家到政府那讨说法，引起政府相关部门主动执法，追究相关企业的法律责任。

（2）集中打击的时候
传统上我国似乎喜欢搞运动，老一代的革命家开始脑子里就充满了战争的观念，所以我们的政府常常出现一种事情，任何事情都喜欢当成战役来打。

因此集中打击被当成战役，为了出成效，造成影响，实际上这种做法容易造成平日执法的疏漏。

反映了法制环境有待改进
的问题。

最近广东就在进行的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为内涵的“三打两建”、建设幸福广东的活动。

平时不打击，到上头需要打击的时候，下边就要落实，落实就要有责任，责任就要指标，指标就要有人数，所以最终会出现很多问题，出现了凑数。

企业在管理中肯定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存在，但现在不行，运动来了，指标来了，隐患就出现了。

集中打击使得企业的法律风险骤然加大。

如：重庆打黑事件，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黑社会组织犯罪等。

黑社会组织性质的犯罪将一系列的案件串联起来，使得松散的行为，组成了黑社会组织犯罪，使得出现端倪的案件被扩大化。

（例：80年代一个案件，由于打架用火药枪将别人打伤，当时公安局作了治安管理处罚，因为不是重伤。

到现在已经20多年，已过刑法的最高时效20年，由于强买强卖，又将它拿出来了，因在进行打黑，认为黑社会组织长达20多年称霸一方，公安机关就受理了。

刑事法律风险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慢慢积累起来，在遇到集中打击的时候，就会被挖掘出来。

）
（3）重点问题的审查引发
（例河南省的一个县级的财政局局长，被举报可能有贪污受贿的一些行为，因为是县级市的财政局长，调任县级市的政协副主席，就由上一级的纪检部门调查。

查不出什么东西，由于别人举报的事情，他都不承认，纪检什么也没有查出来。

因此，纪检下大力气找该政协副主席在担任财政局长时是否犯过什么事情。

最后查到了一家民营企业，该企业属于粮食加工企业，农业属于国家鼓励的农业加工。

该企业主与财政局长关系良好，纪检一直怀疑该企业有问题。

该政协副主席最终什么也没有被查到，被放出来，但放出来时发现已经是癌症晚期。

该事件的成因主要有二：①党政机关主动追究刑事犯罪②举报犯罪，在商战中体现的一种极端的手段。

主要为股东利益失衡的问题。

在商场上，股东之间、股东与客户之间，交易的对手之间各种各样的矛盾。

如国有企业改制（广州反腐第一大案），国企改制为民营时，出现的问题，原是广州市生产电器的设备厂，规模适中，设置于距离广州市中心十几公里的地方，占有了农场的土地。

被告人为厂长，当然为改制领导小组的组长。

对企业进行审计，第一次的审计的结果为资产一个多亿。

上级就剥离部分的资产，如宿舍，4000多万的工程建设债权。

第二次审计时为5000多万。

对原国有企业的员工的安置，原厂长愿意接收所以的员工，政府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最终审计时资产为2800万。

经过审批，形成改制的方案。

60%的股权为4个主要供货商持有，剩下40%属于原企业的管理人员和职工，其中厂长认购接近30%。

——表现利益的平衡很重要，股东之间的利益、员工之间的利益。

若干年，发生股权变动，小股东退休不想再持有股份，要求退股。

厂长就给予收购，厂长持有30几%，四家公司已付款，但在进行工商登记时，投资额超过自身公司的50%。

上级就规定，四家企业继续当股东，但是挂名在厂长名下。

该企业生产没有什么发展，但土地的价格却上涨了5、6倍。

土地价值几个亿，厂长名下就占有公司股权90%多，其他持有6%左右的员工就眼红，认为四家企业都不来要，他们与厂长之间肯定有猫腻，就去举报。

最后案件被移到省检。

最后被查处时厂长拿企业的钱以四个企业的名义购买的公司的股票。

若是改制之前的，则涉及到贪污，若是改制之后的，则涉及到挪用资金的问题，不属于侵占。

至今法院还没有做出一审判决。

（拿国有公司的钱买公司的股份，容易涉及到贪污）。

A、股东纠纷引发的法律风险；
B、民事纠纷（交易）引发的法律风险（案例：房地产企业为开发房产项目资金不够为增资，向银行贷款，以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银行审查后，发现公司的注册资金，达不到银行的贷款要求，需要增资，才能给予贷款。

老板将股票、在建房屋之类的拿去验资，然后去找中介，中介将1000万打到账户，顺利增资。

当工程投资到6亿时，资金不够，已经不能再向银行贷款。

无法，后以6亿的价格将项目转让，转让的是股权。

新股东先交易4亿多，接手了该房产项目。

新股东发现该公司的项目混乱，欠外债，新股东决定不将剩余的2亿支付。

到仲
裁委仲裁，原股东以合同中约定：若一方违约，则有权解除合同。

仲裁委裁决合同解除，新股东应将项目公司的所有东西都返还给原股东。

新股东不服气，就找原股东所涉及到的罪名，向公安举报。

后案件打到最高院，刑事不理，民事也调解。

最终案件的解决双方都比较满意。

原股东坐了三年牢，经济损失也惨重，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二）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
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有时不仅仅是企业家的问题，也会涉及到企业本身的刑事责任问题。

现行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刑事处罚关于罚金和公司的负责人有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都有相关规定。

法律风险在民事及行政上会考虑的比较多，但是在刑事也会有相关涉及。

三、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
（一）依法经营管理是防范刑事法律风险的根本对策
（二）规范企业行为及股东行为
企业规范化的要求，风险总会存在，按照程序的要求、制度化的管理，可以减少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

整体上财务部门、法务部门等协调合作。

（三）注意经营风险的转移分散
企业在追求经营利润时，肯定会涉及到一定的法律风险。

安全与效益是相互矛盾，所以企业在追求利润时，会打法律的擦边球。

因此，要会未雨绸缪，问题要考虑的早一步、多一步、广一步，如果继续做下去，可能会产生什么风险，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