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达功能对等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

奈达“功能对等”对翻译实践的指导

奈达的翻译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随即在中国翻译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其“功能对等”理论更是为人们所极力追捧。

总结奈达的“功能对等”或“动态对等”理论，其主要将传统意义上翻译，即原文与译文的比较，转移到二者的过程比较。翻译的目的是不再是追求形式的对等而是转向“功能对等”，即译文接受者与译文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与原文的关系大体一致。换言之，功能对等强调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应等同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其次功能对等要达到的翻译目标是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Nida & Taber, 1969），把原语文化背景下的行为模式转换成译入语文化背景下的行为模式。由此看出奈达主张意译,主张“归化”。

掌握了功能对等的基本定义及要求，那么在指导翻译实践的具体操作上，奈达提出了改变语言形式的6个条件（原书38-38页），当然若直译或形式对等可以达到指称意义与关联意义在功能上的对等，则无须在形式上进行调整。在此指称意义（designative meaning）指“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的基本特征的抽象概括。”而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是“指附加在指称意义上的意义，是语言符号唤起收讯人对其他事物的联想”。简而言之，指称意义指词的确切和字面意义，而联想意义往往指词的情感与隐含意义。

第一条：当形式对应可能导致指称意义传递错误时，则译文需做出一定调整，或可保留直译，但需加脚注解释可能造成的误解。

例如：

SL：Nevertheless we are at a critical time for this species.(选自China’s Panda Reserves)。

TL1：但是，我们正处在熊猫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TL2：然而大熊猫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在这一例中，原文的意义指熊猫这一濒危物种处境不佳的现状，而译文按照形式对应的方式译，表达的意义却是“人类正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完全误解了原文的指称意义，因此应在译文中做出调整，应译为“大大熊猫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第二条：当形式对应造成内容无法理解，如指称意义模糊难辨，译文需做出一定调整，除非原文故意造成模糊难辨，则可以保留直译，但需加脚注说明保留模糊难辨的原因。

例如：

SL：I’m the youngest son, and youngest son but two.

TL: 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董秉山译）

如果采取直译，如“我是最小的儿子，但是此外还有两个。”则原文完全无法理解，指称意义也难以辨别。这时就需要通过分析上下文，找出原文所指的意义，即“还有两个妹妹”。

第三条：当形式对应造成语义及句法上均晦涩难懂，导致大部分译文读者无法理解，则译文需做出一定调整，也可以在导言或脚注处说明调整的原因。这一类问题经常存在于科技类、学术类文本。

例如：

SL：But “intention” is h ere not to be understood in a narrow sense; it is simply a recognition that readers “are dealing with intentional beings”（翻译文体学研究，见原书P33）

TL：但是“意图”在这里不能狭义地去理解；简单讲，就是承认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是在处理一些设定的存在（人物或情节等）”

原文的确不好理解，后半句在翻译时如果直译成“它仅是承认读者在处理一些设定的存在”，则读者就很难理解，是在什么情况下，处理什么设定存在。因此在翻译时应根据语境添加一些内容，补充抽象概念下的具体内容，如人物、情节，就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第四条：当形式对应可能导致原文联想意义的严重曲解，或失去了原文文体价值，则译文需做出一定调整，以在译文中反应原文的联想意义。

例如：

SL：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 a cold.”

TL：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刘宓庆译)原句如果直译为“他的想法受他人影响，有了一个想法就像得了感冒一样”，形式对应，则不仅意义很难理解，严重扭曲，而且原文的文体价值，即运用的比喻手法也牵强难懂。这时翻译时就必须做出调整，要在理解了原文意义以后进行意译，如TL，不仅表达了原文的意思，还将原文文体价值很好地体现出来。

第五条：对译文调整的程度取决于译文所采取的方式，如供阅读和供舞台表演的戏剧，或如书写体与口语体的转化。这一点强调的是译文的功能性。

例如麦斯威尔的广告语：Good to the last drop，官方译文是“滴滴浓香，意犹未尽”，原文的直译就是喝到最后一滴味道依然很好，官方译文采用了一种更加朗朗上口的四字对，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对中国消费者能起到更好的宣传功能，为达到这样的功能，译文在形式上的调整程度就比较大。

第六条：对原文翻译时，在解码的过程中不得不在所有层面，如音韵、词法、句法及段落均作出相应调整。例如诗歌的翻译。

例如：《诗经•采薇》节选、英译文及英译文的回译。

昔我往矣，When I left here, 离家之时，

杨柳依依。Willows shed tear. 杨柳落下离别之泪。

今我来思，I come back now, 今日归家，

雨雪霏霏。Snow bends the bough. 大雪压弯了树枝。

行道迟迟，Long, long the way, 道路漫长，

载渴载饥。Hard, hard the day。生活艰辛。

我心伤悲，My grief overflows. 满心悲伤。

莫知我哀！Who knows? Who knows? 谁知？谁知？

(许渊冲译) （笔者回译）译文看似在形式上与原文达到对应，但是通过译文的回译，可以看出，译者基本属于改写，如“杨柳依依”意为杨柳落泪，“雪霏霏”译为大雪压枝。但是若按照直译，则译文会显冗长，缺乏诗歌应有的韵味与美感。例如：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drooping with spring,

we come back in the snow,

we go slowly, we are hungry and thirsty,

our mind is full of sorrow, who will know of our grief? （Ezra•Pound 译）

奈达强调“读者反映”，则许渊冲的译本更具有诗歌的美感，在押韵如here, tear; now, bough，以及对应如long, long与hard, hard等各方面都更像一首诗，达到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感受能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感受大体一致，可谓非常精彩的译文。

奈达的改变形式的6个条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理论性的概括性的分析，对我们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就笔者的拙见，这6点有一些重叠，如第一点与第二点，都在论述形式对应对指称意义的影响，无论是造成错误或模糊其实在翻译实践中就是一类问题；其次，是否有必要将一个问题复杂化分成6点分析。虽然笔者翻译实践不够多，但是也能观察出某些特定的翻译套路，很多情况下，我们如果通过直译就可以有非常好的意思，则无需考虑形式的变换等技巧。但是往往让我们的思维停滞，不知如何翻译之时，也就是直译讲不通，晦涩难懂之时或文体类型受限（如诗歌、喜剧等），则需抛弃文本的形式，译文只要能准确表达出原作作者的意思（或体现相应文体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文体特征，如诗歌）即可。那么笔者认为这样的方法应该就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使用直译还是意义，而无需在翻译时出现问题就套进这六点，有点多此一举。

参考书目:

Nida,Eugen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Netherland-ds: E. J. Brill, 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