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与书法之美

书法之美

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是最善于思辨和最富于理性的一个。这一点，我们可以拿他与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作一个简单比较。孔子为了实现自己“克己复礼，天下归仁”（１）的政治主张，从“现世的基本单位‘家’中的经验出发”（２），由家（齐家）到国（治国）再到天下（平天下），其中贯穿着一条极富政治色彩和道德功利的思想纽带——“仁”。正是这种积极的“入世观”，决定了孔子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基本是形下的。而老子恰恰相反，他所尊崇的是超现实、超功利的“道”，他不仅把“‘道’作为宇宙根本和宇宙规律的总称”，而且“从宇宙的最高点‘道’的规律看待和思考一切”，从而“标志了先秦理性化的完成”（３）。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衣钵，并将他

的思想发展到一种极致。

但需要指出的是，“道”不是神，不是

宗教的情感崇拜物，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哲

学要素，而是老子理性化思考的对象。当

然，“道”还不是老子心路历程的终点站，

因为还有一个比“道”更高更远的目标，那

就是所谓“自然”。老子主张“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４）。很显然，

在老子看来“自然”才是世间万物的终极，

也是他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一、“道法自然”与中国“艺术精神”。

何为“自然”？万能的“道”为什么要去

“法”“自然”？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对此

争论不休。

早在汉代，被称作“仙人”的河上公

曾解释道：“道性自然，无所法也。”于是，

有人认为“自然原是道的属性”，道法自然

就是“以自己为法”，因为“道是最终极的

存在，在它之上、之前，都没有其他的存

在物，因此它不能效法也不需要效法其他

东西，只能效法自己；也有人将“自然”与

“道”混为一谈，如三国时代的（魏人）王

弼说，“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

在方而法矩，在圆而法规，于自然无违也。

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５）；还

有人将“自然”理解为“人的对立物”，如

南华真人认为，“万物各有本性，这种本

性，就是自然”。然而，人们给牛马穿上鼻

绳，戴上笼头，这就违背了牛马的自然。人

自身也不例外，被名缰利索牢牢套住，便

失却了人的自然（本性），云云。最近有人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指出，“这里的关键是，

‘自然’属于‘何者’的属性，或者它是‘谁’

的‘自然’（‘状态’或‘方式’），回答是

‘万物’，‘自然’是‘万物之自然’。‘万物’

为‘道’所生，‘道’何以还要遵循万物之

‘自然’，回答是‘道’生成万物又‘无为’

于‘万物’。对‘万物’无为，就是让万物

按其本性‘自己’成就自己，这就是‘自

然而然’。宇宙秩序的奥妙，就是道不干预

万物，万物各得其宜，万物自然造化”（６）。

此论极是。可能有人会问：“道”也好，“自

然”也好，它们与艺术有关吗？的确，“老

子乃至庄子，在他们思想起步的地方，根

本没有艺术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种具体艺

术作为他们追求的对象”。然而，当我们突

破其形上的思维怪圈，“而只从他们由修

养的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

所用的工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

工夫；他们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

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回归于今日

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所以，“在现实看

来，老、庄之所谓‘道’，深一层去了解，

正适应于近代所谓艺术精神”，“是彻头彻

尾的艺术精神”（７）。比如，只有那些“圣

王”们真正尊重艺术的“自然”，不把自己

的意志强加于它，不过多地对它进行干涉

（甚至戕害），才能为艺术创造一个相对宽

松、自由的环境，艺术也才有可能得以健

康地发展。历朝历代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

一点。

二、“道法自然”的美学阐释及其对书

法艺术的深远影响。老庄“道法自然”的

思想有着深刻的美学内涵，并对中国书法

道家以“道”为宇宙间万物之根本，然而，老子却又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思想。从美学角度分析道家这一思想与中国“艺术精神”的渊源关系以及它对书法艺术的深远影响，这对书坛正本清源、深化改革、荡涤不良书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道法自然

文／张光兴

与

——这种“世界上……最抽象的艺术形式”（宗白华语）产生着深远影响。具体说来：

１．崇尚自然，以自然万物为美。道家所讲的“自然”有多重含义，既指形上的宇宙运行规律、自然界种种法则，同时也包含了形下的太阳、月亮、山川、河流等天地万物，因此，这里有两层基本的意思：

第一，强调美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庄子曾讲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⑻。他这里讲的天，已经不是那个恍兮惚兮、玄而又玄的天，而是居住着玉帝、王母以及各路神仙并演绎了许多神话故事（实际上是人间化了）的天；他这里讲的地，也不是那个扑朔迷离、难以言状的地，而是承载了江河湖海、山川大地、树木花草、飞禽走兽以及君子小人、世间炎凉的地。所谓艺术，就起源于这“天地”之间，脱胎于这“大美”之中。在艺术起源理论中，“模

仿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模仿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自然。比如音乐的起源，在我们祖先那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

中；

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１０）。在西方，模仿说的影响更大、更深远。德谟克利特就说过，人由于模仿鸟鸣而学会唱歌。亚里士多德则在其《诗学》中强调，“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的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书法艺术更不例外。“中国书法艺术，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必须“附着于文字”（１１），而汉字正是在“对自然

的观察模仿中”（１２）产生的。《通鉴前编》载，“太昊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于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外记》则讲，“（黄）帝命苍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苍颉见鸟兽

之迹，体类像形而制字，使天下义理必归文字，文字必归六书”。《河图玉版》也有类似记载，“苍颉为帝南巡，……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掌指而创文字”云云。这一切，都明确地告诉我们，汉

字正是在自然万象的启迪之下产生的。而书法艺术的前提是汉字的存在，没有汉字，犹如“皮之不存”也。“文字取象自然，亦即书法出于自然，‘画成其物’是两者的共同点”，因此“从文字观到书法观，自然而然，顺理成章”（１３）。正是从这一意义上，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在其《九势》之开篇即讲：“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

立，阴阳生矣，阴阳既立，形势出矣。”唐代大书法家、书论家张怀。为天下

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

（１７）等等。老子之所以对婴儿这般大加礼赞，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保持了原始人性的那种自然与率真，没有受到不良世俗的侵蚀，也没有沾染自私、虚伪、妒忌、陷害以及投机取巧、尔虞我诈、溜须拍马、恃强凌弱等乌七八糟的坏毛病，这就是所谓自然状态之美。庄子则用调侃的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故西施病心而颦

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出走。彼知颦美，而不知其所以美。”（１８）这便是“东施效颦”的故事。

老庄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告诉我们，美是一种自然状态、自然流露，像婴儿之态、西施之颦即是；而东施之颦则是刻意模仿，故意为之，非但不美反而徒增其丑。书法艺术亦然。蔡邕认为，

“为书之体，须入其形”。我们理解，这里讲的“形”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所以，他接下来比喻道：“若坐若行，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１９）张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