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上的人

法律上的人*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著舒国滢译（转自：公法评论）

我想谈谈法律上的人，这个题目不是要说法律如何评价人，也不是要说法律如何对人起作用或应当如何起作用；而是要谈法律如何想象（设想）人，如何打算对人起作用，法律采取什么方式对待人。我的题目不是关于现实中的人，而是关于人类形象（das Bild des Menschen），即呈现在法律上的、准备加以法

律规定的人类形象。

这样一种形象在不同的法律发展时代是变化着的。有人可能甚至会说：人类呈现的形象的变化是法律史上的 "划时代"的变化。对于一个法律时代的风格而言，重要的莫过于对人的看法，它决定着法律的方向。

在那些现实存在着但又超越现实漫游的个人身上，在他们的任何怪诞、情绪和胡思乱想处，在那我们称为人性的怪异植物的完整标本上，法律制度肯定不可能建立起来。通过经验-具体的人不会通向法律制度之路，反而导致对法律制度的否定。有谁像麦克斯·施蒂纳*那样从"唯一者"出发，必定会像他一样以无政府主义而告终。相反，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规则只能根据人的普遍类型来制定--而且对不同的法律时代而言，多样态的不同的人类特性表现为典型的、本质性的，

是法律规范化的重要出发点。

假如人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一点上，即什么东西形成了主观权利，什么东西形成了法律义务，那么由人性确定的法律制度的看法就变得清楚可识了。有人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法律制度与其说关注权利的实现，不如说更注重义务的履行。--耶林（Jhering）曾强烈地指出：当法定义务不再被履行，法定权利不再被遵守时，一个法律制度必然解体。法律制度针对相应行为所设定的意志，不仅表现在由其授予的权利上，而且也表现在由其课予的义务上。那么，何时在权利的形成中，何时在义务的形成中，法律制度才表达它的这种意志呢？当它认为通过整流人的动力而能够预期实现其意志时，它就将予以授权；当它认为根据其意愿而必须把反动力置于人的反动机时，它就将课予义务。因此，依其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它使人清晰地看出：在人身上，到底什么样的动力属于是规定性的，是实

际起作用的。

从中世纪德意志法和人类形象，并以此为基础，我只想就外行陪审制度（Laienhaftigkeit）和监护穷人制度（Kontrollbeduerftigkeit）的保留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这样的法律时代呈现在我面前，最有特色而又司空见惯的，是那些渗透着义务、承载着义务的权利，那些满足按照义务要求履行之期待的权利。这些权利应当是安全地起作用的，因此它们以习俗、以宗教为规定的前提，而该宗教是与义务，与人之血脉相系的礼俗社会（die Gemeinschaft）密切相连的。事实上，中世纪的经济制度连同其国家制度，均建立在这些人类观念之上。同业公会制度意味着是对信用之垄断权的保障，即尊重同业公会将是一个充分的动力去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这种信用实际上经历了数百年时间的考验。采邑制度的本意是指：根据效忠领主的精神，以几乎非控制、非强制的履行条件来赠与最广泛的权利，--而这个前提条件最终是要否定郡主从领主那里肢解领地，否定最终由于经常不适当地形成法律上的人类（形象）设计而趋于解体。

三R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继受*）使单个的人脱离了礼俗社会。它们使人脱离社会，不再把义务，而是把引诱单个人的利益作为法（权利）的出发点。这样一种法律上的人的新类型是按照商人的形象来塑造的，它是一种完全的逐利的、精于算计的形象（所谓"有交易，则没有和气"）。商人的需求是罗马法继受的最本质的动因，因此法律的转型也是以这种新的人的形象类型为基础的，我们可能稍微夸张点说：自此，法律把所有的人都当作商人看待，甚至把

劳工视为"苦力"这种商品的出卖者。

作为人格化的唯我主义来理解的人，其法律时代又划分为两个时段：警察国家（时期）和启蒙（时期）。警察国家（当时）还不信任法律社民*有成熟的理智，它所关心的，是要预防这些法律当事人自己犯错误，是不让他们的心里得到狂喜。（按照1766年巴登邦的一项王室通告所宣谕的）它是其臣民的当然监护人，它将训导臣民抑制他们的意志，训导他们应当如何安排自己的家政。要在同样的方面论证何为正当的唯我主义，就要用更多的笔墨不仅对权利而且对义务加以证立。凡不禁止的，--即属要限界的，而不是绝对允许的。一个人，在法律制度上是作为它的接受者（Adressat）而映现的，这里法律制度甚至是足够唯我独尊的，对人的利益进行独断地引导，但它还不够明理来认识这一利益本身。

只有到了启蒙运动和自然法（时代）才使法律制度指向这样一种人的类型，而且罗马法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这是一种不仅非常自私自利，而且在自私自

利时又非常精明的个人；是只不过追逐自己的正当个人利益的人；是摆脱一切社会联系而只经受法律联系的人，因为只有法律才与正当的个人利益本身息息相关。在这里同时存在着的是一种永恒的方法论观点和一种暂时的、由历史制约的观点。也就是说，事实上，每个立法者必定是这样在塑造他们的法律，把人设想为好像是自私自利的：以至于他毫无情感地追逐自己的利益；在人身上好像是不设定法律限制的，他是如此精明，以至于他很快会识辨这一限制的任何漏洞。立法者的法律（根据康德所言）即使对一个魔鬼的民族也必须是适宜的，只要他们还有理智，--在相同的意义上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曾经说过："假如不把人预设为恶人，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一个共和国制定宪法或法律。"一个古老的法谚亦曰："恶俗使法律良善。"故此，任何一部法律必须假定很自私自利、很精明的人这样的虚构，并对此加以验证。对这个法律时代而言，人的类型不过是一个虚构，即不过是一个经验的平均类型：古典国民经济学和同时代的自然法学均持相同的看法，认为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符合"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形象标准的。狡猾、机灵的时代本不会明白：人类的大多数并不是自私自利、老谋深算和机警灵活的，而是肠柔心软、愚拙憨脑和慵懒随意的。

只有对此一人之（形象）观念之现实性持有这样天真的信任，才会使这个时代能够把符合逻辑的全部法律制度（我们必然感到钦佩）定向于新的人之（形象）类型。在这里，中世纪父权制的法律型塑之残余消失殆尽：所有的法律权利，它们以前在根据义务履行这个虚构的前提条件下被授予，现在则被干脆化解成了特定的权利和特定的义务。而且被课义务者之独特的、尚未认识到的利益，其所应承担的警察国家责任也被根除了。在同样的方面，自私自利实际存在的地方，义务不再被额外地课予，而仅仅是对权利的保障：利益不得挪动（beneficia non obtruduntur）；即使没有意志，也已拥有利益；凡属人之意志的，是他的天国。在这里，精明和机灵之人是预设的前提，他们能够发现利益并获得其实现的手段，包括法律上的手段：不知法者不利，法律为聪明人而立（ignorantia juris nocet，jus vigilantibus scriptum）--可法律根本就没有顾及那些慵懒怠惰之人！一切可能妨碍追逐正当利益的关系，一切在法律之外形成的关系，一切社会的、经济的关系被忽视了，而法律可能性与事实可能性被等量齐观，例如把形式法上的契约自由看作是事实上的契约自由。凡全部被视为自私自利之人的、老谋深算之人的、机警灵活之人的和自由思考之人的，也因而恰好被看作是相互平等的。签约者双方相互平等地在法律生活中扮演多重的角色，就像人站在自己的镜像前，