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台诗案看北宋新旧党争之始

从乌台诗案看北宋新旧党争之始
摘要：北宋中后期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为新旧两党之间的党争。

新旧两党党争始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终于钦宗靖康元年(1126)，历史五十余年。

党争由熙宁、元丰时单纯因政见不同而起，到元祐时逐渐演变为两党之间的意气倾扎，以至于在绍圣以后党争至衍为党锢之祸。

党争中一件重要事件就是乌台诗案，它揭开了北宋新旧党争以文字为手段的序幕。

此后，在愈演愈烈的心就党争之中，文字之祸始终与之相伴。

关键词：乌台诗案；熙丰变法；北宋党争
一、乌台诗案的背景——熙丰变法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呈送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要求变法以图强。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由于变法发生在熙宁、元丰年间，所以称之为“熙丰变法”，亦称之为王安石变法。

变法措施遭到朝中一些守旧大臣的反对，使北宋朝廷大臣明显分裂为新旧两党，支持变法的一党被史称新党，反对变法的一党史
称旧党。

北宋朝廷大臣众有很多当世的文人雅士，新党中的王安石，旧党中的司马光、程颢、苏轼就是典型代表。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新旧两党的斗争很多时候采用的是文字的形式，这也就导致了北宋文祸的出现。

熙丰变法开始以后，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积极推行新法，苏轼因不赞同新法而自请外任，其间他写过一些诗，在某些诗句中有讽刺新法之语。

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监察御史何正臣上书弹劾苏轼《谢上表》。

其后监察御史舒亶和御史中丞李定也上书弹劾苏轼，他们从苏轼近年来所写的诗作中摘出与新法有关的诗名，说是讽刺新法，鼓惑民心，弹劾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他大加讨伐，定下多条可废之罪。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乌台诗案的始末
二、乌台诗案
王安石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审理。

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浙江太湖滨的湖州。

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其中有云：“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45页］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
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46页］的帽子。

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却说苏轼愚弄朝廷。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

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个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九元丰二年七月己巳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很快，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亦上奏折，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虽然众新近们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

李定、舒亶、王圭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
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

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任崇岳：《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75页］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这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的闲职。

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素来有美刺的传统，即不仅要歌颂，而且要揭露，其中刺的传统显得尤为可贵。

苏轼不满新法，以诗揭露嘲讽新法的一些不足之处，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却招来牢狱之灾，实乃政治冲突干预文学怨刺传统的突出表现。

其发生的大背景乃是当时正在进行的熙丰变法和由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

由此可见，熙丰变法引发了新旧两党的党争，而党争又引发了文祸，乌台诗案就是北宋文祸的开端。

在乌台诗案之后，在北宋新旧两党党争过程中，文祸始终与之相伴。

北宋新旧党争的发生，是有着与之不可脱离的文化背景的。

三、乌台诗案与北宋新旧党争的特点
(一)新旧党争的文化背景
北宋党争虽然是由熙丰变法所引发，但其实它有着深刻的文化
背景。

其一是北宋儒学的复兴。

儒学源于先秦孔孟，至汉武帝时成为一尊。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儒学开始逐渐受到质疑。

至唐，儒学与佛、道呈鼎足之势。

至北宋，晚唐五代纷乱的局面结束，儒学也开始复兴。

庆历之际，儒学已然全面复兴。

新旧两党的代表人物也都是儒学复兴的主力，王安石的新学、苏轼的蜀学、司马光的朔学和二程的洛学，都是当世影响很大的儒学学派。

王安石的新学以经世致用为主。

苏轼的蜀学以儒学为本，并参之以纵横，虽庞杂多端，但仍以经世致用为首要。

司马光的朔学也以经世致用为主。

二程的洛学亦以经术治世务。

四家学术虽然都以经世致用为主，但是在实现经世致用的途径和措施方面，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主张，正是这些不同的主张，导致了两党之间的斗争。

其二是南北文化的冲突。

中国古代经济和文化都源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一个为开发的原始地带。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的频频战乱，北人南迁，南方才逐渐开始得到开发。

至中唐的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开始逐渐南移。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称：“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

”随着这些变化，南方士人也逐渐跻身于政坛。

从北方士人独占朝廷到南北方士人同朝为政，其冲突自然难以避免。

北宋新旧两党的斗争不仅是当政集团不同政见的反映，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南北方士人冲突的表现。

(二)新旧党争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党争并不罕见。

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明代的东林党之锢，都是党争的表现。

北宋的新旧两党党争，虽同为党争，但是却和其他朝代的党争有明显的不同。

东汉、唐和明的党争都有外戚和宦官的参与，而北宋新旧党争中没有外戚和宦官的介入，完全是士大夫官僚集团内部的政见之争。

而新旧党争的主角，也是出身寒门庶族通过科举而入仕的士大夫，这也是自魏晋以来门阀势力逐渐衰落的结果。

北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北宋之新旧党争，亦士大夫之党争。

这就是北宋新旧党争有别于其他朝代党争的最大不同之处。

熙丰变法使朝臣分裂为新旧两党，继而围绕变法，两党展开了斗争，于是就有了乌台诗案，从而揭开了北宋新旧党争过程中以“文字”相斗的序幕。

党争经历了由政见不同之争到意气倾轧的过程，而随之而来的文祸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

北宋的党争，参与的官员中既有一心为国的君子，也有浑水摸鱼的小人。

新党的领袖王安石、旧党的领袖司马光也都是君子，不是小人。

王安石是古文八大家之一，司马光则是著名的史学家，皆非不学无术之徒，他们虽然政见不同，经常论战，但那都是对事不对人，是在探讨出一套最佳的治国方案。

大家的目标一致，是好朋
友，争论起来颇有君子风度，并不影响彼此之间的深厚友谊。

乌台诗案虽因苏轼“好骂”之诗而起，但是新旧党人之间并未交恶。

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仍然与新党中人王安石、章敦等人又文学方面的交谊，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时的新旧两党之中既各有君子，也各有小人。

可惜君子虽多，不一定就能把国事办好；小人有那么几个，也就足以坏事，把党争搅得一塌糊涂。

苏轼的乌台诗案，就是由一些小人蓄意制造出来的。

幸亏皇帝并不糊涂，新旧两党的领袖也都能够很理性地处理问题，所以没有酿成大乱。

朝廷并未杀人，苏轼只是遭受了一百多天的牢狱之灾，度过几段被流放的日子。

与明、清两代杀人如麻的文字狱相比，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如果说党争开始时还是对事不对人，那至元祐车盖亭诗案，已有因人废文之嫌。

至绍圣以后，文祸就完全是党人间的意气倾轧了。

熙丰变法引发了北宋新旧党争，而乌台诗案为北宋新旧党争提供了一种主要形式，即以“文字”交相报复。

北宋新旧党争就这样开始了。

结语
中国古代的变法运动，一般不仅仅局限于法律，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很多方面，所以变法措施几乎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所有阶层。

而变法势必或多或少的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于是招来反对。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运动自然也摆脱不了这个命运，所以引发了北宋中后期长达半个世纪的新旧党
争。

但是由于北宋文人当政，所以北宋新旧党争又有别于其他朝代的党争。

从政见之争到意气倾轧，有一个很明显的过程。

由于文人当政，所以新旧党争的主角就是当政的士大夫们，而斗争形式主要以文字为主，早期的乌台诗案就是明显的例子。

也正是乌台诗案，揭开了北宋新旧党争以文字交相报复的序幕。

但是乌台诗案仅仅是政见之争，发展到车盖亭诗案和苏轼策题之谤，已经含有意气倾轧的成分。

至于同文馆狱和《嘉禾篇》案，就到了因人废文的地步，士人文字之作已经完全沦为党争的重要工具，可悲可叹。

参考文献：
［1］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2］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

［3］姚荣涛：《国脉如缕》，长春出版社，1997年8月。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任崇岳：《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