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行：《灾变论》与民族精神解析
【冲刺】2021年高考语文押题卷及答案
【冲刺】2021年高考语文押题卷及答案语文现代文阅读（一）论述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此覆灭。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出，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
而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暴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
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
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
这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
在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已见，提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
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
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效、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
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
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中国科学院杨叔子院士报告：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知所先后，则尽道矣！”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价值观
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核心：
国家重于家庭，家庭重于个人。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
任重责大的责任感： 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国家、民族负责； 孝：孝悌也者，为人之本，对父母、长辈负责； 节：相敬如宾，携手偕老，对配偶、家庭负责； 义：荣辱与共，重于泰山，对朋友负责。
（三）对“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反省：
“反省”是人类最高的灵性，“吃一堑， 长一智。” （1）当时不“打倒孔家店”，不足唤醒世人：
打倒的是为没落的封建阶段所利用的； 打倒的是囿于历史条件的“形而下”； 打倒的是不利于当时社会变革与发展的。
（2）中华文化哲理是长青之树：
冯天瑜教授：元典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 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各时代的 人类所始终关心的不朽的主题。元典提供的是 一种哲理式的框架，而非实证式的结论；是一 种开放式的原型，而非封闭式的教条；这使之 不致因内内容和形式的时代局限而沦为明日的 黄花，而以一种灵感的清泉，赢得不朽性，一 再发挥巨大的启迪功能。
“和平共处”，“和为贵”。 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
1988年巴黎诺贝尔奖金者聚会，引孔子思想。
《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9日第一版
（三）爱好和平
罗素：
“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 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 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 望得到回报。”
（四）勤劳勇敢
李苦禅：
“画的价值，重在人格。” “人格 —— 爱国第一。”
（一）爱国主义
爱国 爱民，民为邦本。
老子：反战，无为。 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古子。 包含四点：
悲凉之雾遍华林――从中国古代文学看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
悲凉之雾遍华林――从中国古代文学看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民族精神忧患意识论文摘要：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之一。
忧患意识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之中，文章对忧患意识的特点及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忧患意识产生的历史及社会原因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
纵观一部人类发展史，一个民族在其婴儿时是靠血缘、亲缘及地缘构成其凝聚纽带。
这条是自发的、粗糙的、脆弱的，它禁不起来自社会与自然的巨大冲击。
当一个民族发展到自觉阶段的时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精神就会水到渠成地诞生。
民族精神的巨大凝聚作用，会使这个民族以新的精神面貌迎接各方面的挑战。
古人常说的“多难兴邦”，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自觉的、自为的、具有民族精神的、在灾难面前众志成城的民族。
那么，什么是民族精神?它与民族文化又是什么关系呢?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民族文化的升华与灵魂，它集中表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性格与风貌。
民族精神是贯穿于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主心骨”，而民族文化则是民族精神在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根本区别，不在饮食、服饰、活动方式等外部标准上，而在植根于其民众心灵深处的民族精神。
与重大局、重和谐、重仁义、重节操一样，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形成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忧患意识贯穿于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和极为光荣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之中。
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中忧患意识的成因、影响，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全面继承民族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下面将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视角出发，就民族精神中忧患意识的成因及影响，谈几点浅见:“民以食为天”。
农业自然经济，在古代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中一直占压倒优势;“饥饿”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中国老百姓头上。
中国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大同”，“大同”即“普天下皆有所养”。
2024届四川省绵阳市高三下学期三诊语文试卷(含答案)
2024届四川省绵阳市高三下学期三诊语文试卷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材料一：“早期中国”是指秦汉以前的中国。
早期中国是“一元”还是“多元”，是一个宏大的话题。
“元”本意为人首，引申为肇始、根本。
因此，讨论早期中国是“一元”抑或“多元”，实际是讨论早期中华文明有一个根本还是多个根本的问题。
20世纪之前，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认识，总体上讲只有“一元”。
即《史记》中“五帝本纪”所代表的认黄帝为始祖的华夏远祖谱系。
随着近代疑古运动的兴起，顾颉刚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上世纪80年代前后，苏秉琦针对“中原中心”说提出“区系类型”说，将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划分为六大文化区，认为各区之间在文化内涵、发展道路和源流方面都存在差异。
1989年费孝通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
他曾尝试在史前时期找寻中华民族的起源，以新石器时代有多个文化区为由，认定中华民族在源头上是“多元”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多个民族单位，史前的考古学文化有多个样貌，固然都是事实，但中华文明的根本却不见得有多个。
“元”既是根本，那么最根本的就应当是能长久传承的核心思想以及文化基因。
根据考古发现，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距今8000年左右，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有了共同的宇宙观、伦理观等核心观念，已形成共有的文化基因。
中华先民早期共有的宇宙观，就是“天圆地方”。
在长江中游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左右的白陶祭器上面，发现压印有八角星纹，这种“八角星纹”被认为是已出现“天圆地方”宇宙观的证据，后来这一纹饰在长江下游、黄河下游、西辽河流域甚至甘青地区均有发现。
中华先民早期共有的伦理观，当指重视亲情、崇拜祖先的观念。
这在史前时期的土葬习俗中有集中体现。
中国大部地区发现的史前时期墓穴基本都是土坑竖穴墓，先民将祖先深埋于地下，“入土为安”，并装殓齐整，配随葬物品，这是重视亲情人伦和强调祖先崇拜的反映。
2020届浙江省海盐元济高级中学高三语文期中考试试题及答案解析
2020届浙江省海盐元济高级中学高三语文期中考试试题及答案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现代文阅读I(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的正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
《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
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文化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等，但其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
中国文化的“天下”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中国文化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
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
“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一体共生的关系。
“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
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最终都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
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
这些乱世中一学术文阅的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看法
这些乱世中一学术文阅的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看法
从文本中可以看出，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具有扎实的学术素养，还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不在乎个人得失，关注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
他们在乱世中坚守道德底线，不为权利地位所动摇，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是国家发展的智囊团。
在乱世中，他们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利用自己的学识和才华，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应该向这些知识分子学习，学习他们坚守道德底线、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国家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_中国人无所谓自私_梁漱溟关于民族自私性问题的思想
社会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关于“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的讨论是延绵一个多世纪的热点话题[1]。
二十世纪上半叶，为了促使民族自醒自救，许多学人不遗余力地揭示出种种民族“劣根性”，如自私自利、和平文弱、粗率马虎、守旧不前、残忍麻木、不平等、不自由等等。
其中尤以“自私自利”一条最能刺痛国人的自尊，因为伦理道德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数千年来华夏文明面对各类异质文明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优越感。
即使在中西交流之初，国人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但对自己在道德方面的优越性仍深信不疑。
如果中国人真是自私自利，那么这最后一丝尊严也将荡然无存。
由于这一问题具有巨大的文化冲击力，因此它成为整个学界乃至全社会旷日持久的讨论热点，并形成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人是自私的；另一部分人则决不承认中国人自私。
直到建国初期，对这个问题的热议才消退。
八十年代后，随着柏扬《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流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又热烈起来，至今余音未绝。
然而在数十年的讨论中，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常常被人们遗忘：“中国人自私吗？”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有足够的正当性？有一个人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深邃的文化眼光不仅超越了这场争论中的同辈们，还超过了现代大多数学者的眼界———他就是梁漱溟。
梁先生基于他对中西文化的深入对比，指出“是否自私”是一个西方文化下的道德设问，移“中国人无所谓自私”———梁漱溟关于民族自私性问题的思想黄家亮廉如鉴内容提要“中国人是否自私”是热议了一个世纪的话题，其中梁漱溟的观点非常独特，他从根本上怀疑“中国人是否自私”这个提问的合理性，认为中国人“无所谓自私”。
梁漱溟是从一个极为宏大的文化视角出发理解民族自私性问题的，他把中西方社会差别理解为流派之别，不同意中国文化落后的说法，并把中国现代化进程理解为文化转向过程。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和其社会构造相适应的行为习惯，不能以西方人的行为标准来批评中国人。
2024届高考作文押题15：中国精神-2024年高考语文作文押题与热点素材必备
2024届高考作文备考：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概述中国精神的观点观点一：什么是中国精神？什么是中国精神？如此宏大的主题，落地到每一个小小的地名当中，变得生动而具体。
它可能像一种叫做“马兰”的小花一样，生机勃勃地绽放在戈壁滩，孕育出两弹一星的丰功伟绩。
它可能像那片被命名为“红原”的草地一样，见证了长征中无数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身影，书写出“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豪迈气概。
观点二：战疫背后的中国精神，如何表述？武大教授项久雨：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展现了伟大的中国精神，具体来讲就是：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精神、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
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基于人民中心的为民精神、基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基于迎难而上的担当精神、基于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基于大爱无疆的博爱精神、基于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基于统筹兼顾的全局精神、基于命运共同的协作精神。
观点三：用中国精神战胜困难用中国精神战胜困难1.中国精神，体现在面对疫情时的众志成城、守望相助。
2.中国精神，体现在防疫战场上的壮丽逆行、英勇战斗。
3.中国精神，体现在全球抗疫中的大国担当、大国气度。
观点四：“中国精神”凝聚磅礴力量“中国精神”凝聚磅礴力量1.这是一种迎难而上的拼搏精神。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疫”中，必须知难而进而不能消极退缩，这样才能攻克难关，夺取胜利。
2.这是一种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疫”中，没有人是旁观者，没有哪个环节可以缺失，每个人的关注和付出，都将成为战胜疫情的重要力量。
3.这是一种精准施策的科学精神。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疫”中，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办事，方法越科学，防控就会越有力有效。
观点五：中国精神历久弥新中国精神历久弥新民族之魂催人奋进1.中国精神是苦干、实干、巧干的“干”字精神。
从“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到“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都是实干精神在不同时代的演绎。
灾难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精神
灾难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精神作者：屈愿来源：《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21期摘要：孟子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回顾历史的滚滚车轮，面对天灾人祸，一个伟大民族的繁荣、一个伟大国家的崛起往往是需要经受磨砺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使整个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带领我们荡涤出了历史积淀当中的民族精髓，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之路、富强之道，使神州凝聚披荆斩棘，迸发出让世界震惊的中国力量、中国速度，彰显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
关键词：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利益；中国精神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1-00-03《左传·昭公四年》中描述到“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恩格斯也曾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俗话说多难兴邦，也许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根本无法逃避，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英勇地正视那些淋漓的鲜血，在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大旗下，90年来党领导我们经受住了一次次严酷灾难的考验，激荡出了中国人民坚韧不屈、机智果敢、众志成城的精神气节，推动着中国在挫折中奋进，在逆流中远航。
一、先进生产力饱受灾难时，挺身而出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洪流中诠释着中国精神中的坚韧不屈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内核。
毛泽东也曾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一）中国先进生产力遭受的压迫是世界所罕见的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大量商品输出与资源掠夺的自由竞争阶段，外国资本家为达到掠夺目的，向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割据中国领土、控制通商口岸、设立租界，而且获得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等等特权，借此在华大量倾销商品掠夺财富原料，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化程度日渐加深。
灾难与“中国精神”的哲学思考—重读单纯、张合运先生《中国精神百年回声》
[作者简介]钱莉,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员。
灾难与“中国精神”的哲学思考———重读单纯、张合运先生《中国精神百年回声》○钱莉(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 100732)[摘 要] 本文从中国的汉字结构及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多个角度阐释了“中国精神”的精髓,以及在灾难时刻,“中国精神”在人们救灾过程中的体现,从而对《中国精神百年回声》一书给予深刻解读。
[关键词] 中国精神;汉字; 幸福指数中图分类号:G 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3)02-0060-03一、“中国精神”命题及其演变丰富过程1.中国古文献与中国精神的发展脉络。
一本好书,能凝固一段历史、改变一个人生。
中国社科院图书馆藏书历史悠久,种类齐全,浩如烟海。
我们每天徜徉在书的海洋中,为书找人,为人找书,年年月月,乐此不疲。
我们爱这个充满书香的书库,更爱这些充满无数诱人故事的图书。
在这个拥有几百万册图书的书库中,我独爱一本书———《中国精神百年回声》。
这本书是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一本集古今中国大家文章之精华、尽著者编撰之功力,以五百多页的篇幅,将诸多古文献论述纳于一体的扛鼎之作。
书中不乏大家,如:严复、鲁迅、辜鸿铭、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孙中山、梁漱溟、钱穆之作,他们从中国哲学、文化、文字等多个角度阐述了“中国精神“的精髓。
虽然这本书的出版距今已有14年之久,借阅率也并非数一数二,但书中所散发的其特有的生命力吸引着各门类专家不断的借阅浏览。
哲学家们常用到它,突发事件来临,常被借阅,很多研究著述,也常引用其中精辟之句。
我将这本书介绍给大家,让我们共同分享其中的精华与教义,领略书中的馨香。
《回声》一书,自始至终贯穿这一条理论命脉,既告诫炎黄子孙安身立命之本的典范和精神是什么,怎么传承和怎么做?其中以张岱年先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为主旨的对“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的四项基本观念的论述,以及提出“中国精神”的鼻祖辜鸿铭先生关于“中国精神”的精辟论述为代表。
灾难与思考
灾难与思考作者：来源：《作文周刊·高考版》2020年第28期押题理由从古至今，气候变暖、大气雾霾、土壤沙化、水土流失、洪涝干旱等各种天灾人祸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但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留下了许许多多规避、抵御和战胜天灾人祸的故事。
大禹治水，抵御洪水泛滥;筑造长城，防御战乱祸患;神农尝遍百草，寻找抗疫良方……更有《黄帝内经》《本草纲目》《梦溪笔谈》等书籍，记载了人类与灾难抗争的事迹和经验。
今天，人类更是借助各种高科技手段抵御灾难，造福民生。
天灾人祸给我们带来了痛苦，但也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中国古人的“吃一堑，长一智”、日本人的“不幸可能成为通向幸福的桥梁”、培根的“幸运最能发现罪恶，而厄运最能发现美德”、富勒的“苦难磨炼一些人，也毁灭另一些人”等至理名言都告诉我们：我们能从灾难中有所收获，灾难会让人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命题趋势从澳洲森林大火、非洲蝗灾、加拿大雪灾、菲律宾火山爆发到如今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来说，可谓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伴随着各种灾难的发生，我们猛然发现，全球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气候变暖，多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南极出现“红雪”……这一切告诉我们，爱护自然环境，爱护我们的地球，是人类急需重视的问题。
作为历年来紧跟时代生活、反映时事热点的高考作文命题，青年学生如何看待灾难，又如何从灾难中学习和吸取教训，将成为今后高考作文命题的重点内容。
押题方向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对于人类来说，灾难或许是难以避免的。
中外历史上难以抗拒的巨大灾难数不胜数，霍乱、鼠疫、天花、流感、非典、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以及人为发动的战争……这些灾难有些是天灾，有些是人祸。
每次灾难的爆发，都应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如何认识灾难，如何面对灾难，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请围绕这一主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题目;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审题立意：这是一道新材料作文题。
新高考语文一元思辨类作文写作自主鉴赏-中国精神
新高考语文一元思辨类作文写作自主鉴赏-中国精神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对真理的坚守深入骨髓，代代相传，几乎成为潜意识。
鲁迅先生向来语言冷峻，但他曾动情地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屈原如此，谭嗣同如此，方志敏也如此，耄耋之年深入“毒穴”的钟南山如此，那些逆行的医生护士亦如此……中国人的脊梁，中国人的浩然正气，中国人的为民情怀，就是中国精神。
在即将举行的中学生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你将代表复兴中学介绍“中国精神”，请结合上述材料，写一篇发言稿。
要求：自选角度，确定立意，自拟题目；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文秘知识-民族精神不可灭!民族脊梁不可断! 精品
民族精神不可灭！民族脊梁不可断！
全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各有不同的特色。
而最能表现民族精神的便是生
死之间的决择了。
比如被敌人俘虏后，西方民族比较崇尚逃，凡是能够逃出来的便是英雄；而
日本则不同，他们这个时候都选择自杀。
中国人的则更不同了，可死，死逃，甚至于可降。
看起来似乎圆滑到没有原
则的地步。
其实不然，中国人有自己的精神原则。
对待民族与生死问题，有以下两种。
一、忠于本民族而不事外来民族。
这种人物的代表就是岳飞、文天祥之类。
他们宁愿洒血沙场，也不愿事奉外族。
二、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命脉而不计名利，委身事奉外族保存中华民族
和中国文化不断绝以图日后东山再起的。
这种人也不少，比如元朝太保刘秉忠。
刘原
是和尚，应忽必烈之召，以居士身而为帝王师，甘于淡泊，凡忽必烈每下一城，必赞
以不杀为德，故全活无数。
这两种人虽然行为不同，但都是为中华民族着想，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和尊重。
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缺一不可。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嘶马中学高三语文期末试题含解析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嘶马中学高三语文期末试题含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5—7题。
（9分，每题3分）晚清以降，中国科学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日益彰显。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国门被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感知到西方科技的力量，于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尽管时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理解尚很肤浅，但他们确已抓住了西方文化最直观但也是最本质的东西。
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但科学方面的影响始终是主线之一。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科学家与西方传教士密切合作，历尽艰辛，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体系输入中国，堪称“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早的实践者。
进入20世纪，在留学运动中产生的新一代科学家更加活跃。
他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包括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在内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论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近代科学家不仅是西方近代文化输入中国的桥梁，而且也是创造中国近代文化的主体之一。
他们以其独特的视角，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竺可桢、赵元任对传统天文学与星象学的研究；李俨、钱宝琮、严敦杰对传统数学的阐述；王琎、曹元宇、陈文熙对传统化学的整理；丁文江对传统地理学与地质学的查证，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对中国传统科技的整理与对近代科学的学习、研究和普及，促进了东方与西方、古代与近代科学技术的汇流，促进了科学在中国的复兴和发展。
对于科学史以外的传统文化，许多科学家也进行过深入的探索。
他们以近代科学思想为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和整理，使其蕴含的科学价值得以彰显。
许多科学家都是文理兼通的学者，他们不仅在科学领域研究开拓，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近代中国文化的核心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民主、科学。
中国近代科学家对文化上的影响正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其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无不显示着近代科学、民主思想的光辉。
2020年湖北省黄石市第十八中学高三语文下学期期末试卷及答案
2020年湖北省黄石市第十八中学高三语文下学期期末试卷及答案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现代文阅读I(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2018年，全国一多半的省份将从秋季入学的高一年级开始，实行新的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制度。
所有省级行政区域均突破文理界限，由学生跨文理选科，均设置“3+3”的考试科目。
前一个“3”为必考科目，为统一高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除个别省级行政区域仍执行教育部委托的分省命题任务外，绝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域均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后一个“3”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学考”）选考科目，由各省级行政区域自主命题。
浙江省外语种目和3门选考科目均一年两考，每个学生最多有两次机会；其他省目前对外语科目提供两次机会，很多省份均表示要创造条件增加提供两次机会的科目。
学考的具体安排和作用方面，浙江省实行高中学考与高考科目在同一次考试中相结合的办法。
同一科目命制两种试卷，一种为“必考题”，作为单纯的“高中学考”；一种为“必考题+加试题”，“一考两用”。
其中“必考题”的成绩作为“高中学考”成绩使用；“必考题+加试题”作为“高考选考”成绩使用。
两种试卷同时在不同试场开考，后一种试卷多半小时的考试时间，其中必考题试题相同。
两种试卷的考试均允许学生跨年级参加，每位考生最多有两次考试机会。
其他地区把高中学考区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分开组织考试。
合格性考试分散在高中三年安排，等级性考试一般安排在高三年级，仅限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参加，其中上海市对地理和生物两科分别在高二（下）和高三（下）提供两次机会，每位考生只能参加一次考试。
合格性考试是高中学生毕业和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主要依据，等级性考试用于统一高考招生。
（摘编自边新灿等《中国考试：全国30个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比较》）材料二：2017年高考中，计划在浙江招生的近1400所高校里，有500多所高校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
各高校所有专业（类）中，54%不限选考科目，46%设限选考科目，其中设限范围为3门的占33%，2门的占8%，1门的占5%。
从民族精神内涵灾难面前中西方文化差异讨论
从民族精神内涵灾难面前中西方文化差异讨论
民族精神内涵涉及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价值观等方面的精神特征。
面对灾难时，不同民族的精神内涵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中西方文化中，也存在一些差异。
首先，中西方文化在对待灾难时的态度存在一定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普遍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
当灾难发生时，人们更加倾向于独立自主的处理问题，而不是依赖于社会组织的帮助。
相反，在中国等东方文化中，社会组织的作用更加重要。
在面对灾难时，人们倾向于相互帮助，形成一个更紧密的社会团体。
其次，中西方文化在对待死亡和痛苦的态度也存在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对于死亡和痛苦的看法比较开放，人们倾向于接受死亡和痛苦是生命的一部分，尽可能地减轻痛苦。
而在中国等东方文化中，倾向于避免谈论死亡和痛苦，同时强调努力抵抗死亡和痛苦的到来。
最后，中西方文化在对待信仰和精神信念的态度上也存在一定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宗教信仰和精神信念的影响较小，人们更多地依赖于科技和现代化手段。
相反，在中国等东方文化中，宗教信仰和精神信念是强调的重点之一，人们更多地依赖于精神力量来克服灾难。
总之，中西方文化在面对灾难时的精神内涵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文化、历史、
传统、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造成的。
了解这些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民族和文化间的差异，并更好地应对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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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变论》是一部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的专著，但这个书名首先就是“反中国文化”的。
中国文化讲的是趋吉避凶，追求福气，受人欢迎的成语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吉星高照”、“财源广进”，“紫气东来”、“万事如意”，“步步登高”，“岁岁平安”，肯定不喜欢“灾”；中国文化又是安土重迁，求稳求静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天行有常”，“稳定压倒一切”，“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所以更不喜欢“变”。
“灾变”是晦气的词，很不讨人喜欢。
当今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作者及出版者为谋取利润往往要投读者所好，动之以情，诱之以利，蛊惑人心，吸引眼球……对“灾”“变”这样的字眼更应避讳。
因此，以“灾变”为书名更是不合时宜。
然而，这个不合时宜的书名，恰恰又是最切合时情的：近年中国大地震、雪灾、泥石流、大旱、洪涝、矿难，以及近日的上海火灾，就是又“灾”又“变”的铁证。
中国人无论怎样惧怕灾变，渴望逃避灾变，灾变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一次次向人扑来，而且愈来愈残酷无情、变本加厉。
这一系列的末世景象，似乎都在为刚刚出版的《灾变论》作注释，既证明这此书的观点及论证准确可信，也向人们提示这部书的现实意义。
在接近2012年的时候，《灾变论》与多灾多变的现状同时推出，互为见证，令人心惊，促人反省。
《灾变论》的副题是对这部书主旨的一个简要说明——“中国人的流离飘荡与救赎”。
作者试图解释中国文化的成因、演进以及其特性，进而寻求转型及出路。
“流离飘荡”一词表现的是对过去的“灾变”之描述，是对中国文化基本形态的概括；“救赎”是对未来有确据的盼望，是对这一文化转轨方向的认定。
一百多年来，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的书已经很多了，如何在世界视域中发现并认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众多中外学者作出了不同的努力与尝试。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看到中国人注重“面子”、“缺乏同情心”、“不诚信”等26个特性；鲁迅从批判中国国民性出发，揭示出中国人“无特操”、“做戏”、“精神胜利法”等特点，并以“无物之阵”隐喻中国文化所构成的氛围；费孝通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乡土中国”一说，力图解释中国文化的农业性和原始性；近年来，又有青年学者吴思的“潜规则”和余世存的“类人孩”等说法，寻求从社会与族性的角度解析中国文化。
这些观点都从不同的方面注意到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其见解诚然具有发现性价值。
但是，这些论述基本上是在同一个层面不同范围和角度的分析与认识，它们或为一些孤立现象的描述，或为某一类问题的综合，这些思考无论怎样层层递进、不断深入，终究都是平面化的，难有质的突破。
真正能够全方位地、透辟地、系统性解读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发现其根本缺失，首推今年由香港国际证主出版的任不寐的《灾变论》。
《灾变论》改变了过往的认知模式，将这样一种“以人为本”的反思方向翻转过来，置换为“以神为本”的认识过程。
因此，《灾变论》提供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认识模式，是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变革。
立场、观点、方法变了，则结论一定会变，因此，《灾变论》从族群问题出发，最后却终结于基督信仰下的个人得救；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经验反省开始，最后归信在上帝圣言的超验真理之下。
这样，《灾变论》以十字架神学的透视角度，全面重审、解析中国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中国文化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一．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灾变论》强调了“灾变”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灾变”作为解读中国文化的钥匙，由此开启认识中国的之门。
这样立论难免引人质疑：在人类历史上，哪一个民族不是苦难重重？哪一个时代没有灾难相伴？为什么要特别用灾变来定义中国文化？《灾变论》对此的解释是：灾变在中国的频繁程度和严重程度大大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灾变对中国人的打击之强、之深也是其他民族所无法相比的。
作者任不寐对大量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并比对其他国家的情况，得出了这一独到的同时也是令人信服的结论，《灾变论》一书中列出了许多重要历史材料作为佐证。
任不寐强调，灾变之于中国显然不同于其他各族，灾变在中国的作用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事件性的，灾变构成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底色。
首先，灾难频繁地、反复地发生，对生存一次次毁灭性打击，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为中国文化确定灾变的基调。
如春秋时期242年就发生战争448次，平均一年两场；战国时期较大规模的战争有200多场，几乎每年都有，这些毫无正义可言的兼并战争，在历史早期阶段给中国人心理投下了巨大阴影。
其次，灾难的强烈程度，破坏的严重性，以及从灾难中恢复的艰难，大大超出人的承受度，从而构成特别可怕的后果，如汉朝人口一度达到5959万人，汉末到三国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到1616万人，人口损失达70％以上，曹操诗里描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完全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而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在不断重演。
再次，未来的灾难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降临无法预测，人随时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不仅如此，灾难还是多样的，可能是水旱蝗灾、可能是瘟疫、可能是异族入侵、可能是内部动乱，总之，灾民随时可能大难临头。
灾变因无法预知，故此也无从躲避。
如此，“灾难的频繁”＋“灾难的严重”＋“灾难的不测”＝“灾变的结构性改变”。
灾难在中国不再是一桩桩孤立的事件，它自己就是历史本体！长期灾变给人带来严重的精神创伤，也令人对灾难反应过度，长此以往，就形成这个民族恐慌心理和忧郁气质，并进而内化凝固为一种次生灾变——即灾变的灾变。
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灾变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不仅是事实上的，也是感受上的。
只要比较一下中外大街上人们的表情就可以对此一目了然：欧美人的表情是轻松的；而中国人的表情则相对紧张。
今年南方网一篇报道说：“不要说和国外比了，就跟香港比吧，单说深圳人与香港人候车时的表情，香港人在电梯口、巴士站、地铁等地方排队时，表情都是平静而从容的，深圳人的表情都是紧张的、蓄势待发的、预备挤个你死我活的”。
这些最普通的生活经验，是华人所熟知的。
那篇报道的作者说“在公车上、商场里、政府办事窗口、电梯中、办公室格子间，我们都有可能面对一张冷脸。
”这张冷脸，可以视为次生灾变的精神外现，表明灾变不仅规定了中国社会历史结构，也不断积淀、内化，构成了中国人心理结构。
因此，从社会存在与精神存在两方面看，则“客观灾变”＋“精神灾变”＝“中国人的灾变存在”。
一个信用卡上没有存钱的美国人，可以活得很自在，若是一个中国人银行账上少于100美元，可能就惶惶不可终日了——请相信，这个中国人的灾变情绪是真实的！所以，即使在中国北宋时期，GDP占世界80％，有长达100年的和平，灾变仍然稳居中国人的意识中。
灾变，事实上已经成为唯一不变的中国人精神中的宇宙常数。
可以说，发现“灾变”构成中国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基础，是《灾变论》的重大理论贡献，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文化是非常有效的：1、“灾变论”解释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特色在灾变基础上，中国产生了世界史上最独特的巨型专制主义。
从人类历史来看，大国几乎都实行联邦制，如美国、加拿大等。
目前实行联邦制国家，覆盖了世界面积的二分之一和22亿人口。
像中国这样长期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古今中外可谓绝无仅有。
为什么只有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种大一统的强权体制？这样一种暴力的、非自然的体制？答案就在“灾变”里。
在灾变条件下，武力抢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因此，力量取胜、胜者为王就是第一选择和最终结局。
权力的获取不是民选，而是枪选。
在中国，这一无理的、非法的情形，经几千年的历史打磨加固，不仅成为可被接受的规律，甚至形成力量崇拜、胜者称王的社会共识。
即：依靠强权使政治定于一尊，产权归于一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种王权无限的状况，可谓典型的中国特色，欧洲的王室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
由于权力不但高度集中，而且极其强大，因此，政治就是暴力，权力高于一切。
这一情形至今在中国并未改变。
它的突出表现就是“官本位”文化，以及权力不受制约进而腐败成风。
中国文化这种崇拜统治者，向权力低头的情形与基督教文化可成鲜明对照。
摩西十诫规定了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神，以及不可崇拜偶像的绝对律令。
在中国因缺乏这种超越性的、直接来自上帝的要求，拥有权力者敢于僭越神位，径直登台受拜，攫取只有神能得到的荣耀。
攀上这一位置，唯有靠暴力支持；盘踞这一位置，仍须依赖暴力维持。
暴力是中国社会唯一的政治语言。
这样的暴力政治是西方政治理论不予承认的，他们的概念是：“政治的最低原则是和平和法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巨型专制政治由于在这个最低原则上，超越了这一政治底线，本质上是非政治的。
因此，《灾变论》称中国的政治为“前政治”，中国是从未政治化的“前国家”。
从它的实践上看，中国政治既无政治的合理性，也无政治的有效性，只有军事的有效性，因此历代中国王朝都可视为“无政府”状态的军管政权。
《灾变论》不仅解释了中国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生，更进一步解释了中国长期不变的国家政策导向、意识形态特色之成因。
巨型专制统治的维持首先需要解决灾变造成的灾荒与饥饿，因此“重农主义”成为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中第一项坚持不变的“基本原则”。
“灾荒”与“重农”在历史上不断互动并进，打造了中国“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形态。
统治者又藉“救灾”夸饰其对灾民的恩典，为“恩人执政”提供合法性来源，所谓“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之说，即是这种“恩人执政”生动而典型的表达。
2、《灾变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特色学术界曾长期坚持中国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这一观点，《灾变论》则截然否定了所谓中国的“农业”。
《灾变论》认为，中国从来没有达到“农业”的境界，中国的小农经济作为“自然经济”，不过是一种最简单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形态，本质上是停留在自在阶段的“原始经济”，仍处于“农业文明”之前。
因此，《灾变论》将中国的农业称为“前农业”。
任不寐研究发现，“完整意义上的农民并不存在，甚至地主也不过是官僚体制下的附庸……所谓农民不过是官僚农场上的农奴，而在动乱年月，他们则成为造反的流民。
农民不过是灾民的理想。
”任不寐的这一见解可谓新颖而深刻。
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的分析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多元私有制”的概念。
《灾变论》指出，在没有真正财产私有权的中国社会，当然不会存在这种多元私有制。
因为私有制不仅是一个经济事实，同时也必须是法律事实：即有至高无上的法律确认和保障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任不寐的结论是：在中国，“权力与它所占有的财产之间的关系，才是灾民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因此，任不寐将中国经济体制命名为“权力经济学”。
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来看，任不寐的这一论点是真正符合中国国情与事实的。
放眼当今中国社会，触目可见例证：典型的官商现象、“官二代”直接华丽转身为“富二代”……都是权力经济学的直接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