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与海陆丝绸之路

日本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与海陆丝绸之路

作者：周菲菲

来源：《东疆学刊》2016年第01期

[摘要]《宇津保物语》是日本平安时代的王朝物语文学，也是最早的长篇物语体小说。其内容主要描绘了贵族俊荫一门对大陆乐器的学习与传播。作品中，对丝绸之路、西域风物的描写占了相当篇幅，尤其是围绕琴元素的大量叙述涉及西域元素、儒释道典籍与意象，而关于南风与波斯风的描写更是体现了作者对于海陆丝绸之路文化的认知与向往。在作品中，琴这一元素象征着日本对来自西域、唐土的丝绸之路文化的接受。而其中浓厚的唐土崇拜色彩体现了该作品的文化价值观，即唐土文化正统性。这也正是平安时代物语文学接受丝绸之路文化的特点。

[关键词]《宇津保物语》；物语文学；海陆丝绸之路；琴；日本平安时代

《宇津保物语》是日本最早的长篇物语体小说，大约成书于平安时代中期的天禄（公元970-973）至长德（995-998）年间。其形式与风格都对日本后世的物语文学有相当影响。诞生于平安时代中晚期的《枕草子》和《源氏物语》都曾引用该物语中出现的和歌与故事情节。相对于使用汉文写作的日本汉文学，王朝物语一般被视为立足于日本固有文化、在王公贵族情趣中产生的文学。然而，王朝物语文学中其实也充斥着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对以中国为首的大陆文化无尽的向往。尤其在早期的《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里，对丝绸之路、西域风物的描写占了相当篇幅，洋溢着对漂洋过海探索丝绸之路的想象。《宇津保物语》主要描绘了贵族俊荫一门对大陆乐器——琴的学习与传播。在第一卷《俊荫》中，俊荫作为遣唐使被派遣到中国时遭遇海难，漂流到了波斯，从此奇遇天马、乐人、天女、仙人乃至佛祖。其后携宝琴回到日本，乃至一族繁盛。

《宇津保物语》主人公俊荫所走的正是丝绸之路音乐东传的路径。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发达，不只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民族文化，也吸收了西域各民族文化，并吸引了日本优秀学人渡海而来。这些学人从中国间接吸收到西域的文化艺术，并将其带回日本，使其大放光彩。日本遣隋使、遣唐使中常有乐师、画师随行，其使臣中亦不乏音乐名家。日本仁明朝（834-850年）使臣藤原贞敏原是琵琶名手，来长安后，更虚心向中国刘二郎学习，研究琵琶技艺，再求进步；由此唐代乐器也随日本归国使众，流传东瀛。

《宇津保物语》中所出现的文物众多，其宗教色彩强烈，世界观博大深奥。在日本，河野多麻以初卷《俊荫》为例，分析了其中的佛教信仰元素。近年来，有些学者对其中出现的树下弹琴图、中国传来的宝物即日语所谓“唐物”等大陆元素进行了研究。台湾辅仁大学赖振南在分析《宇津保物语》中的琴与阿修罗之关联的基础上，指出作者是借用了遣唐使这一文化触媒，在将中国文化纳入视野的前提下，通过对琴的尊崇与赞美，艺术性地叙述了中国以外的亚洲世界。而井上正、吴毓华则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角度分析了其与君子文化的关联。还有西本香子、室城秀之从“俊荫女”这一人物出发，分析了琴与日本传统文化中巫女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关

系。石田百合子则在论文《飞空之琴——宇津保物语的佛画印象》中分析了物语情节与以敦煌壁画为首的佛画的亲缘性。尤其是山口博更进一步，在著作《平安贵族的丝绸之路》中从世界史的角度，指出包括《宇津保物语》、《竹取物语》等日本古典物语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丝路元素。然而，山口博的著作虽然视野广博，但是其考证缺乏力度，没有引起日本学界的足够重视。

目前，国内对于《宇津保物语》等作品研究甚少，一般只是在平安物语文学这个大范畴里作为例子提到。北京大学丁莉从“唐意识”的角度出发，阐述俊荫一族飞黄腾达的原因在于“唐”在当时日本所象征的绝对权威性。北京外国语大学张龙妹从贵族女性角度出发，分析了物语中女性以琴立族的构思。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赵树槐则从“孝思想”出发，分析了儒教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然而，《宇津保物语》作为物语文学内涵丰富的西域元素与浓厚的丝路色彩这一最大特色，却尚未得到介绍和研究。本论文将着眼于这一点展开论述。

一、树下乐人与金银平文琴意象中所见西域元素

俊荫是清原王与皇女的独子。他自小就因天资聪颖、才貌双全驰名于贵族社会乃至皇室之中，并成为秀才，官拜式部丞。其时，皇室要组织遣唐船出使大陆，并派遣学问优异之士前往唐土学习，年仅十六岁的俊荫便被任命为船队副使。日本与中国虽然是“一衣带水”，但以当时的航海技术，乘船前往中国危险极大。身为独子的俊荫与父母洒泪别离。果不其然，船队开出外海不久就遭遇暴风，其中两艘船在海中沉没，唯独俊荫所乘的船被狂风送到了遥远的波斯国海岸。

在平安贵族的文学作品中，对于乘船渡海情况的记述不多，只能找到对日本濑户内海、琵琶湖的记载，最远也不过是到日本近海。而《俊荫》开篇记载的航海、沉船、漂流等类似《一千零一夜》主人公历险的情节，在当时的日本文学中是极为特殊的。《宇津保物语》以这个令当时日本人瞠目结舌的开篇，带领读者与俊荫一起踏上陌生的波斯西行之旅。

《宇津保物语》里的许多情节与《大唐西域记》以及《偏昔物语集》有相似之处。

孤身一人漂流到波斯海岸的俊荫流泪祈祷，“观音菩萨，请救救我吧”。这时忽然出现一匹配鞍的白马驮起俊荫凌空飞跃，到了一片清凉的梅檀林，放下俊荫后便消失了踪影。白马救人这段情节，与《大唐西域记》卷十一中“僧伽罗国”中的一段记述类似。后者讲到，“五百商人人海采宝，风波飘荡遇至宝洲”，而宝洲是“五百罗刹女之所居”，她们“恒伺商人至宝洲者。便变为美女。持香华奏音乐”。僧伽罗便告诉诸商人向天马求救，据《大唐西域记》所载，此时“天马乃腾骧云路越济海岸”。同样，《今昔物语集》第五卷第一话，也讲述了由观音派出的白马拯救商人们的故事。《宇津保物语》中俊荫为白马所救之后，遇见乐人弹琴，虽然与美女“持香华奏音乐”画面上大相径庭，但结构上有极大的类似性。但《今昔物语集》成书时代在平安末期，比《宇津保物语》要迟很多，可见，两者都直接受到了佛教故事的影响。而白马救人后所到达的目的地选择在格檀林这样具有西域色彩的地点，应该也是作者自佛教典籍处得来的灵感。佛教典籍大正藏第一册《大楼炭经》就提到须弥山“复有丛树名梅檀。广长各二千里”。

俊荫在梅檀树下看到了三位坐在虎皮上弹琴的乐人，他在日本国时本就钟爱古琴，曾悉心练习。于是在三位乐人的邀请下住了下来，致力学琴。

对于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贵族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对波斯国和波斯人的认识，来自于隋唐的典籍以及曾到访中国的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接触长安等地的波斯寺庙、胡酒、胡姬等的间接经历。当时的唐朝作为东亚的文化中心，也是传播波斯文化的重要媒介国。奈良正仓院《未分经目录》所藏《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书籍对丝绸之路的记述甚多。不仅如此，据Bruce Darling考证，正仓院所藏的“白玛瑙火钵”及鸟首形注口漆胡瓶等宝物都有明显的西域大陆色彩。

梅檀树下三位乐人演奏古琴的场景，与日本奈良东大寺原正仓院北仓所藏的金银平文琴上所纹的装饰图有惊人的类似性。这面金银平文琴正是物语内容里的七弦琴，记录在圣武天皇献纳遗爱文物《东大寺献物帐》里。其于弘仁8年（公元817年）进入正仓院，腹内有铭文“乙亥之年季春造作”。《宇津保物语》的注解里写道，“三人齐座弹琴游艺”，这句描述与金银平文琴上的绘画极为相似。金银平文琴正面上端的装饰图画着三人鼎坐树下，腰下所铺者为虎皮纹样；中坐者弹阮咸，左坐者抚琴，右坐者则饮酒，周围还有孔雀等鸟类。三位乐人上方云山飘渺，左右各有一位执幡骑乘鸾凤仙人。方界下方是金银平文所绘树林，其中有两位胡人面貌、着胡装之人应当来自西域，他们一个执觚饮酒，一个鼓琴作乐。而琴的背面左右双龙飞天，尾部侧面绘有马形神兽，令人联想到《宇津保物语》中背负俊荫的白马。

长期以来，日本学界一直认为这面金银平文琴是唐代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文物，这种观点也被我国一些专家学者认可。然而，郑珉中在对其形制、工艺、风格的细致考证下提出了异议。郑珉中认为，金银平文琴的制作渊源于我国的宝琴，但是融入了日本的传统工艺和独特创作，是一件日本的模仿之作。他还特别指出，唐代的庭院弹琴图中，人物前方必有飞禽一只，似传说中的凤凰形象，以喻“肖韶九成，凤凰来仪”之意，而金银平文琴中的飞禽却是一只孔雀，与“凤凰来仪”之意不合。

古都奈良在扼守海陆丝绸之路的延长线上，可以说是古都长安向东传播文化交流的枢纽。金银平文琴这件由圣武天皇献纳的唐代名琴，既有宗教性的神秘色彩，又有道家隐逸思想所描绘的世外仙境，同时还有高鼻深目、毛发浓密、身着胡装的西域人士弹琴交觥。

由上可知，琴本非胡乐，而日本的金银平文琴与《宇津保物语》中描绘的琴却有着丰富的西域元素、浓厚的西域色彩。他们有着同样的特点，即串联了不同的主题，展现了多元的风格。作者安排俊荫所乘之船遭难、漂流，让白马将俊荫送上了丝绸之路，而俊荫自此所遭遇的各种事物，都融入了海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融汇的特色。

二、由阿修罗削桐为琴所见《宇津保物语》对儒释道典籍与意象的接受

春去秋来，俊荫听到林子西面远远传来斧头伐木的声音。于是他决意去寻找树木的所在地，以之造一张琴。上路后第三年的春天，俊荫终于来到一座险峻高山。在其千丈谷底生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