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现实-认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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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为什么“大高楼、小短腿”不能说成“高 大楼、短小腿”?
“高” 跟“楼”的概念距离近,“大”是因楼高而 大,大楼必高,高楼必大;故“楼”首先有高低之分然 后有大小之分。同理,“短”跟“腿”的概念距离近, 或腿首先有长短之分、粗细之分,然后才有大小之分。 腿长、粗必大,大必长、粗;短、细必小,小必短、细。 所以有“大长腿(*长大腿)、大粗腿(*粗大腿)、小短腿、 小细腿”之分。
郑振峰缘此认为绝大多数形声字的声符在本质上是 示源的,示音功能是由示源功能派生出来的附带功能, 是示源功能造成的一种客观结果。
同源词语音亲缘关系的研究也为汉字音义联系的理 据性提供了很好的佐证。“页”指“头”,“颊、额、 颜、项、须、颌、领、颐”等均是“页”的孳生字。
即如表音文字字母这种示源性同样存在。人类学家 萨丕尔(Edward Sapir)最初作过一项有趣的试验:他假 设mi1和mal都有意义,都指桌子,两词辅音相同,只是 元音相异,他让试验参与者靠元音揣度哪个象征大桌子, 哪个指小桌子。结果有80%的人认为[a]音象征的东西要 比[i]音大。纽曼(Stanley Newman) 进一步分析了萨 氏的数据,发现象征空间大小的诸元音排列顺序依次为 [a],[o],[e]和[i]。
一wk.baidu.com事物的命名与结构的形成
给事物命名便能说明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 个“中介”因素。人们往往抓住事物的某一特殊方面如 特征、形状、材料或功能等来给事物命名。即使在同一 语言社团中,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区也会有不同的名称, 就是由于不同地区的人们认识事物的知觉中心不同,才 有不同的名称。如“地瓜”,在中国不同地区有不同名 称:
绝对任意性(无理据的)
即 任意性
相对任意性(相对有理据的)
这说明索绪尔提出任意性原则并非否认了理据性概 念。
man(男人) sportsman(运动员) sportsmanship(运动家精神)
类型1 绝对任意性
类型2
类型3 相对任意性
(见张绍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研究》,上外出版社2004)
从哲学的观点看,一切人类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 在这些活动的背后隐藏着制约人类行为的法则。所以, 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去探索人类活动背后的法则,以便 对这样或那样的人类行为提供解释。同样,语言研究的 目的是发现制约语言动作的规则和条件。就这种一般的 目的而言,人们认为任意性和理据性最能反映语言的本 质,因此可以为语言现象提供终极的解释。鉴于这样的 原因,这两个概念才成为我们思考语言学研究思想方法 的最基本的问题,就像哲学领域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 神两对概念一样。
如此,“高楼、短腿”与“大、小”有原因和结果 的关系。属于事物本质属性的属性词离事物名词最近:
小瓷茶壶 * 瓷小茶壶
黑木门 *木黑门
加“的”后有凸显作用,不受这一规则限制:
小的瓷茶壶 瓷的小茶壶
社会现实中的基本共同性,决定了认知的大致相似 性。现实世界有着基本共同的规律,反映这些外界规律 所形成的认识,在全人类中就会大致相似。尽管世界各 民族思维的方法、过程、角度有差别,但基于基本相似 的客观现实,均存在大致相似的认知。
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on)认为,有些 元音,如[i],不仅寓其义在拟造词中,而且也与自然 语言中的某些意念有明显的联系,[i]音就有小、弱、 次、快等质量。朱文俊(声音的象征意念.世界汉语教 学,1996。)在考察语音的象征性规律时指出语音与被 模仿物有着某种联系,是人类表达索链(自然物—感官— 综合感觉—发声器官—模拟声音—自然物再现)的一个环 节。
三、汉语形声字的认知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形声即象声也。其字 半主义、半主声。半主义者,取其义而形之;半主声者, 取其声而形之。”这是对传统形声说的高度概括。
这是一种已经为人们所习以为常的认识,甚至是一 种定律。从汉字与语言的关系来立论,这种认识无疑是 正确的。但从汉字与认知的关系来看,这种认识又存在 着对形声字构造过程及其作用的分析过于简单化的缺憾。
从出处和产地来命名:地瓜(长在地下),山芋(来自山 地),番薯(出自外地);
从外表的颜色来命名:红薯,白薯;
从五官感觉来命名:甘薯(味觉甘甜),凉薯(触觉);
从外在的形状来命名:豆薯。
汉语中的“眼镜”,是抓住“使用场所”这一主要 特征,指架在眼睛前的一种镜子;而英语是用其构成材 料表达的--glasses,是用两块玻璃做成的物体(王寅 1998)。
汉字字符三分:意符、音符和记号。其中,记号本 身无音无义,数量不确定,形状不固定,不成体系,有 附着性,且附着位置不固定。指事字中的指示符号就是 记号。记号也有辅助表义作用:“刃”字一点指示刀刃 所在,字形变了,意义也变了。
意符表义即示源,音符有示源和示音两种作用。
从汉语发展史上看,从刘熙《释名》的声训(《释 水》:湄,眉也,临水如眉临目也。《释宫室》:楣, 眉也,近前各两,若面上有眉也。) 、许慎《说文解字》 的亦声字(会意字中兼有标声作用的偏旁,即会意兼形声 字。如“憙”,从心从喜,喜亦声。)到宋人王圣美的右 文说,再到清代学者的因声求义理论的建立,已经证明 了音义结合的理据性存在的合理性。李国英在全面考察 《说文解字》形声字的基础上对声符的示源和示音两种 功能进行了很好的论证,认为声符的示源作用不是个别 现象,而是声符具有的一种重要功能[李国英.小篆中的 形声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7。]。早期形 声字的主要来源是在记录源词的源字的基础上增加义符 造出分化字来记录派生词,自然具有示源功能。后出形 声字声符的示音功能是自觉选择的结果,其中一大部分 是选择示源声符。据此他得出了“声符本身并不具备独 立的语音价值”的结论。
结构是事物间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如就汉字结构来说,“休”指人靠在树上, “歌”是声旁形旁互补。
“主-动-宾”结构的词序与人们通常做事的 程序相同。
所有的结构都应该能找到事物关系的“背 景”。
Behaghel(布哈格尔)于1932年曾提出他 的第一定律( Behaghel’s first Law):
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现实差异程度所致。假使我们 能够与太阳系之外的外星人取得联系(假如有外星人存 在),与他们之间的沟通一定要比与地球上的任何民族的 沟通艰巨得多,因为外星人所生活的客观现实一定会与 地球上的现实不同。
现实经过思维后才与语言发生联系。
二、任意性和理据性
通常我们说音义结合的任意性或约定性,指的是能 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许多人从不同角度提出 反证,认为用什么样的形式表示什么样的意义并不是或 不完全是社会的约定俗成,而具有理据性或可推导性。 人们首先拿象声词和叹词作为任意性的反例。实际上, 索绪尔对此已有明确的回答。《教程》指出,象声词 cuckoo(布谷鸟)“对能指的选择并不总是任意的”, 像ouch(疼痛发出的声音)这样的叹词也证明能指和所
英语中较短的、较简单的符号任意度较高,较长的 较复杂的符号理据性较高,如英语中用pre表示“前”, 用post_表示“后”,用-ous表示“的”,很难说出令人 信服的理据来,但preposterous、却具有较高的理据性 (忽前忽后的~不稳定的)。用sun表示“太阳”,用 flower表示“花”,用egg表示“鸡蛋”,用apple表示 “苹果”或没有什么理据可循,但用sun-flower表示 “向日葵”,用egg plant表示“茄子”,用pine apple 表示“菠萝”,就很难再说成是毫无理据的了。据 Householder统计:英语中只有9%的词汇才是完全任意 的。(杜文礼:1996) 汉字源自象形,兼有会意,以形声 字为主,造字理据不容置疑。汉字中仅仅既表义又表音 的形声字就高达90%。即使考察字母的源头,每一个闪 美特字母都有其标示的事物形象的意义。如A从“牛头” 的形状而来,象征阳刚;B由“房子”的形状而来。现 在只不过意义功能蜕化,记音功能增强罢了。如此:
因为这种“半主义”“半主声”的形声说,不仅未 能对形旁怎样表意作出具体的交代,而且对声旁的作用 的认识也有以偏概全的问题。因此,分析形声字仅仅区 分出形旁和声旁或仅仅指出形旁“主义”、声旁“主声”
在心灵上靠近的概念,在句法上也靠近。
Givon(1985)也指出:
两个概念在语义上或功能上越紧密,它们 就越可能在词语、词素结构和句法上被靠近置 放。如:
a.我妹妹 b.我的妹妹 a.我女朋友 b.我的女朋友 “我妹妹”只能指一个妹妹,而“我的妹妹” 可以指多个妹妹。“多个妹妹”的确定性不如 “一个妹妹”,所以必须带“的”。又如“我 女朋友”是实际存在的女朋友,而“我的女朋 友”可以是想象中的未来的女朋友。想象中未 来的女朋友不如实际存在的确定,因此要求带 “的”。同理,“女朋友”要比“女的朋友” 跟“我”的关系近。
第一讲 现实-认知-语言
心生而言立。
--刘勰《文心雕龙》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语言是命题的 总和,语言的命题通过思想便与世界这 一事实的总和发生联系。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第一讲 现实—认知—语言
人类生活在三个庞大的世界之中。第一个是客观世 界,第二个是认知世界,第三个是语言世界。从三者的 关系看,认知世界是贯通语言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桥梁。 而语言,既是认知世界的符号表征又是认知的产物。
店家忌“关门”,于是把晚上关门暂停营业叫“打 烊”。“烊”的意思是熔化金属。店家白天收的都是碎 银子,晚上得把它们熔化了铸成大元宝。所以“打烊” 不仅不是关门(倒闭),还成了“招财进宝”。船家忌 “翻”、忌“沉”,因此“帆”叫“篷”,“盛饭”叫 “添饭”。戏班忌“散”,“雨伞”叫雨盖、雨挡、雨 拦、雨遮。
正是这种认知的大致相似性,才使得全人类的不同 语言之间有可沟通性,使得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能够 进行交流。传统上我们一般都说:思维没有民族性,全 人类都一样。这样说未免太过于绝对,而应该是思维大 致相似说(王寅1998)。
现实越相近,认知越相象。欧洲诸近邻国家之间的 沟通就比与东方国家的沟通容易得多;而处于非洲原始 部落的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沟通却要困难得多;我国 在50年代解放西藏时,确实费了很大的劲才使得那时还 处于奴隶社会的西藏人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
1、文字的形义关系
从表音文字的形义关系来看,有种代表性的说法, 认为拼音字母是通过记音原则来记录语言的,记音符号 (字母)最大的特点是任意性。其形体单位和记录的语言 单位之间是一种抽象的标记关系,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 联系。着眼于符号整体作为一个功能单位这种看法无疑 是正确的,但考察某一功能单位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却把 问题绝对化了。字母组合具有理据性,如英语中用 /rul/ ( roll)表示“滚动”之义,可视为原始阶段的构词, 后就用该音表示与之相关的一些词义:troll(使旋转), scroll(卷),enroll(卷,包,招进来),roller(滚筒), rolling(滚动的),rotate(旋转),rotary(旋转的),rotor(转 子),roam(漫游)。这些可视为二级阶段形成的单词,比 原始阶段的词明显具有理据性。
指之间的联系不完全是任意的。但索绪尔同时指出,这 类词不但“数量有限,而且对它们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也 是任意的,因为这些词仅仅是对某些声音恰如其分的和 差不多是约定俗成的模仿。”继而他又指出:
符号任意性的根本原则并不妨碍我们在每种语言中 把完全任意的即无理据的和相对任意的区分开来。有些 符号是绝对任意的;而在另一些符号中,我们注意到的 任意性虽然不是完全不存在的,但却存在程度的差别: 符号可能是相对有理据的。(《教程》131页)
拼音文字的认知轨迹:辨音――辨词――辨意
形声字的认知轨迹: 辨意――辨词――辨音
这两种认知轨迹都在建立形义之间的联系。汉字字 符没有字母化,意义功能随字体的演变而逐渐减弱,且 不同性质的字符其意义功能呈现不均衡的减弱态势;表 音遵循的是谐音原则却非记音原则,因音符之形不是字 母,且大都是选用与本字意义相关的字符,以便于人们 在据形知音的同时兼顾汉字固有的见形知义的特点。探 求音符表义的方法是声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