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宗朱、反朱抑或超朱之争讼与辨正

船山宗朱、反朱抑或超朱之争讼与辨正

作者：陈力祥杨超

来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02期

摘要：自船山殁后以至于今，学界围绕船山学术旨趣争讼已久，诸种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然细考之，均有偏阙，亦无有公论。船山与朱子之间关系的判断，制约、甚至决定着对船山思想渊源、学术旨趣之定位。依已有之成论，在宋明学术的框架中，船山学说与朱子学说关系归结为：船山笃守朱子学、走出朱子学与超越朱子学三种，由此可将船山学术旨趣化约为：船山以理学为宗、对朱子理学的倾覆以及集道学之大成三种争讼观点。宜以整个思想史的视域，将船山之思想视为朱子学说之反动，即对于朱子在理学开新的过程中丢掉了原始儒家的精髓、失去了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之意蕴的“反动”，从而将船山学术旨趣追溯至尽“明人道”的先秦孔孟之正学，从而肯定船山以复先秦之古为解放的正面价值。

关键词：王夫之；朱熹；船山学术旨趣；返本开新

船山生前曾自提墓志铭，在对身后之事稍作交代之后，其为自己的生平作出总结：“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以永世。”[1]126在铭文中我们不难发现船山对明朝覆亡无比之心痛与遗憾。此外，其看似很清晰地对自己学术渊源做出了交代：对横渠先生之学说心向往之，虽不能全至，但着实已经用尽全力，在这一点上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但由于船山所处时局之复杂、身世之浮沉前所少有，这决定了船山从事著述之心境与往者有别：其思想兼收并蓄、特立卓行，其著述又遭人为篡改撕裂①；加之其殁后二百余年，文不显见于世，故后人难以全面把握。此诸多缘由使得学界有关于何为船山所言“正学”（即其最终的学术旨趣）之解读迥然各异，无有定论。

对船山与朱子关系判断是追溯船山思想渊源最重要的因素。船山服膺于横渠先生之学说历来少有争论，然问题犹存。船山曾说过：“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2]11。但后世少有关于船山在时代变局之后，对“横渠之正学”谓之“正学”作何种阐发之追问。除横渠先生之外，在船山之前，思想之星空尚有不少璀璨之明星，其中最为耀眼当数朱子与阳明。船山对“陆王乱禅”之批判可谓不遗余力，然其缘何不“希朱子之正学”？船山对朱子之态度看似举棋不定、模棱两可，学界于此处之争议亦甚为焦灼。而对船山与朱子关系的判定，又是影响船山思想渊源追溯的至关重要之依据，亦可以作为解读船山学说特色所在的重要凭借。

知其父者莫若其子。船山之仲子王敔，整理并刊行船山遗书二十余种，并首为船山作传。王敔在《大行府君行状》中论及其父学说之渊源及心路时有言：

亡考慨明统之坠也，自正、嘉以降，世教早衰，因以发明正学为己事，效设难作折；尤其于二氏之书，入其藏而探之，所著有《老子衍》、《相宗》、《论赞》，以为如彼之说，而彼之非自见也……至于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阳明之谬，斥

钱、王、罗、李之妄，作《思问录内外篇》，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颜于堂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1]73

与船山寥寥数语的自述相比，其子王敔的传记显得颇为详实。“六经责我开生面”，使先秦之“六经”再次焕发生机，于船山而言责无旁贷，故船山自辛卯迄辛未的四十余年中以昌明“正道”“正学”为己任：首先，发明“正学”，入虎穴得虎子——重新解读佛老之经典使其不攻自破，以应对二氏之挑战；次而，吸收理学“濂、洛、关、闽”四大支流中儒学正统之学说，以纠正诸如陆王心学及阳明后学儒门异端之谬误；最后，直探儒学之本源，废虚返实——不得已而依横渠先生之言阐明天道废除虚妙之说在《正蒙注》开篇序言中船山亦有言：“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圣，故尧舜之仅有禹、皋陶，汤之仅有伊尹、莱朱，文王之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则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圣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奖大心者而使之希圣，所由不得不异也。”（参见《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岳麓书社，2011，第9页。），“又谓张子之学切实高明，《正蒙》一书，人莫能读，因详释其义，与《思问录内外编》互相发明”[1]74。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船山之子王敔的观念之中，朱子对船山思想形成过程中有过正面之贡献，但与横渠先生及横渠先生背后的“正学”相比又微乎其微；此外，以朱子学说为代表的理学，其核心是对形上“性与天道”的追问，是关乎心性之说形上的架构。船山亦有许多关于此的表述，王敔却有“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说法，此中又有着怎样的内蕴？

自王敔以后，学界关于船山与朱子关系的论述，及其视域下对船山思想渊源的追溯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流。可以发现，对船山与朱子关系的判断，制约乃至决定着对船山思想渊源、取向的定位。

一、笃守朱子说：船山学说以朱子理学为宗

不确定性、无限多种可能，方才给人以随意塑造的自由。不论是船山先生本人，亦或是其子王敔，对船山先生与朱子的关系，以及对船山思想渊源的追溯，都没有盖棺定论，从而为后来者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清代中叶虽对船山关注较少，但仍有后学者读其书，钦慕其人其学，并为之作传作注。清官修史书，多认为船山学说“羽翼朱子”、以朱子之学为宗。其中《清史列传》有言：

杜门著述，其学深博无涯涘。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皆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朱子……惟其门人未有，殆庶世之信从者寡，道之诚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又不二百年而邪说炽。因推本阴阳法象之状，往来原反之故，反覆辨论，所以归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3]5267

《清史列传》称汉学为船山之门户，宋学则是船山所宗之学说，船山著述之动机在于借横渠先生、朱子等力辟上蔡、象山、姚江之邪说。（同治）《衡阳县志·王夫之列传》则更胜一筹，直接将船山学问旨趣定位于朱子：

有明一代，皆以词章、性理迭起迭胜。其或论典章，考六经，则茫味不知其原。夫之天性高朗。自明亡匿居，无所为生，一力于经史。其所著书四百余卷，几八百余万言，无所不通，而大抵以张载、朱熹为宗……继往学，开来者，夫之力也。惜其足迹不出里巷，故颇承宋、明之师法。[1]112

与《清史列传》同出一辙，在关于汉宋学说的轻重取舍上，（同治）《衡阳县志》认为船山重“宋明之师法”，认为船山对朱子学说甚为尊崇。

晚清之际，得船山诸多同乡士人之共同努力，船山之书刊刻出版，重见天日。一时间为其人作传、为其书作注作疏、奏请船山从祀文庙者均渐有之。郭嵩焘尊信而笃好船山学说，为使船山从祀文庙，其向朝廷上奏曰：

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暗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生平践履笃实，造次必依礼法，发强刚毅，大节懔然……尤于陆王学术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严，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4]351

基于当时朝廷思想禁锢之压力，使得颇受争议的船山从祀文庙绝非易事。故在郭嵩焘的笔下，船山笃守“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而船山代表之作《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亦是对朱子学说之补充，船山学说亦是以铲除异端，匡扶世道人心为价值旨归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十年冰封的消融，船山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关于船山思想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高潮时期。80年代以后，学术氛围逐渐宽松。理学与反理学、尊朱子之说与反朱子之说，成为有关于船山思想争论的焦点之一。总体而言，在建国后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学者基本上呈持船山反理学、反传统“进步”的观点一边倒之姿态，而鲜有人论及船山对传统的承续、对理学吸收有其“局限”的一面。

然此种声音盛，并不意味着彼种呼唤衰。此段时期，仍有不少学者主张船山属于理学范畴。其中张恒寿先生率先依据南轩先生及朱子之论述在《略论理学的要旨和王夫之对理学的态度》里，将理学之特点规约为两个方面：其一，理学反对没有学术根基的功利政治及训诂词章之学；其二，理学反对虚幻的佛老之学。据此，张恒寿先生认为理学之要旨有二：首先，世界是真实而不是虚幻的，人的道德在宇宙中有其根源；次而，道德不仅限于内省修养，还应体现在人伦日用、治国救世的功用之上。基于此，船山毫无疑问应属于理学体系，而不是反理学的：船山于横渠先生最为推尊，但并不意味着其排斥程朱，他只是不同意程朱的一部分主张。总而论之，船山思想和程朱思想是没有大的区分。理学虽由反佛学兴起，但并不凡是反佛学的都是理学。黄宗羲、王夫之对范缜的评论，即是其证。因此，不可草率地将张载归为王充、范缜一派。此外，理学家虽多受佛学影响，但二者有本质性区别，应实事求是地分析评论，不宜断章取义指其为禅学，由此判定船山否定理学。参见张恒寿：《略论理学的要旨和王夫之对理学的态度》，《社会科学》，1982（4）。张恒寿先生较早地发出不同论调，有理亦有据地指出船山先生对理学的尊崇，发近人之所未发，其影响亦极大。紧随其后，蒙培元先生在《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