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历史观及其思想特征 转载

胡适的历史观及其思想特征

发布者：徐国利

内容提要：胡适的历史观研究是硕果累累的“胡适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点。本文将胡适的历史观概括为历史多元论与一元论的并存、历史渐进化和社会改良与革命之辨、民主主义的民众史观三个方面，对胡适有关历史发展的本质、动力、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历史的进化、社会变革的形式、历史的创造者等历史观基本问题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并由此对它所体现的多歧性思想特征与启示作一简要分析。[1]

关键词：历史的多元与一元；历史渐进说；社会改良与革命；民众史观；多歧性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想界的开风气的领军人物，不断深入研究胡适学术文化思想及其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转型中的意义，仍然是胡适研究和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想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应当说，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胡适研究洋洋大观，已然成为一门“胡适学”。然而，在此硕果累累、洋洋大观的“胡适学”研究中，由于学者们的研究价值取向和爱好各有取径，由于胡适研究的兴衰起伏与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界乃至政治界的潮流和风向息息相关，由此造成胡适研究中依然存在着一些研究的盲点和薄弱环节。其中，对胡适历史观的系统梳理和评述便是一例。检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胡适研究著述，不乏提到胡适的历史思想和历史观及其相类的文化观的，可是，以胡适的历史观为题作研究的论文或在专著中特设一节来专述胡适历史观的则凤毛麟角。[2]

造成胡适研究这一缺陷的主要原因是，胡适本人没有对历史的本质与构成、历史发展形式、历史动力和历史创造者等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作过集中的、系统的理论阐述。然而，胡适本人没有明说，并不等于说胡适没有自己的历史观。而且，认真阅读和梳理胡适在不同时期所写的文章和不同场合所作的讲演中对这些问题零散的、个别的阐述，我们还是能够大体看出他对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实际是有着较完整看法的。再者，历史观一个人思想的内核与根本，一位对历史没有深刻认识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思想家的，尽管他未必去系统和明白地道出自己的历史观。胡适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叱咤风云的思想家，作为一位对中西历史文化进行过大量比较的著名学者，自然也有着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不仅如此，胡适的历史观所反映出的“两歧性”乃至“多歧性”的思想特征，还能帮助人们更具体和生动地认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想转型的某些重要特征。

胡适说：“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人对于历史的见解。”[3] 那么，胡适对历史持一种什么样见解呢？我以为，概括起来大体包括三个方面。

一、历史多元论与一元论的并存

首先，胡适主张多元的“实在”史观。他说：“唯物的历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狭义的唯物史观则用经济的原因来说明历史）”[4] 当然，胡适所谓的“物质”是指实

用主义哲学所说的、人可以感知和经验的“客观实在”，它包括一切可以被感知和经验的社会历史文化事物和现象，既有物质经济的，也有精神文化的，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是不同的。所以，胡适认为，马克思主义从物质经济基础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因是一种“狭义的唯物史观”。同时，他主张历史本质和动因的多元论，反对历史的一元论，他说：“……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5] 又说：“我是反对历史单因论的。……[历史上的]意外往往比‘单因’——例如经济、色欲、上帝等等——更为重要。”[6]

然而，胡适对历史的本质与动因的认识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主张历史本质和动因的多元论，同时，又强调文化思想在历史中的主导地位和决定作用，认为文化思想的革新是政治革新的基础。这从他对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变革关系的大量阐述，还有他一生努力不懈从事文化思想革命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如，他说，自己参与新文化运动，通过《新青年》来进行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就是“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7] 又说：“我们至今还认定思想文艺的重要。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子孙——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8] 在这里，胡适是将思想文化的革新视为中国现代政治变革的基础，没有思想文化的革命做先导，就没有中国政治的彻底变革。诸如此类的言论，大量在存在于胡适的著述中，举不胜举。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文化观念，使得胡适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思想的研究和自由主义政治的宣扬，并由此奠定了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文化思想的革命者和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历史的一元论会导致历史必然论（历史决定论），而历史的多元论往往带来历史偶然论（历史非决定论）。由于胡适在思想深处对历史的本质和发展动因的一元性和二元性存在模棱两可和似是而非的认识，这便带来了他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也存在矛盾的看法。他说：“一个国家和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拾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9] 讲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讲任何历史事物的发展都是以往历史事物发展的结果，显然是一种历史必然论，即历史决定论。这种历史认识主导着他的认识论和学术方法论。胡适一生宣扬和谈论的学术研究基本方法论有两个：“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历史的态度（方法）”，其中，“历史的态度（方法）”（他又称“祖孙的方法”）便是以他对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关系作为理论依据之一的。胡适说，所谓“历史的态度”，就是“从来不能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它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10]

可是，胡适又没有将的历史必然论（决定论）贯彻到底。他在看待许多历史问题时，往往又看重历史的偶然性因素或力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如，他在分析宋元明清新儒学复兴运动时却又说，这场中国现代文艺复兴运动，“并不是桩有心推动的运动。这是半有心、半无心地发展出来的。原来各种时代的一切文艺复兴运动，一切思想变迁，宗教改革，乃至一切文化生活的变迁，都是如此。”[11] 把人类的一切文化生活（即历史）都视为是“半有心”和“半无心”地发展起来的，这不又是一种显然的历史发展偶然论（历史非决定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