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科举兴学堂

废科举兴学堂：清末袁世凯何以成为教改急先锋

2010-11-24 13:54 中国新闻网我要参与(5)

袁世凯以出卖戊戌维新派、复辟帝制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人物。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大量史实论证了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历史的前进“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P51)。其经济思想和措施“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

响”[2](P83)，特别是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较快发展[3](P116)。也有人概略地提出“其教育观点是进步的”[4](P208)，却未加以论证，连基本的史实也语焉不详。其实袁世凯在清末，曾利用手中的权力议废科举、兴学储才，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近代教育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笔者不揣浅陋，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袁世凯早年接受的是传统的文化教育，曾两度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一怒之下，他烧毁所有的书籍，决心投笔从戎。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5](卷一P4-7)1881年5月，袁世凯投身于淮军将领吴长庆幕下，在朝鲜“壬午兵变”中崭露头角.朝鲜国王要求清政府派他帮助朝鲜编练新军，“指授一切教练事

宜”[6](P23)。袁世凯受命后，“草创章制，编选壮丁”，延请在德国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王得功为教官。经过月余的训练，这些士兵就“技艺娴熟，步伐整齐”[5](卷二P2)。袁世凯也因此深感西方军事教育的先进性，萌发了改革中国传统军事教育的思想。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随军帮办粮台，目睹了清军的腐败无能，认识到：“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指出要改变这种情状况，必须“广设学校，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使将士学会枪炮用法，战阵指挥;同时选派年富力强的将士“出洋游历学习”

[7](P218-219)，提高将士素质。1895年12月，袁世凯到达小站后，立即提出应以“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并着手建立了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次年5月开学。还每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1/3(约白银200两)作为奖学金，以奖励品学兼优者[8](P38)。6月，又开办了讲武堂，轮流抽调在职哨官和哨长“听讲行军攻守各法” [8](P88)。袁世凯本人也悉心讲求西法，对军事训练中的每一个号令，“无不心摩手订” [8](P5)，虚心向洋教习请教。他还重用受过系统军事教育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袁世凯任命的第一批队以上38名军官中，武备学堂毕业生占27人，武备学生成为新建陆军的骨干力量。在这些军官带领下，经过三四个月的训练，这支军队就显得“整肃精壮”，“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 [9](卷一)。俄、日等国武官到小站观操后，也“诧其军容之

盛”[10](P338)。

军事教育改革初见成效，给袁世凯极大的鼓舞。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后，山东一时成为清王朝的政治中心，清廷和各省督抚的函电都由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转达。“交涉案件沓来纷至，棘手异常，每拟选员分办，辄至无可任使”[11](P105)，使袁世凯倍感培养具有近代知识人才的重要性。指出只有“亟思变计，兴学储才”，使人材辈出，才是“图治根本”，把改革科举制度，兴办学堂，培养人才提到了治国根本的高度。为此，他于1901年4月向朝廷复陈变法新政时，就提出了变科举的主张。他认为：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上千年，几乎和整个封建制度连成一体，已呈“积重难返”之势。如果骤然废止，必有“浮议挠之，锢习蔽之”，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建议旧科仍按期举行，“不必一旦全废”，只将“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二成，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使广大的士子了解朝廷废科举倾向，而且实科取中者也一体给予功名，从而引导广大士子“争自濯磨”，进入学堂读书，“皆渐勉为有用之材”。当学堂渐多，成材的人增加，再将“旧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额概行废止，一并按照实科章程办理”，从而彻底废除科举制度。显然，袁世凯考虑到了改革科举制度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关系问题，主张在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逐渐废除科举制度，以实现科举“不废而自废”的目的，而不是“操切以图”[12](上册P271-272)，从而有利于减轻改革给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袁世凯的主张得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位重臣的热烈响应。1901年6月，刘、张二人在第一次会奏变法事宜一折中提出了比袁世凯更为积极的废科举主张，即“分乡会试中额，以为学堂中所中举人进士之额”[13](卷二十七P23)，逐渐递减科举，以期10年3科减尽。

在朝野上下，一片废科举的呼声中，清廷被迫作出些许让步，于1901年8月29日宣布：“著自明年为始”，乡会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而改试策论 [14](第一辑下册P129)，终于在废科举的道路上重新迈出了一步。但袁世凯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废八股改试策论，“究非实诣可比”。一些人“泛览翻译之新书，或涉猎远近之报纸，亦能侈口而谈经济，挟策以干功名”，不仅考取者“没有实在学问”，而且“群相率为剽窃抄袭之学”，势必使许多人“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苦”，成为学校发展的严重障碍。鉴此，他于1903年3月联合张之洞会奏递减科举而专注学堂。在奏折中，他们强调指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建议尽快地废除科举制度，“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体现了袁世凯等人要求废科举的强烈愿望。但为了减轻改革的阻力，他们又提出“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并为旧日举、贡、生员“宽筹”出路：建议让30岁以下“易于改业”的，进入学堂学习;30至50岁的，“可入仕学、师范速成两途”;50至60岁和30岁以上不能“入速成科”的，每科大挑或拣发一次，考中者“用为知县佐贰杂职”;60岁以上的，“酌给职衔”[13](卷二十九P7-9)。

日俄战争后，日俄两国由敌对走向联合，重新调整了在我国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对中国构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袁世凯又一次“主稿”请废科举，于1905年9月，“电商鄂督连衔”会奏[14](第二辑上册P116)，称：目前“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如再迟之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只有毅然决然，先停科举，才能推广学校，“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 [13](卷三十一P57)。表现出袁世凯等人要求废科举以推广学校的急切心情。

从以上三个奏折可以看出，袁世凯废科举的思想，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把科举制度的废除作为推广学校教育的重要手段。在洋务运动中，由于“科举不废，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使得推行了多年的洋务运动成效不着 [14](第一辑上册

P603);维新运动中，康有为等人主张“俟学校尽开”之后，才徐废科举[14](第一辑下册

P78)，使士人皆有观望之心，同样不利于学校教育的发展。袁世凯在总结和吸取以前教育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力主尽快废除科举制度以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全国上下确见朝廷“裁减科举、归重学堂”的意向，使人人“争自濯磨，相率而入学堂，以求实在、有用之学”[15](P13)。显然，这一主张更有利于推动改革的进程。

当然，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还和袁世凯在清末政坛中纵横捭阖，地位显赫有关。1901年11月，袁世凯调署直隶总督后，旋即参与政务处筹办新政，翌年即实授直督，兼任商务、路政、电报、练兵大臣等头衔，一时成了清廷唯一的畿辅重臣。1904年前后，“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 [16](P468)，以资取决。而恰恰在此期间，袁世凯联合其它督抚请废科举。虽然“朝士攻之尤力” [17](P6)，但清政府还是认为袁世凯等人“所陈不为无见”，并于1905年10月下令自丙午科(1906年)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废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 [12](下册P1191)。从而使废科举这一几代人为之奋斗而未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在袁世凯等人的努力下，被废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