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马工程西方文艺理论家之新古典主义布瓦洛(布瓦罗)、温克尔曼

布瓦罗

布瓦罗（Boileau，1636—1711）是法国新古典主义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古典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诗的艺术》被奉为古典主义的法典，对当代及后世影响很大。

布瓦罗出生于巴黎，两岁丧母，童年个性就很孤僻。他曾遵从父亲旨意学习神学，后来学习法律，1657年毕业于巴黎大学，获得了律师资格。但他逐渐地厌倦了这个职业，继承了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遗产，离开法院，转而专心致力于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以讽刺诗人的姿态跃登文坛。1660年至1665年间，他先后发表了《讽刺诗集》、《传奇英雄的对话》等诗集，渐渐崭露头角。1674年，《吟泳台》和《诗的艺术》问世，一时轰动文坛。《诗的艺术》共1100行诗，历时五年才告完成，可见用心之良苦，创作之精心。这部著作总结了17世纪古典主义的美学原理与文学创作经验，是集古典主义之大成、为君主王权专制在文艺上制订政策的著作。

《诗的艺术》体现了古典主义的文艺理想与要求，被称为古典主义的美学法典。这本著作用诗体写成，共分四章。第一章总论，论述了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一般规律，强调理性是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基本原则。第二章分析了次要诗体，如牧歌、挽歌、颂歌、十四行诗、歌谣等。第三章论悲剧、喜剧和长篇叙事诗等主要诗体，是全书的核心和基本部分。第四章论作家的道德修养，要求诗人“爱道德，使灵魂得到修养”，告诫他们不要把“得利看成身价”，并对全篇作了总结。布瓦罗的这部著作贯穿了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思想，即崇尚理性、推崇古典的唯理主义，涉及了相当广泛的理论问题，对艺术创作更提出了繁多的要求。

“理性”是贯穿《诗的艺术》中的一条红线。强调艺术的理性在西方有着久远的传统。亚里士多德称艺术创作是“心之理性的生产”；在罗马时期的贺拉斯那里，理性已经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中世纪则更是把理性看成是遵从

上帝、压抑情感欲望的有效方式。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呼吁反对这种神学理性，恢复感性应有的地位，主张在文学作品中歌颂爱情，表现了对于现实生活的追求。

而在布瓦罗看来，这种感性、感情的放纵导致文艺走上了邪路，因此必须重新重视理性的价值，高举理性的旗帜，他对作家的希望和要求是“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但是布瓦罗把理性认识提高到代替审美、压倒审美的位置，这是不利于文艺的发展，甚至会妨碍文艺发展的。在此基础上，布瓦罗对文艺创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首先，他主张文艺作品的内容应表现高贵人物，歌颂王权：“你是否想长久地受欢迎、永不讨厌？那就该选个英雄本质上能得人怜，论勇武天下无敌，论道德众美兼赅；纵然是在弱点上也显出英雄气概；要他的惊人事迹能值得谱成演义，要伟大的像凯撒、亚历山大和路易。”并且明确提出要歌颂路易十四：“我们有贤明君主，他那远虑深谋，使世间一切才人都不受任何困苦。发动讴歌吧，缪司！让诗人赞美。他的光荣助诗兴胜于你全部箴规，让高乃依歌颂他，在拿出往日豪情……让拉辛再产生出新的新奇杰作，刻画着英雄人物都以圣主为楷模”。他反对“市井”、“村俗”，认为莫里哀就是因为“过分做人民之友”才表现出不足。其次，布瓦罗强调形式要符合内容的理性要求，必须合乎情理。艺术形式“必须里面的一切都能够布置得宜；必须开端和结尾都能够和中间相配；必须用精湛的技巧求得段落的匀称，把不同的各部分构成统一和完整。”他反对过分强调形式，主张运用“恰如其分”、“尺度严密”的形式表达清晰明白的理性内容。他还从理性原则出发，对艺术形式进行规范化，为各种文体形式制定了规则。

例如，他对戏剧明确提出了著名的“三一律”原则：“对理性要服从它的规范，我们要求艺术地布置剧情的发展；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这种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国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