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

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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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22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阅读791次

内容提要: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但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同的观点很多，促成了这种复杂性。组织的视角尤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有理由相信，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构成、质量和数量并不必然是最优的。社会资本受到发展过程的影响，并影响发展过程。在社会资本的提高中，存在着重要的公共角色，但谁来担当这种公共角色，以及这种公共角色应当如何担当，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思考。

社会资本包括隐含的知识(tacit knowledge)、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语境下，它可以被看作是处理道德风险和动机问题的方法。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时，它的社会资本同样也必须调适，让人际关系网络部分地被基于市场的经济的正式制度所代替，比如，由统治的代表形式所强加的结构化的法律体系。这一过程开始可能伴随着社会资本整体水平上的损耗，但最终会造就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在这种社会资本中，社会关系植根于经济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尽管社会资本很复杂，我们仍可以对它做几项考察：首先，即使它不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调节，社会资本显然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反过来也影响市场经济）。其次，既然历史很重要，正确的改革顺序有着巨大的重要性。最后，社区创造的社会资本不一定非得优越于政府创造的社会资本，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不如政府创造的社会资本。应当注意到，认识社会资本并承认在它的供给中公共部门起着重要的角色，并不就指定了由谁来担当这种角色。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历史虽短，却已经有了争议。从科尔曼(Coleman,1988)在教育语境中的使用开始，这一概念有了很大的演变。我想从组织理论的视角来研究这一课题，并提出四个问题：

○把社会的整体看作一个组织，关于社会资本，组织理论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这种分析使得我们如何看待社会资本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何种程度上，“社会资本”或者社会制度能够更为广泛地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制度在演化，社会资本也在发展，我们对此能说些什么？特别是，是否有理由相信，在发展的某一阶段，社会资本可能有供给不足的情况？

○如果说，缺少社会资本是发展中经济的共同特点，我们应当如同关注增长的人力和物力资本一样，关注社会资本的进展。为改善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加速其形成吗？特别是，是否有理由相信，转移并走向更大规模的参与可能是有益的？

这些都是广泛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只能给每个问题一个简要的回答。

组织理论和社会资本

我们的社会包含无数的组织。近些年来，这些组织的本质和行为经过了日益频繁的详细审查。这是跨学科研究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这一领域集合了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努力。这些组织当中，经济学家们研究最为详尽的是企业。富有特色的是，一个企业的市场价值超出其物质资产和附着于企业的人力资本相当大的数额。会计人员称这种资本为“好处”(good will)。但我认为，它与我们许多人想到的社会资本具有极近的类似性。

理解这种资本的来源，使我们能够洞察社会资本的本质。我认为，它至少有四个独特的方面：

首先，社会资本是隐含的知识，它部分是产生凝聚力的社会胶水，但也是一系列的认识能力和素质。例如，现在美国大学的孩子们绝大多数都具有操纵电脑的能力，并共享“网络文化”。我敢说，在埃塞俄比亚的大学，孩子们就不是这种情况，甚至美国大学的许多退休教授也不是这样。因此，美国大学生人群分享一些隐含的知识，这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的一部分。这些知识之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它需要时间和努力来生产（它具有一定的机会成本），

它也是一种生产工具。

其次，社会资本可以被想象为一系列的网络，社会学家过去称此为“社会群体”，一个人进入这种群体后被社会化或者希望被社会化。当我与我的一个社会群体在一起时，我知道怎么做事，我知道要给谁打电话，知道人们期望什么东西，也知道人们对这种东西怎样衡量。当然，问题是我可能同时属于许多社会群体，它们可能有互不相容的规则，因此需要规则的等级制，需要原组织的策略，我过一会儿再来讨论这一问题。

第三，社会资本既是声誉的累积，也是选择声誉的方法。个体对声誉投资（一种含蓄的资本形式）是因为这样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并且有助于打破壁垒而进入种种生产和交换的关系之中。

最后，社会资本包括组织资本。经理们通过他们的管理、激励和命令的风格，他们的劳动实践、雇佣决定、争议解决机制、行销风格，等等，发展出组织资本。虽然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是激励机制，但他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组织如何通过那些能够改变这些激励机制的联系过程，抵消某些偏好。

从组织学视角出发思考社会资本，有助于一个人集中注意力于它的非市场方面：企业内部的大多数活动并不受标准化的市场机制的调节。然而，企业内部发生的事情显然与企业外部发生的事情、与企业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市场和社会资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在这里想要探讨的东西，有许多正是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的。

社会资本和市场经济

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是理性选择理论：如果我们想改进我们的组织，我们应当完善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个体努力和个体所得相匹配的手段，从而矫正动机，进而矫正行为。但我以前谈到过，组织内部发生的事情常常至多只是被市场机制不完善地调节。这是有其典型原因的，比如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与交易成本有关的原因，这就使得企业的内部接近组织而不是市场。更为近期的研究集中于交易成本的一种特殊表现——信息成本。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组织为资源配置机制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例如，在存在这些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罗纳德·科斯等经济学家发展了一种制度的观点，认为社会总体上是有效率的。

可能存在有功能障碍的社会制度吗？显然有：如果没有毒品交易，哥伦比亚今天的处境会更好；美国、墨西哥等等也会更好，只要他们都能享受目前的收入水平，而没有或是近于没有毒品交易。这就是问题所在，很容易看出，在局部均衡中，某一给定的制度显得不够理想。在这些局部均衡的模型中，也很容易从特定的无效率状况追溯到特定的问题，比如，产权的缺位。这种观点认为，一旦产权得到合理的配置，系统就会找到一种有效率的均衡。

但引人注目的是，所有这些都建立在某种断言和信仰的基础上而很少进行分析的结果。相反，人们有可能看到，实际上老实人是错误的，这并不是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我简称这种观点为芝加哥假说，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影响，是因为它从来都只是一个断言，这的确令人惊奇。我们知道，确定市场经济具有帕累托效率是多么困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假设，认为在非市场组织内部或者它们之间的纳什均衡具有最优的属性？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想到，利用社会资本——更宽泛一点是社会制度，有可能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填补市场留下的空隙。

道德风险、市场和互惠

我将参考阿尔诺特和斯蒂格利茨(Arnott and Stiglitz,1991)书中提出的模型，来阐述这些问题。研究将表明，虽然在有些情况下社会制度确实能改进市场制度，在别的情况中，它们实际上会令事情更糟。

所有社会体制都必须找到办法，以解决道德风险和激励问题，市场体制以特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看看汽车保险吧，我们已经习惯了给汽车上保险的市场。市场对付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