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原点

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原点

——论德国“一战”期间的计划经济及其对列宁的影响

任晓伟

2013-2-15 17:08:55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007年3期

作者简介：任晓伟，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西安710062

任晓伟，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一战”期间，德国建立起了历史上第一个战时计划经济。参照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列宁开始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初制度设计。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源起的过程中具有历史原点的意义，认识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内涵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一战”/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列宁/社会主义

在目前关于高度集权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形成的研究中，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照抄照搬；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反映。无论上述哪一种观点都忽视了两个具体的重要环节，一是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认识的分化，二是“一战”期间德国建立的历史上第一个“被隔绝的战时计划资本主义经济”[1](P415)。这两个环节相互结合在一起，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背景，后者则进一步扩大了前者的分化，使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开始现实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

上说，“一战”期间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源起的过程中具有历史原点的意义，认识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内涵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认识的分化

“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设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必然结论。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不分历史条件地把这一思想确立为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1893年5月，恩格斯在与一个法国记者的谈话中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2](PP628—629) 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试图把“有计划的社会生产”作为一个“最终规律”，作为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预定看法”。对于19世纪后期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来说，并没有在对“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理解上形成分歧。人们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被社会生产的有计划的细致安排所代替”[3](p210)。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分化，人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也跟着出现了分化。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在1917年前，当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各门各路英雄正忙着大斗资本主义之际，大家忙碌热烈已极，对于代之而起的经济制度究竟该采取何种路线，根本无暇多顾。”[4](p567) 不过，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欧洲社会主义的理论重心开始向自由主义偏移，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在计划问题上的细微变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斯坦把社会主义描述为两种状态，经济上，社会主义是“走向合作制社会制

度的运动或者合作制社会制度的状态”；政治上，社会主义则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主义”[5](p145、p200)。由于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修正主义”的理解，包括“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思想在内的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蓝图开始变形，只要是“为社会生产我们就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至于这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这种社会生产是不是以劳动者的利益为核心，这些问题似乎已经过时了。相反，“另一种远景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前景向我们指出的是工人的日常斗争和工人在数量上、在一般社会势力上、在政治影响上的增长”，其中包括工人“作为参加国家和经济管理的因素的能力和活动的加强”[6](P318、

P358)。在伯恩斯坦所代表的修正学派的理论逻辑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开始向抽象的“社会性”偏斜。比较而言，考茨基这一时期并没有明确地设想过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需要充分的社会化和计划，但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考茨基的认识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二是认为货币经济不会很快消失，作为一种流通手段，货币在更好的替代品被发现之前是必不可少的[7](pp365—366)。考茨基的存在着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明显地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

如果说，在这一时期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形，那么，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二者却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通过的党纲在表述未来社会的经济蓝图时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一经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定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们。”[8](P36) 1906年，列宁第一次把关于“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概括为“社会化的计划经济”这一概念，并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使用：“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

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9](p124)“社会化的计划经济”这一概念坚持并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经典设想，但这一时期列宁关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是在一种抽象的层面上进行的，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实践意义。这正如布哈林后来所说的，革命前“我们在谈论计划经济、集体经济的时候，根本没有具体地考虑过这些问题”[10](p63)。但是，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历史和政治信念无疑已经植入了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之中了，成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理论上一个鲜明的特征。但对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却是“完全独特的、使西欧和中欧的社会民主党人感到陌生的特征”[11](p61)。

二、“一战”期间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及其对列宁的影响

如果说，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对计划经济认识的分化还是隐性的，那么，在面对“一战”期间德国建立的战时计划经济时，这一认识上的分化就开始显性化和进一步扩大。

19世纪70年代后，德国走上了一条国家主导下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高度资本集中和垄断以及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政治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工业化道路。在这种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支撑下，“一战”期间的德国很快就建立起了同一时期的英法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完备的战时计划经济。

1914年8月8日，德国成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和“战时原料管理处”，前者负责分配政府订货和管理军需生产，后者下属59个军需公司，专门管理征集和分配各种工业原料，把重要原料和货物优先给予垄断组织。“随着战争旷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