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瓷的烧成温度(高阿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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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瓷的烧成温度
(高阿申)
以瓷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挂釉、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瓷器”,在当今陶瓷专著上被界定为:“瓷器经1300℃以上高温烧成,胎体烧结后呈白色或灰白色,致密坚硬,扣之能发出清脆的铿锵之声。胎釉结合紧密,釉层不易剥落,几乎不吸水。”[注5] 有的辞典则铮铮有声地把“瓷器”说成“经过1300℃左右的高温焙烧;烧成后胎质坚硬致密,色白,透明或半透明,叩之有金石之声”。[注6]还有的把“瓷器”细化为“断面具不吸水性”、“吸水率为0-0.5%”。[注7]
用心读后会发现,上述释义缺少古代的烧瓷科学,不仅如此,还缺乏古代先民对“瓷器”的审美意识。因而,这些释义反映出的仅属现代人的“瓷器”理念。而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人们较看重的则是瓷器上的釉色、釉质,其次才是瓷化程度以及胎骨的美与不美。至于对“火候生熟”的把握,古人断无能力以绝对温度为方圆,能依靠的仅有“火照”。也就是说,人们通过“火照”上所反映出来的釉色釉质,来决定火候的生熟以及瓷器的成或不成。故每次“陶成”,须用去“火照”数枚,以作反复的探、验。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再无其它可估模出高温的手段。因此,认定汉唐以来大江南北各瓷窑,大凡把烧成温度都控制在“1300℃左右”、并保持长久不变的结论,显然是神话,不符合客观历史。
显而易见,“瓷器经1300℃以上高温烧成”及“烧成后胎质坚硬致密,色白,透明或半透明”的释义是不真实的,它过于科学、过于超前、过于牵强。尤其是“烧成后胎质坚硬致密,色白,透明或半透明”句,所解释的基本属景德镇窑采用高岭土、长石、石英为原料的烧瓷科学,代表的亦只能是清代以来景德镇窑的“瓷器”概念。而把清代景德镇瓷器物理性能套用于唐宋瓷器,尤其是强加于景德镇窑口以外的器物上,不只与历史背离,甚至还会让人觉着十分荒谬。原因是,若照着上述指标归类,中国在宋、元、明时代的绝大部分景德镇窑瓷器,在唐代的长沙窑青釉瓷、巩县窑绞胎器,在宋代的潮州窑、磁州窑[注8]、汝窑以及南宋官窑产品,概不能称作瓷器。因为,上述名瓷的显气孔率大多较高,吸水性亦明显;非但胎骨不透明、胎色不白,而且,烧成温度普遍在1260℃以下,还有不少瓷窑的烧成温度介于
1100-1200℃之间。
唐长沙窑青釉点彩双耳罐笔者藏
北宋潮州窑白釉黑彩佛像广东省博物馆收藏
比如前述的宋代汝窑,便是例证。而南宋官窑,莫说它的胎骨通常呈深灰色、没有一件是“色白,透明或半透明”的,就说烧成温度,亦同汝窑的火候大抵相类。参与老虎洞窑发掘的杜正贤、周少华等人在《南宋官窑青瓷原料的研究与中国瓷器二元配方起源的探讨》一文中称:“郊坛下窑的烧成温度在1100-1220℃之间,老虎洞窑的烧成温度在1150-1260℃”。“老虎洞窑的瓷片吸水率0.53%-2.01%。”“郊坛下官窑的吸水率0.33%-2.97%,郊坛下官窑瓷片大多生烧,吸水率较高,且变化范围大。”[注9] 很显然,郊坛下窑与老虎洞窑的火候都欠高,而胎质吸水率,若按“吸水率为0-0.5%”匡定,这两窑均超标4至5倍。
南宋官窑贯耳瓶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还比如宋五大名窑中因火候高、硬度强而被苏东坡诗云为“定州花瓷琢红玉”的定窑器,它的烧成温度并非一层不变,亦有火候稍低的时候。以定窑白瓷的烧成温度为例,晚唐、五代时为1300±20℃;北宋为1320±20℃;金代为1250±20℃;现代为1280±20℃[注10]。由上可知,历代定窑的烧成温度以北宋最高,金代最低,之间有70℃起伏。由此还可见出,陶瓷界目前给出的“瓷器经1300℃以上高温烧成”定义,过于机械、也太苛刻,连高火候著称的定窑都未必能时时达标。
金定窑白釉印划花赭彩枕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馆藏
事实上,在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景德镇瓷的烧成温度其实是不高的,而且,各窑场不但自身火候多变,相互之间还存有一定差异。例如,五代胜梅亭窑白瓷在1150℃-1200℃之间;宋湖田窑影青瓷在1100℃-1150℃左右;宋湘湖窑影青瓷在1200℃±20℃[注11]。火候不高的原因主要是南方〔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制瓷用的原料瓷石为高硅低铝,不足1200℃就可以烧结成瓷,其化学特点不同于高铝低硅。而火候上的或高或低,乃至温度有100℃落差,此为各窑场或瓷石不同、或内中助熔剂与铁质含量不尽相同缘故。
元明时期,景德镇陶工们寻找到一种新的硬质制瓷原料——麻仑地高岭土,即“麻仑土”[注12]。泥坯遂由瓷石的一元配方,发展成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以单一高岭土制胎,即使火候达到1400℃,胎泥也未必就能烧结,故瓷器不能用纯高岭土制坯,须掺合其它原料〕。凭借原料上的二元配方,“景德镇人烧成了一种质地像玉一样晶莹润泽,色调白中泛青的优质瓷”。高岭土的羼入,不仅仅提高了瓷坯硬度,还使大件器物很少发生变形〔高岭土的耐火度可达1700℃以上〕。当然,瓷坯烧结所需要的温度,也由原先的不足1200℃,猛烈上升。“这与胎中高岭土用量增高和釉中
釉灰的用量减低后瓷器的瓷化温度提高有关。”[注13] 自此之后,景德镇窑的成瓷火候才呈有序递增,由
1100℃-1200℃,向1300℃-1380℃高温冲刺。经测量,元代青花瓷有的烧成温度仅1100℃-1150℃上下,明代万历五彩盘烧成温度约1200℃±20℃,清康熙五彩盘和清雍正五彩盘的烧成温度大致在1300℃±20℃上下,现代景德镇则为1310℃至1380℃不等[注14]。火候上的这些差异与多变,造就了瓷器千百种美妙,再添上匠心独具,便是魅力无穷的“瓷艺”。
上述史实证明,以瓷土为原料的“瓷器”,不管属北方窑口,还是南方窑口,它们的火候自古以来是有大有小、有高有低,甚或时高时低,并无定规。因而,瓷器在烧成温度与吸水率方面,不存在一个固定模式,更不存在一个恒定的绝对数据。鉴于此,我们把东汉浙江上虞小仙坛青瓷的烧成温度和吸水率视为瓷器典范,并奉为成熟瓷的标准,显然是一种误会。
遗憾的是,自从人类有能力测定高温后,国人偏偏记住了清以来景德镇窑的瓷器火候,而且,还把清以来景德镇瓷器的性能指标,同东汉浙江上虞小仙坛青瓷的烧成温度和吸水率作了跨时代、跨窑口的连接,误以为这便是最佳的成瓷火候。现代人不但忘记了景德镇窑起始年代〔目前发现的早期窑址属五代时期[注15]〕乃至到明代七百多年时间里的瓷器烧成温度,更忘记了南北各窑口在以往年代里如何靠着土法,从不可控窑火中一一诞生了无数珍品的事实。况且还有许多人把“泥做火烧”的制瓷技艺,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类似现代作坊里的流水作业,由是给出的结论当然会显得僵硬与不完整。让人最纳闷的是,在古陶瓷科技突飞猛进、各类考古资料与测试数据非常翔实的二十一世纪,竟然有不少著作,依旧把“烧成温度在1300℃左右”或“烧成温度在1280℃以上”标榜为瓷器经典火候,这是缺乏责任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