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审美文化

雅俗互补　趣味多元:明代审美文化的特点

罗筠筠

明代审美文化在文学、艺术、工艺、文化(此处为狭义,包括民俗、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诸方面)乃至哲学、美学思想上均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观。从一个角度讲,它体现了原来彼此毫无共同之处并且相互排斥的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和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向着各自的对立方面的杰出之处重新选择、过渡,也就是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由粗俗、质朴、世俗向典雅、华丽、纯艺术方面发展,老百姓的市井艺术如民歌、民谣、传奇、话本、工艺、服饰的艺术性与技巧水平日益提高,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艺术指导思想和趣味指向,并从文人士大夫那里借鉴了某些艺术形式;另一方面,文人士大夫要求思想解放,打破理学的一统天下,突出真情实感,从空中楼阁回到现实世界,于是他们的诗文书画中原本具有的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则由思辨、文雅,展示人的精神世界,抒发人的胸襟向描绘世俗的人情物理的方向发展,从贵族文艺向市民文艺靠拢。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双向选择、互相弥补,造成以往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风尚和趣味的相互融和、取长补短,推动中国古人的审美趣味向多元化发展,它使明人的审美欣赏水平和明代美学走进一个更高的阶段,从而造成有明一代审美风尚和欣赏趣味的复杂性及总结性形态的形成。从这一点来讲,明人美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美学登峰造极之点,是其达到总结与终结的转折点,由此往后的清代美学已很少创新,开始逐渐由极盛走向衰亡。

明代审美文化中的这种双向选择和彼此融和并非出现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而几乎是在人的审美趣味所能涉及到的所有领域和各个方面全面开花。诸如各门艺术及艺术批评、文学及文学批评、服饰、工艺、饮食文化乃至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同时,这种双向选择和彼此融和也不是仅仅表现在内容、形式、手法或审美标准的某一方面,而是表现在从内容到形式到手法乃至审美标准的全面变化。换句话说,如果说明代以前的文人、艺术家、手工艺人或平民百姓还是站在各自的审美立场上,以单一的审美趣味在某一艺术形式中进行较为单调的创作活动或审美欣赏活动的话,那么从明代开始,在他们的审美领域中则出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形成了一种崭新的面貌。这种新面貌的特点就是,用整个心胸去面向整个世界,他们的生活中和创作中都不再是象以往那样仅仅用单一的手法来谈论单一的表现主题,而是多层次、多侧面地全面反映整个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类情感的复杂性。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明人的审美趣味经过市民阶层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彼此双向选择,最后走向了相互融和。无论在文学艺术领域,还是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都开始走

向多种形式的综合化一的阶段,力求以最丰富的手法、最恰当的表现手段、最适宜的形式综合反映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多样化的人们的审美趣味。由于明人的审美对象是既广泛辽阔又五花八门,既多姿多彩又似乎平淡无奇的整个社会生活领域,而非只是专注于某一方面,同时人们对于以往那种追求文学艺术纯粹性的要求也不再以为然,所以明代无论纯艺术或民间艺术,无论建筑或工艺乃至人们日常生活中各种涉及到审美欣赏的角落都可以看到这种走向综合的趋势,所以它可以称为一个各方面的成果走向总结和成熟的时代。

我们可以园林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是我们的前人留下的又一种具有永恒审美意境的综合艺术。中国古代独特的审美观在古典园林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明代正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得到空前发展的时代,无论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的建造都力求标新立异,充分展示主人和建造者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所以那一处处景色迷人的园林所表现的并非仅仅是一座孤立的建筑物的美,而且是设计家、建造者通过吸取各门艺术形式中的优秀成果,综合创造出的一种“意境美”。中国古代艺术家历来注重意境之美的创造如诗歌、绘画等,但与诗歌只借助于语言、绘画只借助于色彩线条不同,园林艺术意境的创造是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使用而成的。它虽然看起来只是一座建筑物或一处独立的景观,而一旦人们身临其境所感受到的巨大的审美感染力,却绝不是只来自它的一砖一瓦,而是来自构成它的艺术意境的方方面面。当我们走进一座园林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风姿多采的楼、台、亭、阁、小桥、流水、花木、草石,它们让人感到犹如融入到了一幅自然美景中,首先就获得了一种全身心放松的审美享受;进一步由题绘在各种建筑物上的颇具文学意境而又通过书法或绘画艺术表现出来的各色题款、壁画所组成的诗境、画境、园境又把人带入高一级的审美层次,这种加入了文化意味的意境无疑是从情感和理智两个方面给人以综合的审美感受;再进一步由鸟语花香、湖光月影、清风细雨等声、影、光、香之虚景与上述实景相呼应将人引入了更高一级的审美欣赏境界。运用分景、隔景、借景等诸多艺术手法,通过虚实相生、情景结合的意境创造,中国古典园林所给予人的美感已经超越了视听等感官上的享受以及简单的文化上的认同等美的感受,而且在这种审美感受中包含某些哲理性的东西,使人从对有限的空间品味上升到对无限的宇宙与人生的追寻领悟之中。也就象唐代文学家王勃在游览了滕王阁之后所说的那样:“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此外,一座完美的园林佳作,还必须有工艺、家具等其它艺术门类的相助。端庄的建筑配上精美的明式家具,再装点上技艺上乘、格调高雅的各色工艺品,使园林不再是一种只供欣赏的艺术作品,而成为可居可游,更具人情味的审美对象。明代园林艺术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走向顶峰的开端,同时也是明代艺术大融和趋向的一个典型代表。

其次,让我们从文人艺术与市民艺术的相互沟通,彼此靠拢的角度来看明代艺术大融和的审美现象。

正象前面已经说到过的那样,明代在文学艺术领域原来格格不入的文人士大夫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开始出现相互向各自的对立方双向选择的现象。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由思辨、展示人的精神世界、抒发人的胸襟,向描绘世俗的人情物理的方向转化;而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也开始摆脱过去那种一味的低级庸俗,向典雅、华

北京社会科学　1997年第2期

丽的方向转化。这种双向选择的结果,便是使当时人的审美风尚向多种趣味并存、多元化发展的方向迈了一大步。而这种双向选择的联结点便是小说。

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文人士大夫与市民阶层共同喜爱的文学形式,自然是有一定原因的。从大的文化背景讲小说的兴起乃是都市经济发达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直接结果。明代飞速发展的经济孕育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庶民世界的诞生,其中跃动的人情,飞扬的欲望无不刺激着人们的文化意识,于是取材于现世生活的复杂内容的小说应运而生,它以其曲折离奇的情节,生动而以平民化的语言马上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并赢得了人们的青睐。同时小说中塑造的各种人物形象,不论英雄好汉,还是帝王将相,抑或是才子佳人,由于他们的形象声气能够与社会中的各种不同阶层之人的心理相通,所以受到了上自知识分子下至市井小民的普遍欢迎。小说中侠义英雄的神奇力量和血性男儿的气概满足了一般平民百姓的嗜好和追求;那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水浒》)的痛快淋漓的生存方式特别令他们向往;那种“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水浒》)的不受政府约束的自由心态正是他们心底的呼声;那种彼此讲信义,重友情,“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三国演义》)的手足亲情也与他们传统的做人理想相吻合;那种“论秤分金银,整套穿衣服”,有饭大家吃,有酒大家喝,有衣大家穿的平等正是他们所期盼的社会乌托邦;那种“人生都莫把心欺,神鬼昭彰放过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西游记》)的扬善惩恶和报应轮回的描写与他们心中长期积淀着的宗教心理不谋而合。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小说中那些具有超凡才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甚至能让领袖人物对

自己言听计从的谋士智臣(如诸葛亮、吴用)是他们做人的追求与梦想;而其中所描绘的那种“桃园三结义”,君臣如兄弟的和谐的君臣关系则符合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象《金瓶梅》那样的并不以英雄豪杰为主人公,也不强调什么高尚的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而是反映世纪末畸型的中国社会中堕落、腐败、荒淫的小说,也同样有它广泛的读者群,因为它的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借助于生动的流行语言,用细腻迂回的手法在呈现晚明那种纵欲腐败的社会风习的同时,也把当时一个民间家庭的全部活动和由他们所涉及到的社会中的三教九流的具体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正是这些无聊的生活细节支持了生命在时空中的延续和定位,而对于那些终生忙碌的纭纭众生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从中也许可以看到自己或周围人的身影,悟出他们的命运与人生。所以它可以让他们为之喜笑怒骂,也可以令他们为之喟叹饮泣。由此可见,小说艺术在当时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之所以能够迅速蓬勃地发展,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全方位地满足了当时社会中各种人的欣赏要求,无形中成了他们的情感寄托。因而,小说不仅是明代晚期最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而且也是当时人们艺术审美趣味大融和的核心。

最后,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有关明代艺术大融和的现象。这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相互融和,艺术生活化而生活则艺术化,也许这方面的解释显得有些牵强,但这的确是当时的社会审美风尚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

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举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即明式家具。

家具工艺的发展决定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我国唐代之前,人们习惯于习地而坐,就地而卧,因而家具也十分简单。宋代时才渐

审美文化与美学史(专栏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